炎黄春秋20090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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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席间，吴健民布置宾馆经理请小平同志题字。小平同志把目光转向吴健民，带笑问：“你看写什么？”说着，健步走向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字。全场掌声热烈。吴健民问老人：“喝点茅台？”小平答：“可以！”
吴健民说：“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很多，费多大劲才能前进一步。小平同志检视完深圳、珠海的建设成就之后，豁然开朗，才由衷写下这富于远见的七个字。他到南方视察，肯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思路，他的嘉许和鞭策，极大鼓舞了士气，使在一线拼搏的开拓者如释重负，顶住压力奋勇前进。” 对于吴健民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心血，他们的胆魄和风范，是他难以忘怀，学之不尽的。
要科学地放开自己的手脚
1978年，吴健民受命到珠海之时，那里还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座工厂，一家饭店，马路上人车鸡牛混合走”的小地方。
基于科学历史观的认识，吴健民了解到珠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对外开放传统，这里曾孕育了容闳、苏曼殊、唐绍仪、容国团等等风云人物；珠海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海岛过百、海岸线长、资源丰富；这里地属亚热带，很多经济作物、观赏植物生长繁茂……是片人杰地灵的宝地，也是一张可以好好地构思、画出美丽画卷的白纸，绝不能野蛮开发。
遵循科学实践观的原则，吴健民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首先组建各机构的领导核心。当时全国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吴健民冒着政治风险，大力引进各方人才。原市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珠海市委灯火通明的三个办公室是书记室、机要室和组织部；第二件大事是确立建市方针，制定总体规划。除了组成以广东省建筑设计院为主要力量的珠海规划室外，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论证，反复考量后，定下把珠海“建成一个海滨花园城市”的总方向。诸如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工业建设、农林牧渔等方面，都审慎地做出了规划。
拓荒难，改变落后观念更难，要排除极左思想干扰尤其难。当时，本地和外来人员偷渡到澳门，一律都按政治问题处理。吴健民意识到：只要搞好经济，改善生活，偷渡难题就会迎刃而解。经报省委批准立即恢复了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农民所生产的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直接凭证件运往澳门、香港销售。以珠海湾仔的农户为例，在恢复小额贸易后的8个月内，仅鲜花一项，就收入52。3万港元：从中拿出部分买酒糟回家养猪。当年，澳门每年有两万桶酒糟出售，25斤一桶卖4毛钱；2。5公斤大虾在澳门可换得180公斤柴油……政策对头，激活了经济。珠海的面貌出现了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成批地回来了。边境不稳定问题获得解决，珠海与澳门的合作进入良性循环新阶段。
当时，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到七十年代末，成山的垃圾已超过80万吨，时刻喷放恶臭、孳生疫病、毒害土壤、附近海域鱼虾绝迹，直接影响着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生命安全。吴健民看了格外痛心！但当时珠海有部门却把这视为生财之道，每天派船运回垃圾做些买卖，年收入约100万。为这事，珠海市委层层商议、民主讨论，才扭转了死抱“小饭碗”的抵触，结束了澳门垃圾污染的历史。
当年，市委还决定不搞政治城徽，而是结合风土人情，建一座美丽的“珠海渔女”石雕。有些干部听说这要花20万元，极力反对。1984年，北京举办“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珠海渔女”被放在首位，《人民日报》还作了报道。至今游客络绎不绝地留影，雄辩说明了艺术的魅力和市委决策的正确。 其他“主干道是40米宽还是20米宽”、“建滨海城市阻碍了‘三来一补”’、“错过了原始积累”等争论，都越辩越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吴健民把这称为“渔村的艰难起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开拓者，吴健民深有感触。他回忆道：当年胡耀邦提出，“看准了的东西就主动去干。具体地说，中央没有想到的可以想，中央没有限制的可以干，中央规定得不对的可以争。”党中央这种开放的态度，创造了特区建设生动活泼，大见成效的局面。他认为：今天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
2007年，科技发达、商贸活跃、环境优美的珠海被选为“全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每天早晨或黄昏，人们在当年建设的情侣路漫步，享受着花园城市的清新空气……吴健民欣慰地说：“我是属鸡的，但却是牛的命，经常当开荒牛。当然，我是甘心情愿的。哪怕拖着耕具倒下，埋在耕耘的这块热土上，也是个心安理得的归宿。这也是我入党宣誓时就许了愿的。”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彭 迪 钱 行
普世价值问题在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划清一些影响国家甚至人类前途的是非和善恶问题的界线。但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普世价值观是不是西方的专利品，它有什么利弊，下面再谈。但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
回头想想新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中国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重要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以缺乏人性的专政压制民主，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和价值观宣布普世价值观是反动思想，禁止在中国通行。这种闭关锁国一意孤行的偏见到文革时达到顶峰，使国家的政局和经济濒临崩溃，给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再抬头看看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战开始，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推翻了维护个人崇拜的“两个凡是”的专制独裁。紧接着以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大得人心。随后又按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果断地实行了给人民以广泛的发展经济的自由空间，释放了人民的巨大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胡锦涛强调的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请问：各国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同我国广大人民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而要对它大张旗鼓加以讨伐？当世界各国热爱普世价值观的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中国某些权贵人士的反对噪音又会如何想呢？这种从原则上诋毁普世价值观的主张只能说是对内煽风点火，对外挑拨离间，违反科学、脱离群众、到处树敌，孤立自己。
有人企图搬出阶级斗争观点来从根本上否认世界上有普世价值观，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只有互相斗争的阶级观，不可能有什么人性的价值观。这种看法，不管是根据什么主义或理论，是对人性的歪曲和丑化，似乎人类只有阶级对抗你死我活的兽性而没有远远超越其他动物的人性。人类不但有高超的智力，能改造客观世界，而且有高尚的人格，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能反思，有感情，有是非善恶优劣的意识和真善美的敏感。人类在有了阶级，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和历史阶段中，阶级压迫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悲剧，至今历历在目。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经济、文化、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人类会在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理国施政的方式方法，催生一个以人为本的正常社会。在这里，人们将形成大大小小的合力，协同解决社会里各种不同的问题，使一个和谐社会诞生，健康成长。
总之，从野蛮到文明社会，人类走过一个痛苦的过程。阶级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殖民掠夺，帝国霸道，冷战对峙，导致不断的革命与战争，给世界难以估量的灾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达到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高峰。人们痛定思痛，想寻找调节国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出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实践中，人类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发展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赖以长期生存、化解矛盾、平等相处、自由生活、民主管理、仁爱宽容等本性和品德。对人类社会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并不由谁垄断，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它在欧洲人反对封建、宗教和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启蒙和宪政运动中首创。它的价值远超出欧洲。这种价值观是人类在探索过程中达到的比较公平，顾全大局，兼容并蓄，可以说是最大限度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君子协定。它不是完美的，更不是排外的，但的确被许多国家广泛认同。它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反对的是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页）
价值观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各国如果同意这些原则，可以各自制定维护这些原则的具体制度和安排。事实上，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创新。欧美国家大都通过立宪来落实这些原则。有君主立宪，有成文宪法，有不成文宪法，有总统制，有内阁制，日本还保留了天皇制，等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有些人听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字眼就反感强烈，硬说这些价值观都是西方国家所独有而深恶痛绝，甚至断言这些普世价值观是“干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霸权手段。这种言论不知将我们共产党置于何地，似乎共产党反对和害怕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原则，不禁令人想起过去大反“精神污染”和大骂人性论的日子。这种言论和中国普通人的想法怎么差得那么远呢？如果有人对普世价值观这个词过敏、恐惧，或者因为普世价值观这个词来自西方，有人不喜欢，那么，改一改，比如说，核心价值观，主体价值观，脊梁价值观或者世界公民价值观，等等，可不可以呢？随着人们的认识、悟性和自觉性的提高，普世价值观的内涵还要继续发展，人类的人格也会更加丰满高尚，形成一个人类自觉克服缺点，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美化过程，就像一曲交响乐，一直演奏下去，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既震撼世界，也发人深思，联系起来看，有可能成为21世纪历史的分水岭。上半年在中国发生的四川地震。下半年开始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两件特大的天灾人祸，再加上其他重要事态的新发展，对当前这个充满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四分五裂的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人们又在询问、反思和探索：世界要往哪里去？有没有共同利益和语言可以互相交谈，交流直到交心，增加理解，缩小矛盾，争取共存共赢？
目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小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它从美国开始，但它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不仅是欧美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垮台，尤其不能自由联想，说它是普世价值观的破产。在工业革命的起动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在发展与危机反复交替的过程中，它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修补，并且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早已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又到了一个大调整、修补和更新的时候了。当前的危机看来主要是那些操纵大公司银行财团企业的看不见的手，为了追求暴利，不顾后果，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规律而不能自拔，加上美国人一向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一旦公司企业信用破产，使广大的人民蒙受重大的损失，顿时消费市场凋零，从房地产开始，经济一蹶不振。各国政府手忙脚乱，对市场特别是对大公司银行企业加强监督调控干预，亡羊补牢，紧急救援，效果如何，人人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有些排外论者还想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嫁祸于普世价值观。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从政治角度分析，造成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正是因为在金融操作中偏离了公正廉洁的道德规范和民主透明的监控机制。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危机，正需要提倡而不是嫁祸于普世价值观。
中国同样也在经受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不可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更不应对西方国家有任何幸灾乐祸之心，高唱反调，而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首先稳住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时加强同外国的协作，争取共渡难关。有人认为中国金融危机完全是外国引起的，看不到中国自身的脆弱。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首先，2008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它的经济实力发展的成绩与速度十分突出，举世瞩目，但也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贵勾结，贪污腐化的现象水涨船高，屡禁不止。各色假冒伪劣，伤天害理之丑恶，层出不穷。这些负面现象暴露了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软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出口带动经济作为措施之一是必要的，但过分依赖出口不是可靠的长远之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急剧减少，我国决定重点转为大力发展内需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转变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国家积累的税收财富之多，占有的国土资源和生产资料之广，行政权力之大，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之落后，加上钱权结合，贪污腐化之严重，使国家的财力畸形发展，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已非一日，突然要加强内需，提高国民特别是广大基层人民的购买力，也不是一日之功。由此可见，配合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在这个关键时刻，从政治上参考普世价值观的原则应该是有益的。
2008年并不都是负面事态。中国主办和世界支持的北京奥运会就办得很出色。它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新契机，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起着催生和启发的效应。人们在问，既然有同一个梦想，难道就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可以分享？
另一件好事是，伯仲对峙近60年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转机。先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以国家利益为重，高瞻远瞩，摒弃前嫌，恢复了党际关系，两党高层领导经常直接对话。特别是去年以陈水扁为首的坚持分裂中国的势力在台湾选举中失败，国民党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实现了三通（空中海上通航和邮政关系恢复），为两岸关系全面恢复，铺平道路。虽然两岸统一问题还不成熟，但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加上双方的善意给和平解决分歧开拓了很大空间。岁末年终，大陆的团团圆圆乔迁台湾。两岸双方的深情迎送，感人肺腑，生动地反映了同胞骨肉之情是牢不可破的。胡锦涛在新年前夕发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呼吁，高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