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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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叫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
私自公布《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那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张恩慈如不是奉令，绝不敢如此行事。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佐证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2005年聂元梓出了一本回忆录，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杨克明说，那就找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贴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曹轶欧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来，她可以说自己并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只有失察之责，来逃避、减轻惩罚。她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康生的政治生命、荣辱、升迁，她不能贸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当然聂元梓很快就知道了。第二天24日，大字报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这绝不是巧合。没有可靠的内线，没有康生这样大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这7个人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贴出大字报。
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个“他们”包括张恩慈在内。康生没有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
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杨述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受到鼓动，听到会议的情况。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比较了几张大字报后，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采访吴传启）从此，聂元梓一夜闻名天下，她的名字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张恩慈毫不隐讳。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他授意写的
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书，我们系在大饭厅听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为什么40年来我一直记得这场报告？因为报告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5月25日，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四清，突然听说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大饭厅前的辩论甚至有人动手，互相间有肢体冲突。后来，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这张大字报的命运戏剧性地变化，人人关注这张大字报是如何产生的？是谁让写的？张恩慈的报告揭开谜底，所以印象深刻。
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我在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一书时，特地收入了这篇文章。
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说他要在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第一名。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写大字报的7个人很快分裂，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张恩慈分配到山西工作。（2006年9月6日采访石仲泉）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第一张大字报的事作罢。当时正在批判四人帮，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烧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时，张恩慈曾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会引起全国大乱，绝没有想这场火会烧10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时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钱 江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提出报告当天，人民日报即由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具体负责，抽调韩青、韩进玉、赵文政、姚伟、田永有等人组成工作班子。第二天。上述人员集中到一起，学习文件，统一认识。
从当时情况看，报社同志基本上都欢迎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但也有不同反映，有人认为：右派帽子早就摘了，还有什么可改正的？也有人担心这么搞会不会否定“反右”成果。个别人还犯嘀咕：“反右”运动是毛主席发起的，我们给改正了，以后再有运动我们怎么办？
工作班子讨论了起来。赵文政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对于错划成右派的人，即使过去了20多年，也应实事求是地给改正过来。这并不是否定“反右”斗争，否定的只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这个认识，大家都比较认同。
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随即开展起来。首先是确定工作对象。大家翻检20多年前的材料，发现当时处理得相当粗糙，归档很马虎，档案中连一份完整的被批斗、“划右”者名单都没有。只好分头翻箱倒柜，在1957年和1958年的工作简报和计划总结中寻找，姜汉鼎还找来了当年“反右”的有关书刊，结果从中查检统计出，报社当年一共划了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从“右派”中转划）。株连所至，他们的家庭子女乃至朋友故交都遭受了很大痛苦。
当时人民日报的反右“成果”是：1958年4月2日，报社划了24名“右派”：蒋元椿、刘衡、刘时平、刘晓唏、苍石、林安乾、杨建中、李右、沈同衡、裴达、林钢、吕建中、孙乃、陈国安、方达、胡平、赵克惠、张光华、朱克潜、蒋如苣、张恩铭、张宝义、田兰坡、杨春长。不久后增划8名：黄操良、季音、钦达木尼、习平、刘群、高粮、赵恒良、胡骑。另外，工厂将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这些人中，除黄操良自杀外，有9人留在报社，23人遣散各地，其中大部分生死不明。
“改正”工作班子当即决定，对留在报社的“右派”，马上开始复查改正。对散落外地的23人，由韩青和韩增玉两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先去河南、安徽、上海、贵州等南方9省市，寻找遣散在那里的16人，着手复查。这16人占了遣送外省者的大半，余者由别的同志寻找。
赶赴贵州寻找当事人
挑选当年刚刚调进人民日报的两位政治部干部韩青和韩增玉，恰得其人。
韩青当年42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做过侦查保卫和文字工作。他调入人民日报政治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记者部主任商恺得知他文笔甚好，就来政治部商量，要调韩青到记者部工作，但是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没有放手。
现在，又是姜汉鼎问韩青，你有没有困难？韩青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他亲身经历的大学“反右”运动情景：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了些对农村统购统销不满的话，一个同学说起他亲眼看到苏军在我国东北有野蛮行径，结果这两名同学都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学籍。更离奇的是他所在学院政治教研室支部书记，前一天还在领导“反右”，第二天也成了“右派”。原来按照“划右”比例，该室还差了一名，于是这位支书就说自己有同情右派言论之处，把自己上报为“右派”，上级居然就批准了。韩青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荒唐的，应该纠正。因此，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改正”工作。
这年45岁的韩增玉其实是《人民日报》的老干部。1948年《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里庄创刊不久，他就在村里投身革命，当上了报社通信员，进城以后曾任总编辑邓拓的警卫员。后来因国家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需要，调到二机部从事保卫工作。此后几经调动，“文革”中到北京工业大学继续做保卫工作。前不久，他听说《人民日报》要迁往新址，就回来看望老首长安文一。安文一得知韩增玉孩子多，住房狭小，就要他“回报社”工作，说将来房子会有的。于是韩增玉在1978年春天回到了“老家”——《人民日报》这个熟悉的地方。
在邓拓身边深受教育，为老首长的“文革”遭遇深感不平，韩增玉从心底里拥护拨乱反正的好政策。此时风云际会，反右改正就成了韩青、韩增玉来到《人民日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们深深地理解，蒙冤受屈20年是多么漫长！一旦大致打听到了受屈人员的下落，就决定马上出发：早复查一天，就能早改正一天。
10月22日清晨，韩青、韩增玉登上去贵阳的飞机。
第一站去贵州。他们已经了解到，报社有4人被遣送古夜郎，都到边远县城。抵达贵阳后，他们直奔省委组织部了解人员去向，得知胡平在安顺地区，刘时平、蒋如苣夫妇在赫章县，还有一位赵克惠不知下落。
他们决定先从找胡平人手。第二天来到安顺后，才打听到胡平在晴隆县，去那里要坐长途汽车，而次日的长途车票已经卖完了。好在有一位部队的同志帮忙，弄到了车票。第二天，他们在长途汽车上整整晃了一天，才来到黔西南的晴隆。下车后先在招待所住下，即赶到县委说明来意，这才了解到当年县委已将胡平安排到县农水局。
韩青、韩增玉满以为马上就要和胡平见面了，谁知县委与农水局联系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原来胡平早在1968年即死去了。那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段，性格倔强的胡平不能忍受屈辱，含愤自杀。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韩青和韩增玉就赶往汽车站，乘车返回安顺。在安顺等到午夜12：12分，坐301次慢车去水城，再改乘汽车去赫章。那是贵州的西北端，真正是古代“夜郎国”腹地。经过一番旅途劳顿，10月30日一大早，他们来到赫章县委组织部。组织部审干组的同志听说来者是北京的同行，十分亲热，马上介绍了本县正在开展的“右派”复查，随即带上客人来到赫章二中。从《人民日报》遣送的刘时平、蒋如苣夫妇都在这里任教。
赫章二中支部书记殷学昌介绍了刘、蒋两位老师的情况，然后把蒋老师找来了。原来此时的刘时平已得知北京开始复查1957年旧案，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赶往北京申诉去了。
看到了人民日报社来了人，蒋如苣心情激动，当即回顾了1957年自己挨整的全过程，对当年报社开会、发言，乃至组织的批判等等记忆犹新，说起来滔滔不绝。说到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同时她也提供了赵克惠被遣送在贵州织金县的情况。
刘时平、蒋如苣夫妇被打成“右派”，是人民日报“反右”运动中最早出现的错案。
刘时平1915年出生在内蒙古临河县的富豪之家，中学毕业后于193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1937年冬天赶到晋北八路军120师师部，加入了共产党。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