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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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田纪云：改革开放30年后回头看，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依然占有重要一页。　
　　记者：由此说来，从十三届五中全会到十三届八中全会，您的两个发言，再到1992年你在党校的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田纪云：是的，我说过，我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我当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回头看，还是我1993年答记者问的话。那天，当记者问到我十多年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担负了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时，我回答说：“回顾十多年的工作，我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显赫的政绩，值得骄傲，但也不是碌碌无为，无所建树。我为国家十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为对外贸易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为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里面也包含着我的一份辛劳。回首我在中南海的十多年，我的心情是坦荡愉快的，我为国家和人民是尽心尽力的。”今天我们谈到的1992年党校讲话，或者再往前追溯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我的两个发言，也算是“我的一份辛劳”吧。　
　　重温田纪云党校讲话　
　　在与田纪云对话后，我们本来想就党校讲话的内容再多谈一点。但田老说，讲话的内容已在书中了。讲话的内容你们自己去解读吧。　其实，在采访他之前，我们已经细读了讲话，不时地为其毫无顾忌的话语而喝彩。这篇讲话，从题目《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上看，似乎是专讲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其实不然。讲话虽然是从农业和农村问题人手，实际上是为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　
　　第一，在谈到农业和农村问题时，田纪云指出，必须贯彻三个坚定不移，主要是要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　
　　第二，阐发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思想，将当年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想具体化，进行坚决的批判。他在讲话中指出：　
　　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还必须打破“左”的禁锢和束缚，不把“左”的问题具体化，搞清楚，光说加快改革开放，是加不快的。一句话，阻力重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东西，领导层如不认真清理“左”的东西，不在理论和实践上认真领会小平的讲话精神，认真解除“左”的思想束缚，很难创新，很难做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左”的束缚非常严重，你如果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改革开放的成果。他就没有想想这个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不是改革开放来的吗？宣传改革开放就破坏大好形势．这不是颠倒是非吗？你如果说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说多一分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党和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有企业，个体户，他就说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说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部都否定了。　
　　在总结了甚嚣尘上的“姓资姓社”论者的主要观点后，他说，“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比比皆是，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里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是空谈。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　
　　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　
　　第三，对于当年盛行的借“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国策的观点和做法，田纪云以近乎于浅显的道理予以坚决回击。他指出：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些沿海地区、边境地区的人往外跑，为了阻止外逃，什么措施都采用了。但还是堵不住。现在那些措施都没有用，而想回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这边比他们那边还好些了。这才是真正的钢铁长城！离开物质这一基础，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人民生活的改善，整天领着大家去唱“社会主义好”，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巩固不了的。“文革”时不是天天唱“社会主义好”吗？心里真觉得很好吗？未必。后面加上“就是好，就是好”，强词夺理嘛！怎么好呀，我们想想那个时候怎么好呀？我长时期搞财贸工作，没有为多而发愁，都是为少而发愁，什么都少。逢年过节都要考虑怎么为大家搞点肉。搞点豆制品、黄花木耳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凭票的。豆制品还要粮票的。一个人一个月三两肉，北京是首都是半斤肉，一个人每月一斤蛋，大部分还是臭蛋。一到周末就要与老婆商量，肉票还有多少，这周吃了下周还有多少，早上起来不干别的，先去排队。见队就排，与苏联现在差不多。排上之后才看卖什么，一看不合适再排另外一个去。我那时虽然也是厅长，早上起来照样和老婆一起去排队买吃的。　
　　为此，他认为，如果真要“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反不了，相反，“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　
　　以“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论者，所持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对此，田纪云有这样的回答：　
　　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顷刻间就垮台了吗？这说明，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不给社会主义注入生机和活力，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做到的。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最根本的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使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田纪云的结论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人民能不爱吗？一个领导这样国家前进的党，人民能不拥护么？”　
　　言外之意自然是：那些“反和平演变”论者，实际上是把国家、把党推向灾难！　
　　上述摘录，仅仅是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如果通读全篇，相信也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与一些干部讲话的“八股”腔相对照，田纪云直抒胸臆的“话风”，也可以说很不错了。　
　　因为讲话是那样的直抒胸臆，听者胸中块垒也随之一吐而出。所以，讲话才能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所以，在时过16年之后，我们还依然有理由来引述它，宣传它。

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
——重温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献·冯兰瑞
　　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耀邦同志直接主持起草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他的前瞻性的思想火花。记得在文件发布约两个月后，我曾在中国经团联全国秘书长会议上讲过十点学习心得体会。那时候的理解比较肤浅，值得现在重新解读。　
　　《决议》是在1986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这是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能作出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唯一的重要决议。《决议》中有不少新提法新观点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大家看了都十分振奋，认为在“邓胡赵”体制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决议》的路子走下去，我国实现现代化中兴伟业的成功可以预期。　
　　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中华民族竟然又一次与现代政治文明擦肩而过。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　
　　　
　　突出政治体制改革　
　　　
　　《决议》首先肯定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这里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三个方面并列，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如此安排不同一般，值得引起我们思考。　
　　一般说，与经济体制对应的是政治体制；与物质文明对应的是精神文明。这是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政治体制本可包含在广义的精神文明中，属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决议》把它独立出来作为与精神文明建设平列的一个方面，其中大有深意。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几年里，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乡经济获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相形之下，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却还是停留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中，没有什么具体措施，相反在实践中还不断违反民主原则，不断开展批判不同意见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十年“文革”造成社会沉渣泛起，道德败坏，人文精神失落，世风不振，形形色色的遗毒尚未尽除；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矛盾丛生，弊病百出，阻碍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理论界、文化教育界、社会各方舆论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决心起草一个纲领性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他不仅亲自主持、直接领导、参加讨论，并且还自己动手改了一稿。《决议》之将政治体制改革突出地作为现代化总体布局的一个重大方面，正是对党内外同志意见的广泛反映，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获得通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本来是全面改革的方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改革。但在此后的五年间，我们只抓紧了经济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所以，《决议》一再强调改革是全面的，阐述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时宣称：“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中央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这个决策是多么地激动人心！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决议》通过之后不过三个半月，耀邦同志就被迫辞职。后来，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提上日程，却旋即因“八九风波”而停滞。　
　　　
　　根本任务是培养公民　
　　　
　　在新世纪全球化时代，我国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培育公民社会的重要，大声疾呼要加强公民教育，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甚至想要当公民教员。这，表明了我国社会正在进步。　
　　二十年前，就我个人来说，不仅对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缺少认识，自己的公民意识也是很差的。说来惭愧！在重读当年的《决议》，看到其中将培养公民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仿佛是个新发现。　
　　《决议》第二个问题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提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决议》强调：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条件。　
　　“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决议》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提法，与十二大报告中培养“四有劳动者”有明显的连续性。即令是文字上，本次《决议》同十二大报告中的若干提法也是很接近的。例如：“加强宪法和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公民道德的教育，”“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公民义务、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等。　
　　其实这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提出的对公民的要求，已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之内，是建设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民主宪政已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我国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却很少涉及民主宪政建设问题。其中的制约因素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是我国目前政治格局下不可动摇的铁律。《决议》在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要遵守宪法的时候谈到了党员，也只能含糊过去。例如说“公民都要遵守宪法，党员还要遵守党章。”这当然是对的。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中的两个字：“都”和“还”，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党员也是公民，也要遵守宪法；不仅要遵守宪法，还要遵守党章吗？后面接着说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人物，也是指党员和党政官员的。但是却到此为止了。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实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党委的关系如何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二十年前我们就按照《决议》的要求开始抓公民教育，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政治文明，那么，今天中国公民的素质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　然而，逝水东去，不复西流！历史是不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