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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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教条主义置之脑后并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显然，这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粗暴批评和武断否定。随后，教育主管部门下令将胡批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正面教材纳入大学教学中。但陈老依靠大学的学术优势，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接受政治偏见和行政命令。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我们在苏州开会研究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编写问题，陈老把北京、上海的夏衍、葛一虹、柯灵、赵铭彝等请来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大学与文学结盟的学术会议。夏衍谈了一些“背景材料”，对胡文违背马克思主义之处分析十分深刻，指出周文虽有不足之处，但在“人学”问题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陈老所持观点大致与夏公同。这使我们的教材没因“紧跟”政治而短命，从1989年出版至今近20年仍被采用，几次重印，而且为纪念话剧百年即将出修订版，1992年还得到过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从苏州回到南京大学，我们坚持不在学生中贯彻行政上、报刊上那些宣传胡文、批判周文的种种“说法”。陈老说：“要读马恩原著，胡文周文都要研究，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话是23年前说的，那时大学里还没有重新提起陈寅恪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呢！现在听说有些大学在文科评出了颇受优厚待遇的“资深教授”，我看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授才够格，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陪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易　非　
　　今年8月24日，我从报上看到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萧克将军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　
　　我虽然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但他过去为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加拿大是我国友好邻邦。1970年建交后，两国人民和两军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出任我国驻加拿大使馆武官时，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不止一次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毛主席提出的鱼水般的军民关系为世界军事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副总参谋长特里奥中将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位负责的成员”。　
　　1980年8月，我国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同志率领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美，使馆知道这一情况后，向国内提出萧克将军访美后，回国时顺道访加，加驻中国使馆也有这个要求，那时国内虽然外汇困难，最后还是同意了使馆的意见。　
　　萧副部长访加消息传出后，加军方朋友十分重视，在外交交际场合上，不断有人询问萧克将军的情况。我们告诉加方朋友，萧副部长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我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政府派这样的重要人物访问加拿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如何重视中加两国军队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1980年8月下旬，萧副部长率代表团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受到加军方派出的代表热烈欢迎。　
　　当天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即予接见，双方谈话亲切友好。谈话中，威瑟斯上将询问萧副部长，加军通讯设备十分先进，法国军队都花巨款向加军购买通讯器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需要，他可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作出贡献。　对威瑟斯上将这一友好表示，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萧副部长问我如何答复对方的问题，我说是否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回去后考虑这个问题。”萧副部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向对方作了答复，对方点头表示理解。　
　　随后，加国国防部长接见萧副部长，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晚上，威瑟斯上将举行晚宴，热情欢迎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　
　　威瑟斯上将在热情友好的欢迎词中，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阐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萧副部长在热情友好的答词中谈到白求恩时，加重语气说“随着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白求恩式的人物一定会不断涌现出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总参谋部代表皮尔特将军全程陪同萧副部长参观。为了加强双方的交流，总参谋部在全军物色了一名少校中文译员，协助皮尔特将军工作。　
　　这名中文译员是中国人，姓胡，早年随父辈来到加拿大谋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加海军工作，颇得领导欣赏。他对新中国态度友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蒙特利尔飞机制造厂、多伦多国防大学、多伦多参谋指挥学院、温哥华附近的工程兵学院和该学院举行的军事演习。　
　　工程兵学院院长辛普生爱好高尔夫球，不久前因打球受伤在家休养，得知萧副部长要来参观他的学院后，不顾医生劝告，拄着拐杖随同萧副部长参观学院和军事演习。他动情地说萧副部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前辈，是加拿大的贵宾，来到他的学院参观，是学院的光荣，也是他的光荣，伤口再痛也要出来陪同萧副部长参观访问。　
　　萧副部长来加后，处处注意政治影响。王大使为了尽地主之谊，拟请他和代表团成员吃顿便饭，他感谢王大使的深情厚谊，但他谢绝了王大使的宴请。他认为国家外汇困难，使馆应该尽量节俭，国内来客不应该宴请。加方虽然安排他住高级宾馆吃高级西餐，但他和副团长陶汉章都不习惯吃西餐，因此常常饿着肚子参观访问。我们拟向加方反映这一情况，希望主人能安排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在中餐馆就餐，他不同意。他强调访问一个国家应该客随主便，不应为主人添麻烦。王大使知道这一情况后，指示我们带上煤油炉、方便面再回房间“加餐”。　
　　萧副部长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对我说，我党历史上的富田事件到底事实为何，值得进一步研究。他问我加拿大华侨书店有无这方面的书籍？我很惭愧地说，我过去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以后我去书店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会派人去看。　
　　萧副部长在多伦多访问结束时，加方总参谋部专门派了海军少将雅诺到多伦多设宴饯别。雅诺少将热情地反复强调，萧副部长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希望以后双方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加中两国军队和人民的友谊，萧副部长答词中，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并感谢加军方热情友好地接待。到温哥华以后，皮尔特将军在中餐馆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回国，双方都频频举杯，为中加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皮尔特将军是第一次同中国高级军官同吃同住同参观，代表团成员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特别是萧副部长的风度仪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使加方朋友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　
　　我不知道皮尔特怎么知道萧副部长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1982年我回国休假时，他送了萧副部长一件纪念品，并向萧副部长索取《南昌起义》一书，萧副部长送了他一本，也送了我一本，并在两本书上签名留念。　
　　胡少校通过亲身体会，对萧副部长和代表团更是推崇备至。　
　　胡少校过去曾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知道我军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民主精神好，但这些都是书上说的，印象不深。这次随代表团行动，通过观察体验和接触，深深感到我军高级领导的风度仪表，言行举止实在伟大，他对萧副部长印象最深的是对人热情友好，没有一点架子，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对待他就像对待皮尔特将军一样尊重。他说“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通过萧副部长的言行和影响，皮尔特将军和胡少校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我和皮尔特将军每年还通过贺年卡互相祝贺节日。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革命老前辈驾鹤西去，实在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资中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只见充斥于主流媒体和各种读物的文章，对美国的危机的严重性分析得很充分，与美国人一起为美国担忧，但谈到我们自己，则忧心忡忡者少，基调乐观者多。也许经济形势本来就建立在公众的信心的基础上，一旦信心崩溃，就不可收拾，所以在宣传上保持信心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美国之忧衬托我们的“优”（越），从中得到安慰，则离现实太远。　
　　在流行的种种论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国有化的思潮，其说辞之一是：美国不得不实行“国有化”了，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混淆，是把政府救市等同于“国有化”，又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美国，乃至自由市场经济的误读。美国立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是遵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不会变的。但是至少自20世纪初开始，经过深刻的从观念到法规的改革，必要的政府干预早已被承认为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承认其有助于保护公平的自由竞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硬要把自由市场经济说成是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的放任自流经济，不是故意歪曲也是误解。方今之世，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的经济，特别是健全的市场是建立在完备的法治基础上的，而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政策法令，都是政府的职责。至于干预的力度、手段和时机是否恰当，是促进还是促退经济发展，其中的经验和理论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就美国而言，政府除了有多种法规监控企业外，在非常时期收购一部分企业也非自今日始。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曾多次注资或收购煤矿、铁路、钢铁厂，乃至控股某些银行。不过一段时间后又返回私人手中。前不久，《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列举历史上诸多事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接管了铁路，以确保战争物资、军火及军队的运输畅通，1920年又归还私人。二战期间，政府又接管了包括铁路、煤矿以及包括蒙哥马利百货连锁店等在内的几十家公司。　
　　上世纪30年代，亦即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成立“金融复兴公司”，不仅给负债累累的银行贷款，而且注资照买了6千家银行的股份，高达13亿美元（略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等经济好转以后，政府又将股份陆续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据说政府基本上不赔不赚。　
　　1952年，为配合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接管了88家钢铁厂，其理由是这些厂家资方的顽固态度可能触发大规模罢工，从而影响对韩战的供应。不过，不久，最高法院即判其违宪，滥用总统权力，此举未能持续下去。　
　　1984年，伊利诺依大陆银行因石油贷款坏账濒于破产，里根政府收购了该行80％的股票，因为这家银行太大，担心其破产会引发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为此，政府损失了10亿美元。后来这家银行并入美洲银行。　
　　根据以上事例，美国百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政府“救市”之举。即使最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里根政府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干预的程度视需要而定，当前这一次可能规模特别大，但是这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国有”，更谈不上“化”，一俟危机过去，就会恢复私有。正如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说：抛弃意识形态成见这样做，“目的是让资本主义的引擎充分发挥其生产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沉默的伙伴，有条件时就尽早抽身”，而不是颠覆资本主义，更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还必须看到，无论是当年还是眼前，美国政府出资救市的每一笔钱，每一项法规，都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国会反复论证，几经否决、修正而后通过。并且受到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的监控。其实施的整个过程也在媒体监督之下。其中当然有利益集团的博弈，但难有暗箱操作。　
　　至于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走什么道路，有赖于我们自己面对现实，对症下药。这里涉及如何对待外国经验问题。这个问题远自鸦片战争之后，近从改革开放算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始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夫子之教，言简意赅。但是在现实中，我所见到的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外来经验，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强调国情特殊，拒斥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和与此相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一方面，又目光离不开美国，处处攀比，学校则“中国的哈佛”、富豪则“中国的洛克菲勒”、甚至丑闻都称〃XX门”；特别是有关负面的事物，常见的说法是“连美国亦如此”，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或者减轻了严重性。例如腐败，例如两极分化，既然美国也有，彼此彼此，倒说明是普世性的了，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又如我国自我定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国有”被认为等同于社会主义，那么掌握国家命脉的国营垄断企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另一方面，某些CEO的年薪却早已在绝对数字上赶上资本主义的美国，并以“国际标准”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却无视我国职工平均收入比美国低得多，而且全民社保远远不逮的基本国情。在标榜“与国际接轨”时只攀比一头，另一头则强调“国情”。殊不知，美国私企高管的超高收入早已作为一种社会病灶为众所诟病，特别是破产企业高管正在受到公众谴责、国会问责。事实上，美国在1960年代，大企业高管的收入只有普通工人（按小时计工资）的25倍，到世纪之交猛增至400多倍，以后又急剧上升。其原因正是由于其收入中股份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他们也越来越致力于上下其手抬高股价，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实体业绩，以至于一些知名大企业出售股票的收入大于出售其产品的收入。股市日益与企业效益脱节，与此同时普通职工的收入不升反降。这就是股市泡沫的由来，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我国掌握“公有”资产大权者把“轨”接到了这一“国际”上，焉能不使国民受其害？诸如此类，弃精华而取糟粕，成为通病。　
　　现在美国的确出了大问题，害了重病。全世界都在为它把脉。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底子比较厚，实体经济仍然有一定实力，而且还有百年来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这一机制是植根于制度文化中的、综合性的。至于在这次危机中它是否需要更新，将如何起作用，美国何时方能走出困境，世人将拭目以待。窃以为，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危险性远比不上1929年的大萧条。那一次正因其“史无前例”，全民没有准备，确实恐慌，相当一部分人丧失对制度的根本信心。自那时以来，实际上已历经多次波折。就失业率而言，里根时期曾达到过两位数，现在还没有达到。当然，那一次情况不同，是信奉供应学派的决策者鉴于自小罗斯福以来多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积弊，以“壮士断臂”的决心主动采取反向措施所致。美国政治的特色是钟摆左右摇摆，在摇摆中进行调节。现在放任过度，监管不力，又需要摆向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