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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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民主制，还是“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
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此后，他就一直强调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并说：“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看起来是非常完善的。但是，这个理论和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即它的实质在于集中，民主不过是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
其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包括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社会，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后来列宁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起初只提集中制）。十月革命后又把这种制度扩大为苏维埃国家体制的指导原则，甚至还把它列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为加入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按照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理论，重大问题虽然要由集体进行充分讨论，而且讨论自由，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发表，但其重点和目的都在于集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了这个理论，并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以至全社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是必须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实行这种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只能妨碍民主的实行和进步。
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集中，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是被虚化的，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既然是手段，就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完全由领导人的意愿所决定。因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是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中于各级党委；在各级党委中，集中于第一书记；最后，全国的大权都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而人民甚至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主权利，都少得可怜，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扩大民主”、“让人讲话”的号召，甚至把话说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严重程度。
过分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的专断和专制。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有的人记录为毛泽东提出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了秦始皇极权专制式的集中，哪里还有什么民主？还有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正如杜光先生所指出的：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就成了走向极权专制的捷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进党内民主的拦路虎、挡箭牌，要实现党内民主化，把党建设成为民主的政党，就必须取消民主集中制”。我认为他讲得是很对的，应该回到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
途径：是“由民做主”还是“为民做主”？
由民做主和为民做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由民做主，公民无须通过自身以外的主体而自由地表达意愿，并且直接行使权利；为民做主，则是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代替公民表达意愿，而且代替公民行使权利。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中，人民民主即“由民做主”是一条重要原则。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却把人民民主变成了他在“为民做主”。
在20世纪40年代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时说的那段名言中，毛泽东就已经说的很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4年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批评许多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地应“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的说法，他以后讲得非常多。对于他40年代的那段名言和让人说话的说法，向来评价很高，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少有人领会，即那都是他“让”人民进行的。一个“让”字，说明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自以为是代表了人民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就是人民民主。但既然可以“让”，也可以随时“不让”，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由民做主。
正因为是由他为民做主，所以“人民”的范围是由他决定和区分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当然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如何变化，除敌对分子以外的一切公民，都应该属于人民的范围。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阶级、阶层和各种各样的人都被排除出了人民之外。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右派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百分之五的人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很多人今天是“人民”，明天却忽然成了“敌人”，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所以，毛泽东虽然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但人民的范围却越来越小。
民主本来是和法治密切连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把民主制度固定下来，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但毛泽东并不喜欢法治，而是喜欢人治。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曾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不要法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领导人为民做主。
为民做主实际上潜藏了一个前提：即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能够完全了解并代表全体公民或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然而在理论上，这个前提是虚拟的；在实践中，这个前提存在极大的风险。人们通常看到的情形，恰恰是主体的意愿与公民的意愿并不重叠，相反，常常发生龃龉甚至抵牾。也就是说，为民做主的主体并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因此也就不能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所以，在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实际上却脱离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全局性错误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不仅如此，为民做主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专制独裁。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作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于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分不开的。
方法：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
“大民主”并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针对我国现实生活里，“大民主”（公民参政议政、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新闻自由等等）太少而“小民主”（调资、升级、分房等纷争）太多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提议应该多实行“大民主”。起初，毛泽东并不认同“大民主”的说法，断定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搞什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主张。他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曾说：现在一些人“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十几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借用了“大民主”这个概念，接过了这种说法，但他曲解了“大民主”提出者的原意。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赋予了“大民主”以“大批判”的内涵和“四大”的形式，开始主张实行“大民主”，并说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的方式。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并“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在他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种“四大”的形式，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认为它真正发扬了民主，使广大群众得到了民主的权利。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是他民主思想的重大失误。我认为，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种“四大”的形式，确实使很多人得到了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揭发、批判别人的权利，也确实可以揭发出一些问题，给那些贪赃枉法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有所收敛，但是也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不管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都不符合民主的本义，是对民主含义的偏离；二是毛泽东提倡的“四大”并不是所有人的“四大”，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他就是坚决反对的，很多人甚至由此被划为“右派”，受到残酷的打击，只有在他号召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四大”，他才认为是发扬民主的好形式。由此可见，这种“四大”只是符合领导人意愿的一部分人的“四大”，而且是只许一种声音、一花独放的政治批判手段，因而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并不是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民主；三是由于“四大”不受法律的约束，容易造成无政府状态，使那些造谣诬陷别人的人得逞，使好人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提倡大民主确实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大误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它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非但没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兴，反而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创伤和沉重的教训。
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什么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毛泽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说明，只说它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旧式民主完全不同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广泛得多的民主。由于他过分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把资产阶级民主的很多内容都废除了。
那么，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初期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做出了深刻的思索。他认为，民主“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有继承性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它“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认为，陈独秀的分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宝贵的。在这个方面，毛泽东远远不如陈独秀。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应该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要求。否则，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杨继绳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价格状况是什么样子？1979年底，我对工业品的价格进行过一次调查，写过一篇题为《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背离》的调查报告。（新华社1980年2月3日《内部参考》）现摘引其中部分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状况：
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现行的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十分悬殊。例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只有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国营天津印染厂1978年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利润加税收）1。82万多元，而同一工业局所属的天津四新纱厂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只有3638元。国家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