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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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这次治理整顿实际上是一次经济收缩，通过经济收缩来抑制通货膨胀。1988年压缩的结果，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了20。7％，物价指数全年平均高达18。5％，因此，中央又加强了治理整顿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　
　　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为17。8％，1990年为2。1％，1991年为2。9％。为抑制通货膨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2％。　
　　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利用市场疲软的机会，着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从1989年9月到1991年，调整了客运、盐和盐化工产品、棉花收购价、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调价总额达500多亿元。1990年是几年来调价额度最大的一年（前几年每年调价200多亿元），也是物价涨幅最小的一年。治理整顿，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以下的低水平；它使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双轨价”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已经大大缩小，个别产品还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格的现象。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不会有多大的冲击了。　
　　　
　　1992年：价格全面放开　
　　　
　　过去几年的价格改革，凡是供求关系不是很紧张的商品，基本都放开了。而供不应求的商品（称为短线商品），还是由国家控制。结果是，价格放开的商品发展得快，国家控制的商品发展得慢。这就是人们说的“越短越管，越管越短”。这些供求紧张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这是因为加工业的发展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发展。1992年，不仅供求关系宽松了，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因此，从1987年以来进入困境的价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现在，人们认为全面放开价格的条件已经具备。　
　　放开，放开，放开。1992年也许是价格放开最多的一年。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得最多。到1991年底，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有737种，1992年就放开了648种。与此同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其它工业品价格也大踏步地放开。1991年底，国家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有60种，1992年就放开了50种。轻工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外，都全部放开了。1993年，钢铁产品价格和大多数机械产品价格实现了价格并轨。1994年陆上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也实现了价格并轨。　
　　最惊险的一步棋是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　
　　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长期以来，国营粮店对城镇职工的粮食销售价格低于国家从农民那里的收购价格。差额由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这是将近一年的口粮。理论界早就算出了这一笔账，建议放开粮食价格。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过去一直把粮食价格当政治问题。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作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比较多，这些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还希望抢购走一部分。所以，这次全面放开粮价，比过去玉米面提一分钱还简单。事先没有保密，也没人去抢购。　
　　到1993年春天，政府定价的比重已经很小了。按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计算，95％已经放开；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90％已经放开；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85％已经放开。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的价格也接近20％，可以说，中国的价格已经放得差不多了，可以说已经实现自由定价了。　
　　这时，不少人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终于闯过来了！　
　　　
　　一山放过一山拦　
　　　
　　但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价格放开到这么大的程度，但价格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价格能否正常发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作用，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看价格是否由供求关系来确定，价格能否反映供求关系。从1993年的情况来看，价格虽然放开了，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例如：　
　　国家虽然放开了价格，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并不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国营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宁可烂在仓库里，也不降价卖；有些国营企业的采购员，并不是择优选购，而是按回扣多少选购——国营企业对价格并不敏感。有些商品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现象。价格放开以后，也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这些情况说明了，计划价格虽然废除了，但是市场定价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放，还要立。要建立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建立管理价格的法律体系。价格放开不等于价格自流，要用种种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如“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价格改革要与企业改革相配合，要造就对价格很敏感的企业，这就要在产权改革上下功夫，等等。　
　　作为市场经济激励企业和配置资源的工具，价格是指广义价格。它包括一般商品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权价格。所以，价格改革还应当包括后两种。　
　　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地租），外汇的价格（即汇率），技术的价格（即技术转让费）等。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率。从理论上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都应当由市场来形成和调节。要完成这些方面的改革，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程。因为这些是其它各个领域改革的结果。没有金融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市场利率；没有外汇的自由兑换，就没有自由汇率；没有完善的技术市场，就没有合理的技术价格。　
　　由于缺乏产权价格形成机制，在国有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一些对企业有控制权的人低价收购国有资产，有的甚至自买自卖，变相瓜分国有企业。　
　　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源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从经济发展讲，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就是资源的短缺。由于资源没有市场化，中国的资源价格一直处于很低的状况，价格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一些掌握资源的特权者大发其财，资源浪费甚至遭到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3年5月，针对社会上放开价格后的轻松情绪，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改革：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我们不要过早地沉浸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好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林蕴晖
　　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使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们感到震惊。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煽动的结果，还是社会主义本身出现了问题，一时成了人们关注和思索的焦点。　
　　　
　　（一）　
　　　
　　关于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大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题注是：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中对匈牙利事件写了以下一段话：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0页。）　
　　这段话说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国际帝国主义；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说其依据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我们在与原决议相比较以后，可以发现上述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　
　　1956年12月10日的新华社新闻稿刊载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就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通过的决议（摘要）》原文是：　
　　《人民自由报》12月8日刊载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在12月2日到5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23人，会议讨论了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卡达尔在会上作了报告。有21位同志在广泛讨论、交换意见和辩论的过程中发言。　
　　决议说，10月23日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是：过去的领导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采用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方法，单纯行政命令的手段。决议说，这种有害的方法不论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些方法阻碍了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中扩大民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方法强加给人民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阻碍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决议继续说，这个领导集团没有能够承认和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它在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实质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重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指示。　
　　由于严重的错误而激怒了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民主群众进行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但是他们仍是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　
　　群众性民主运动中忠于社会主义的参加者们，在十月事件之前、在事件发生的时期和事件之后都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接着，《决议（摘要）》讲了二、三、四个原因是：　
　　会议在分析第二个原因的时候指出：过去年代中形成并且不断扩大势力的党内反对派中，以伊姆雷·纳吉和格佐·洛齐松为首的集团对于10月23日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悲剧性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在策划和发动十月事件中作为主要力量的是法西斯霍尔蒂反革命势力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　
　　决议说，最后，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第163—164页。）　
　　可见，匈党临时中央分析了四个原因，放在第一位的是原来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与上述决议内容相一致的有卡达尔在1956年11月22日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的会谈记录。卡达尔说：　
　　我们把10月23日的行动称做武装起事，这是因为参加这次起事的除了正直的人以外，还有其他分子。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称为反革命，因为这次行动的参加者大多数并不反对人民民主制度。　
　　关于这次行动的原因，我们是这样看的：　
　　首要的原因是政府领导人犯的错误。这条由拉科西制定的党和国家的错误路线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　
　　在许多错误中间我想强调两点：　
　　1　严重伤害人们的民族感情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人民群众行动的主要动力是由于民族感情被伤害，而这又被利用来掀起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情绪。　
　　2　社会紧缩。1949—1953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一部分原地不动，大部分倒退，而同时军队和军费开支相对大了些。　
　　……重要的原因还是破坏法制，滥用职权和冤假错案。　
　　下面我谈谈国家保安制度问题，这方面有两个严重的错误：　
　　其一是国家保安局被非法用做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反对间谍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其二是人民群众厌恶国家保安局，因为国家保安局把自己大量的人员用来反对劳动大众。　
　　匈牙利共和国一共只有900万人口，而其中近100万人被认为是怀疑对象，这10H0万人在家里、在工作岗位都受到监视。实际上。整个国家也只有4万6万霍尔蒂分子，他们才应当受监视。　
　　上述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信任感。他们厌恶这个保安制度……　
　　这就是许多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爆发动乱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对上述错误不正确的批评。而在不正确的批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纳吉集团。　
　　第三个原因是旧的反革命。（注：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0页。经过33年之后，1989年2月10日一11日，匈党中央全会再次就1956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评论说：“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这包含有对当年纳吉的某些政治主张的肯定。”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268…269页。）　
　　以上可见，关于事件的性质，卡达尔认为，10月23日的运动是“武装起事”；10月31日～11月1日是“反革命事件”。匈党临时中央全会的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卡达尔的观点和立场，但对事件的性质则做了“这是反革命”的单一结论。　
　　在这里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是因为对整个事件起因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　
　　　
　　（二）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