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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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是因为对整个事件起因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
（二）
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情况的了解，是10月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从苏共中央得知的。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是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做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发生事件的原因，波兰、匈牙利都是由苏联解放的，不是自己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斗争中，党没有用群众路线，组织起工人农民阶级，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学生欢迎西方，不喜欢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把好人卡达尔、哥穆尔卡等人整了，真正反革命没有肃清；对资产阶级采取没收的办法，树立了敌人，土地送给农民，工农觉悟很低，没有阶级觉悟；在民族问题上，同样把阶级关系湮没了。以上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重工业投资过多，没有重视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所以走上马路。
第三，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教条主义不灵，因而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当波兰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设顾问，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尊严，反动分子则以此煽动反苏，支持苏联的群众就挨打，这同这些国家党员的民族主义有关。
第四，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错误，在这些国家党员中引起民族情绪。斯大林垮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跟着垮。二十大以后，控制不住了，煽起一个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
第五，波匈事件发生初期苏共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跟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差不多。格罗骂群众是法西斯。
第六，还有一个南斯拉夫煽动。
三个远因，三个近因。（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要点，1956年11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三个远因是指从1945年东欧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发动群众，从1948年前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到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犯有严重错误：以肃反名义镇压党内的反对派；照搬苏联经验，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大国主义，伤害了人民的民族尊严。三个近因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错误，引发了东欧各国人民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激化了人民反对本国领导人错误的情绪；匈牙利领导人格罗诬蔑群众的示威行动是法西斯，激化了矛盾；南斯拉夫的煽动。因此，在谈到应吸取的教训时，刘少奇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进行总结，而是着重从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尤其是从制度层面谈了如何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以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为此，刘少奇提出了以下几点设想：
首先，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群众。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报纸如何监督，都要认真研究。当然，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党的纪律。脱离群众，违反党内民主，违反人民民主，就算做违反纪律，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做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
其二，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些干部在观念上不那么清楚，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只能实行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办法。
第三，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过分悬殊，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会脱离群众。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再就是警卫制度，有些措施也是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应该取消。
最后，刘少奇说，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办法。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我也曾经讲过，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做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除了防止领导机关、领导人员脱离群众，应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外，鉴于东欧各国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导致国家积累过多，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引起人民不满的教训，刘少奇还对如何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建议。他说：
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应该是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发展的比例是否恰当？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一点，“左”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参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4页。）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除了领导人的生活不要与群众过分悬殊，取消特供等特殊待遇和过分的警卫制度，绝不能对人民群众动用专政的手段，以及经济建设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外，重要的是建立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对领导人的权力要有制度的约束。可以认为，这些是当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少有的远见卓识。
（三）
对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不是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吸取教训，而侧重从加强制度建设，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改变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建设方针，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进行思考，这在刘少奇来说，也不是偶然的，是他从年初对中央各部委的调查研究，到中共八大的报告，系统思考的直接继续。
1955年冬到1956年春，由农业合作化热潮带动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的热潮，打断了社会经济的原有链条，产供销之间出现脱节，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损害，市场上开始出现商品品种短缺、质量下降等情况。随着社会经济改组带来的新问题，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中也露出了某种不满的苗头；自思想改造以来的不断政治运动，尤其是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引发的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精神上受到伤害，处于备受压抑的状态。因此，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严重错误、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罢工示威游行之后，中国国内也出现某些不安定情况，主要是农民闹退社，城市手工业者出现退社单干潮，以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情形。
针对年初出现的情况，刘少奇在对中央各部调查听取汇报时，就曾着重谈了经济建设怎样才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要求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把外国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调动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要从劳动制度上进行改革，要关心农民的利益；思想文化领域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要着眼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等。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刘少奇在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更从制度层面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其中重要一条，是提出要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了同官僚主义做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乃至由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建立和健全法制。他说，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并提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了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刘少奇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能更好地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力求避免犯错误特别是重大错误。（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49，253页。）
可见，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如何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出的种种举措，正是他把匈牙利事件与国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综合思考的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刘少奇当年提出的应当重视和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是要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制度的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对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杨尚昆１９８６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