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满纸荒唐言-荒诞派戏剧-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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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丝：这些才是人。它们看起来可高兴呢。它们裹在它们的那层皮里觉得挺自在。

　　它们丝毫没有发疯的神情。它们很自然，它们是有道理的。

　　贝兰杰：（交叉紧握双手，悲痛绝望地看着苔丝）苔丝，是我们在理，我向你保证。

　　苔丝：别自吹自擂了！……

　　贝兰杰：你明明知道我有理。

　　苔丝：没有绝对的道理。在理的是大伙儿，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苔丝：……它们在唱歌，你听见吗？

　　贝兰杰：它们没唱歌，它们在嗥叫。

　　苔丝：它们是在唱。

　　贝兰杰：我告诉你，它们在嗥叫。

　　苔丝：你疯了，它们在唱。

　　贝兰杰：那就是你没有长着懂音乐的耳朵！

　　苔丝：你对音乐才是一窃不通呢，我不幸的朋友。还有，看呀，它们在玩，在跳舞

　　呢。

　　贝兰杰：你管这叫跳舞吗？

　　苔丝：这是它们的方式。它们好漂亮。

　　贝兰杰：它们真难看！

　　苔丝：我不许你说它们的坏话。这使我不愉快。

　　贝兰杰：对不起。我们犯不着因为他们吵架。

　　苔丝：它们是神。

　　这一段对话再明白没有地表现了人们对“犀牛病”的态度。虽然人变成丑陋的犀牛是一种病态，但一旦病态成了流行文化与趋时的习尚，人们就完全丧失理性，丧失自己独立的判断而附和赞同社会时尚。在时尚面前，人们的逻辑、理智毫无用处。如同逻辑学家一样，虽然他事事都讲推理，但严密的逻辑与合理的推理，都最终引向奇异的怪论，使变成犀牛这一丑陋的现象合理化、逻辑化。于是犀牛的嗥叫变成了音乐，犀牛的奔驰变成了舞蹈。犀牛丑恶的嘴脸也被描述为“自在”与“自然”。而在流行的“犀牛病”中，具有人本质的人性反而丑陋无比，不可思议。人们不惜毁灭自身，甘心参加时尚的行列，哪怕那是犀牛的队伍。

　　贝兰杰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异化的人。在流行的时尚病面前，他还保留着人类的理性与自我的人格。经过仔细的观察与理智的分析之后，他坚信人类本性的美好，决心抗拒这种集体性的变异。但他是孤独的，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虽然他不停地叫喊：“我要保卫自己！我是最后一个人，我要坚持到底，决不投降”，但事实上，他是绝望的。而且，就连贝兰杰本人，也曾处于极度苦恼与动摇之中。他一度对自己的主张——也即对人的本质与独立人格发生怀疑，竟然觉得人的面貌反而不如犀牛漂亮。这就说明，尽管有人捍卫人自身的本质，却又软弱无力，根本不足以对抗强大的异化力量。读了这个剧本，我们不得不感到人类的巨大悲哀。

　　据说，尤奈斯库有感于三、四十年代横行全球的法西斯主义的兽性猖獗，而创作　《犀牛》。二战时期，尤奈斯库居住在罗马尼亚，面对法西斯主义这种毒潮，不少人居然表现出同情与赞助，丝毫不去怀疑它。尤奈斯库深深感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蔓延，感到无力改变，于是在　1938年离开罗马尼亚。在尤奈斯库看来，法西斯主义如同“犀牛病”一样，成为流行时尚，在它面前，人们完全丧失了人性与人格，认同兽性，使之成为广泛的潮流。而人类在这个潮流中，却正走向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文明遭受到巨大的灾难，数千万士兵战死，数以百计有着精致文化的城市　（包括德国的德累斯顿这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被炸成废墟，数以亿计的和平居民遭到杀戳。这难道不是“犀牛病”最好的注脚吗。

　　不过，《犀牛》一剧，虽然源于尤奈斯库对法西斯主义蔓延的感触，但由于它已经上升到了抽象的哲学高度（也即人性对于兽性的屈服），因此，它的意义超越了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社会状况，而具有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尤奈斯库对《阿美迪式脱身术》所下的评语，就会领悟到，所谓“犀牛病”，指的也是一部人类历史。因此，这出戏可以看作是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抗议。作者曾说：“这个剧不仅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祸害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也想借此对切极端专制制度进行谴责和抨击”。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人变犀牛，是表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传染病一样蔓延，从而使所有现代人都有丧失人性的危险。因而，此剧有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色彩。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法西斯主义，而且也包含中世纪的宗教狂热，甚至包括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因而，在阅读此剧时，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

　　荒诞派戏剧的思想意义　（下）

　　品特：屋外的威胁

　　荒诞派戏剧在法国巴黎诞生之后，迅速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的响应，在英美等国，都出现了荒诞派的戏剧大师，如英国的品特与美国的阿尔比。

　　就品特而言，他的作品也常常表现世界的荒诞与人类生存的荒诞，但其大多数作品则着重表现另一个重要主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与恶化。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

　　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为了对付强大的自然力量，不得不组成合作的关系。农业文明时期，整个社会以农业劳动为基本的社会劳动。由于人类以土地为生，往往以村落为居住方式，几代人长期居住在某一固定的地方，比邻而居，安土重迁，他们甚至能说出邻居祖先几代的名字。这种交往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社会学家称之为原始接触、或原始关系。随着大工业的建立，机械化生产替化了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现代化大工业使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整个生产活动由社会安排，人们不过按分工不同，各自从事某一项事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被割裂，成为不完整的、片面的。人们按照职业要求（如律师、教师、公司职员、产品推销员、信贷员等等）与邻近一个行业发生联系，（比如律师与当事人，教师与学生，公司职员与公司老板，推销员、信贷员与客户）。当然，这只是个基本的划分。

　　由于分工极细，人们只专注于社会安排给他的那项分工，而个人生活的其他大部分内容，被社会取代，也就是由他人来完成。因此，人们不像农业社会那样，不仅耕耘土地，而且还制作食品、酿制酒类、纺布织衣，等等。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通过货币交换来满足种种社会需求，甚至连国王的衣服、皮鞋也要在商店购买或定制。所以，人们的交换越来越多，但交往越来越少。所谓多，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社会分工越细，交换关系越多；所谓少、是指社会分工越细，人们的关系就越被割裂，越来越片面。这种交往完全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那种对别人全部理解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了，人们的关系，不再亲密，而是变得陌生、冷漠。随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个人主义的极度扩张，这种陌生与冷漠，最终导致互相侵害。按照萨特的一句名言，就是：“他人就是地狱”。

　　品特的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剧情大都发生在一间小屋之中。这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品特有一个剧本《一间房》，背景是一幢出租的公寓，舞台是一间破旧的房间。本来，房客赫德太太住在其中，感到非常安全。她足不出户，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来打扰她的清静。可是后来情节的发展使赫德太太的安全感不断丧失。先是一对年轻的夫妻说要来租房，打破了宁静。后来，房东也来了，还领来一个黑人瞎子。不断到来的客人使赫德太太越来越感到不安，最后居然双目失明了。

　　作品中的小屋，给人一种安全感，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放心、可以信赖的栖身之地，而屋外则是荒诞的、不可知的外部世界。赫德太太足不出户，就表明她对外界所感到的恐惧。但是，既使是呆在自己的一间房里，也不能保证身心的安宁。外部世界不断地击碎她的安全感，最终使她陷入荒诞、恐惧之中。正如同这间小屋与外部世界一样，赫德太太与来访的客人也构成敌对关系。在品特看来，孤独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威胁与侵犯。

　　《一间屋》是品特的第一个剧本，它确立了以后品特创作的基调，成为其众多剧作的基本构架。品特承认自己以后的创作都来自于《一间屋》的启发。他曾说：“两个人呆在一间屋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屋子里的两个人打交道。幕名，意味着提出一个包含许多可能性的问题。这两个人呆在屋子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品特解释了为什么以屋里为情节背景。他说：“显然，这两个人害怕屋子以外的东西。屋子外面是一个向他们压下来的可怕的世界。对你对我都同样是可怕的。”

　　品特这段话包含了两重意思。首先，由于世界的荒诞与可怕，人们为了躲避威胁而藏身于屋子之中，尽管这样，外部世界的压力还是无孔不入。其次，既使是没有面对外界压力，那么，房间里只要有人——有两个人——就势必构成敌对关系，发生恐怖事件。

　　这个思想在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剧本　《送菜升降机》之中。在一个地下室里，住着两位职业杀手，一个叫班　（他显然是负责者），另一个叫格斯。地下室是一个废弃不用的厨房，与外界隔绝，只有一个送菜用的升降机与外面相通。班和格斯在等待上级的指示，既恐惧又无聊，格斯不停地穿脱鞋子，班则在看报。无聊之中，两人疯疯颠颠地议论着报上登的稀奇故事，什么八十七岁的老人钻到了车底下，什么八岁的女孩子或者十一岁的哥哥杀死了一只猫等等。虽然是职业杀手，可他们俩心里仍然对杀人感到深深的可怕，于是谈话内容开始转移到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上，格斯询间联系人什么时候来下达指令，班则回答说，随时都可能来，并警告格斯不要走出房子半步。格斯显然有点厌倦住在这里的生活，抱怨自己的主人从不考虑他们过的日子怎样，他还惦记着别墅队与快速队的球赛，而班则对这一切毫不理会。

　　这时，从门缝塞进一个信封。班和格斯开启了信封，里面却没有字，只装了十二根火柴。他们赶快打开门，什么也没有看到。班命令格斯拿火柴去点燃煤气，烧水，两个人居然为了究竟是“点水壶”、“坐水壶”还是“点煤气”的表达问题争执不休。他们想烧水，可是煤气没有了。格斯抱怨主子对他们照顾太差，他想起最后一次杀的是一位姑娘，那位姑娘被击中后血肉横飞，他心里着实不安。

　　这时，房间凸出的那面墙发出卡塔卡塔的很大的声响，好象有什么东西降落。班和格斯警惕起来，他们找到墙上的一个缝隙，发现里面是一个叫“哑侍者”的送菜升降机。一只大箱子用滑轮吊着，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种食品的名称。显然，这是上面让厨房供应食品。厨房空空如野，早已没有任何食品，无奈，班和格斯只好将自己口袋中的饼干、巧克力、一包茶叶与一块果馅饼送了上去。升降机不停地送下菜单，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上去了。

　　这时，他们在升降口右边的墙上，发现一个通话管。一吹哨子，上面就知道有人通话。于是他们往上面通话，说下边已经没有任何食品了。格斯饥渴难耐，不停地抱怨，班则提醒他行动时间快到了，开始给格斯下达指示，他说一句，格斯重复一句。格斯表现得十分焦躁不安，他认为，主子明知道没有煤气，还要送来火柴是在考验他们，并激动地问，过去谁住在楼上，现在又是谁。格斯又饿又渴，只好到卫生间去找水喝。此时，升降机又一次落下，并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声。班拿出听管，上面传下指示，原来竟是让他杀死格斯。当格斯从卫生间踉跄而出时，他身上的上衣、背心、领带与手枪都被剥光了。班立即用枪逼着格斯。

　　这篇剧作表明了品特“一间房”式的构思。两个杀手呆在地下室，对于外界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主子是谁，让他们干什么，都是未知数。而且他们对自己所住的这间房子也一无所知，究竟是厨房还是废置不用的咖啡店作坊？这表明了人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不仅如此，就是同一间房的两个人也往往不能沟通。格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外界还有若干兴趣，而班则无动于衷。他们的对话也往往文不对题、答非所问，冷淡得可怕。而一旦命令下达，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干掉自己的同伙。

　　《生日宴会》是三幕剧，创作于1958年，较为典型地表现了人们所面对的威胁。剧中途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英国的海滨小镇上，住着一对老夫妇，男的叫彼梯，女的叫海格。他们以出租客房为某生手段。一年前，有个钢琴家斯坦利来到这儿，租下了一间房。他说他曾在世界各地开过钢琴演奏音乐会，很受欢迎。他曾经在伦敦附近搞了一次演奏，在计划第二次开演奏会时，他按时到了演奏场上，可是音乐厅大门却紧紧关闭着。斯坦利认为这是有人在捉弄他，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要与他为敌？他也不甚清楚。从此，他就开始逃避现实。住在这里之后，斯坦利深居简出，终日无所事事。

　　这一天，本是斯坦利的生日，海格表示要为他举办一个生日晚宴，并告诉他，有两个新房客要来了，正好热闹一下。斯坦利听说后，感到十分不安，一再反对举办宴会。海格为了让斯坦利振作精神，给他买了一个儿童玩具鼓，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希望能唤起斯坦利弹琴的兴趣。斯坦利收下礼物，敲将起来，但越敲越上劲，渐渐失去控制，显得有点精神失常。

　　晚上，斯坦利见到了两位新房客，一个是三十多岁的爱尔兰人麦坎，另一位是五十多岁的狄太人戈德伯格。两个人先是向他祝贺生日，告诉他已经为生日晚宴准备就绪。斯坦利极不情愿和他们在一起，但说话之间仿佛觉得这两个似乎在哪里见到过，隐约感到，这两个人的到来，似乎与他有关，并预感到不详的征兆，于是虚与委蛇，想了解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一再暗示说，他不是他们所要找的对象，因为他没有作过坏事，请他们离开。这时，两个人凶相毕露，轮番指控斯坦利犯下了种种罪恶，麦坎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戈德伯格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民族，甚至两人还动手动脚，抢走了斯坦利的眼镜。斯坦利不由得怒火中烧，举起椅子准备与两人厮打。正在此时，海格身穿晚礼服，拿着玩具鼓与邻居姑娘露露走下楼来，于是几个人又好象没事一样各自走开。

　　晚宴开始了，众人纷纷向斯坦利祝酒，而斯坦利则满怀心事，郁郁寡欢。酒酣之中，戈德伯格与露露居然无耻地调起情来。喝完了酒，大家感到穷极无聊，于是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由于大家轮留蒙上眼睛去摸其他人。轮到斯坦利当“瞎子”的时候，麦坎将他的眼镜拿走，打碎了镜片，并将镜框折断，之后，又将玩具鼓放在“瞎子”斯坦利面前。斯坦利正向前摸索，一脚踩进了鼓里，疯似的拖着鼓到处奔跑。他摸到了海格，紧紧地掐住了她的脖子不放，麦坎与戈德伯格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开。这时，电灯熄灭，露露突然发出尖声怪叫。麦坎用手电筒一照，只见露露躺在桌上，斯坦利正面对着她。麦坎与戈德伯格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