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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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新兵下连了，我对连长说把张建军换回来，但连长又不愿意了。
他挺适合值班的，不吭声，也不乱跑。连长说，再说新兵马上要去学车，司机们出车也忙，修理工也没一个省心的，不如让这小子一直值班得了。
一个人单独呆久了不利于心理健康。我说，这对他不公平。
张建军接班的第三十一天上午，我又去了车场。在值班室门口，我向张建军宣布了参谋长签署的晋衔命令，并替他换上了一副崭新的上等兵肩章。
你准备回连里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干得不错。
他腼腆地笑了一下，我想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笑。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要是下午有时间的话，我叫人来替你。
不用了指导员。张建军突然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愿意值班，再说，干活也方便。
你不觉得闷吗？我怕时间长会把你呆坏的。
不会的。他说，有指导员来看我。
我沉吟片刻，同意了。
不过，我补充道，你要是觉得呆着难受，就马上向我报告，我会换人来接替你。
是。
说完后，我走进值班室看了看。和往常一样，车辆出入场情况登记得很齐全，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从那一笔一划上可以看出他很认真。内务整得很上档次，地面和窗户一尘不染，床下的鞋按胶、布、拖的顺序整齐排开，脸盆架上的毛巾雪白，牙缸和肥皂盒的摆放也一丝不乱。桌子右上角的电话旁边，齐整整地放着一摞书。我拿起来一看，是套盗版武侠，名字叫作《玉面小飞龙》，作者竟然是金庸。
金庸什么时候写过这书？我笑着问。
全庸。张建军提醒我。
我仔细一看，果然。
这书哪来的？
贾班长帮我租的。
老贾的眼光也太次了。我笑道，你喜欢看武侠？
是。
这书你看完了？
是。
讲了点什么？
我……忘了。张建军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才说。
主人公是谁总记得吧？
记不得了。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那你看了半天看到什么了？
我胡看呢。张建军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
从值班室出来，我在张建军的陪同下对车场进行了一番视察。
这段时间没发现有外人进来吧？我一边走一边问。
没发现。张建军说，我每天夜里都起来看。
墙太矮了，我说，连只羊都能跳进来。
养狗好些。张建军说。
没用。养过好几回了，都活不过半年，我说，全被别人下药毒死了。
狗要教呢。张建军说，听话的狗就不乱吃东西。
你对狗还比较了解？
我爸在家专门养狗的，肉狗。
肉狗看不了门。
我可以教它。
张建军的话让我觉得很好笑，我说那行，我去年正好发了套棉衣，反正我也不穿，你拿到村里换狗去好了。我再给炊事班说说，要是有肉骨头的话给狗留点。不过有两点要求：第一，要保证你不被狗咬了，第二，要保证连队的其他人也不被狗咬了。
是。张建军说。
头天说完，第三天我又去车场，狗已经抱回来了。可是张建军并没来找我拿棉衣。这是条黑色的四眼小狗，看上去很漂亮。它被张建军拴在车场值班室门口，一见我就“汪汪”叫个不停，声音很嫩，架势倒是一丝不苟。
谁让你乱叫的。张建军跑了出来，先给我敬个礼，转头就开始教育狗。他捧着小狗的脑袋，强迫它看着我，看到这是谁了吗？这是我的指导员，以后见到指导员要有礼貌，不许乱叫，听见没？
小狗无辜地望着我，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它还小呢，等长大点就认人了。张建军说。
希望它能活过半年。我叮嘱张建军要加强对它的经常性管理教育工作，明天我弄点肉骨头来跟它增进一下感情。
是。
它叫什么？
还没想好。指导员给起一个吧。
我想想，有好名字再告诉你。
没过几天，连队都知道车场又养了条狗。我本来给狗准备了“汤姆”（我喜欢汤姆·汉克斯，其实叫布拉德·皮特也凑合）的名字。那天下午我跟着李二明的油车去车场，正准备把新名字告诉张建军，没想到一进院子，李二明就从工具箱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递给迎出来的张建军。
中午在水青吃饭，给副场长留了点骨头。李二明说。
谢谢李班长。张建军笑眯眯地接了过去。
看来我动作慢了，小狗已经有了新名字。大家都管这条狗叫“副场长”，因为他们戏称张建军为车场“场长”，就像管连部文书叫“汽车连办公室主任”一样。这帮家伙真是有着无限丰富的想象力，有时我自诩高明，有时却也不得不服他们。连队生活本身是单调并枯燥的，好在他们能够从中寻找快乐，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能滋润整个生活。我懂得这一点。何况，“副场长”这个名字起得真是不赖。
天气慢慢转暖，到四月底，院里的杨树泛出了新绿，漠风也活跃起来，每天吃过午饭就准时开刮，一直到太阳落山才能消停。连里工作也忙起来，我必须经常去团里开会，然后写各种教育方案，填写各种表格，迎接各种检查，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去车场的次数明显少了下来。不过，无论我什么时候去，车场总是干干净净，登记总是清清爽爽，“副场长”进步也很大，据张建军介绍说，“副场长”不仅能够认出连队所有的官兵，而且具有根据肩章分辨职务高低的能力，比如我到了车场，它就会跑上来围着我转圈，嘴里“呜呜”地叫着，而要是李二明来了，他就不那么热情了，只是站在那里看，除非李二明给它带点好吃的，它才会高兴地舔舔李二明的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副场长”只认军装，但凡是穿着便装的人，他都会龇牙咧嘴地扑上去。要不是有链子拴着，我想他会立刻咬断人家的喉管。张建军对“副场长”很上心，常常把饭盒里的肉挑给它吃。有一回被老贾看到了，回来对我说，张建军这娃是个好娃，就是有点瓜，再怎么说它也是个副职，哪有场长吃素副场长吃肉的？没搞清楚隶属关系嘛！
我把这话转述给张建军，他只是嘿嘿笑。
“五一”晚上，我让士兵们把电视、VCD和音箱搬到院子里开卡拉OK晚会，大家唱得很开心，我也即兴演唱了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唱到“孤独的人，他们想像鲜花一样美丽”时，突然想起张建军一个人还在车场，心里觉得不大自在，赶紧扔了话筒，拉上老贾，带了些水果去车场看张建军。到了车场，“副长场”跑来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但不见张建军。
这娃有长进。老贾笑道，知道往外跑了。
不应该。我说。我不大相信张建军会乱跑。没有理由支持这种信任，只是我的感觉。我们从值班室出来，四处张望。
充电间好像有人。老贾指着车场的西北角说。
充电间的门关着，但有灯光从门缝里挤出来。我们的到来让正蹲在地上给电瓶加电解液的张建军吃了一惊。他身子一震，猛地转过身来，迅捷得像一只豹子。
你看，我说的对吧？我得意地对老贾说。
老贾像是没听见似的，仔细地看着地上放着的几十对电瓶，突然指着其中一对问张建军，这是谁车上的？
大老刘的。张建军的脸红了，小声回答道。
噢，怪不得。我就说这电瓶我好像没见过。老贾说。这个全连最老的兵真不是浪得虚名，要我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这么多电瓶中看出什么不同。
大老刘让你帮他充电的？我问。
是。
连里的人都认识大老刘。他是附近村里的运输个体户，当过三年汽车兵，参加过一九七九年南线作战。一次往前线送弹药时，他所在的车队遭到伏击。大老刘的班长中弹牺牲，还是新兵的他拼命把班长推下车，接过方向盘狂奔二十公里，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一颗子弹从他的小腿肚上穿了过去。简单包扎一下后，他又开着车原路返回，在路边的草丛中找到班长的遗体，痛哭一场后，搬上车运回了驻地。轮战结束，他寸功未立，带着右腿上的贯通伤复员回了水青。我刚当指导员的时候，就听老贾说过他，后来还专程登门请他给连队作报告，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没■啥好说的，就那么点子事。再说，我也不应该把我师傅推下车去。我师傅是广西人，对我好得很，就是说话我听■不懂。那会子他趴在方向盘上，咋叫都不应，我手在他肚子上一摸，日他妈全是血，我吓坏了。我不知道他死没死，说不定还活着。实话，我到现在也搞■不清。大老刘边喝酒边对我说，你知道那阵子我想的啥不知道？我想的，再不把他挪开，我们全是个死。
最后这报告也没作成。不过大老刘是个“车神”，连里的车有啥毛病，只要请他过来看绝对手到病除，完了请他喝顿酒，他就很高兴。所以张建军说是给大老刘的车充电，我也觉得这是件应该的事。
“副场长”也是大老刘帮你换的吧？老贾突然没头没尾地问。
是。
我真是嫉妒老贾，他为什么就能有从电瓶与狗之间找出共同点的本事？我要当司机，肯定不如他；而他要当指导员，没准会比我强。
虽然去车场的次数少了，不过关于张建军的好评倒是多了起来。
张建军遭到好评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他勤快。原来我担心他一个人长期呆在车场会无法融入连队，后来才发现这种担心的多余。每次大车回场后，张建军总会在第一时间跑来开门，并乐意为老兵们做些诸如端茶倒水，检查车辆之类的事，很快就同连里的军士们混熟了。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在连队很孤立，那么你呆着就会非常难受。军队是个讲等级的地方，如果一个上等兵跟军士们混得很熟，那么说明这个上等兵绝对有其过人之处。特别是老贾很喜欢张建军，并有点后悔第一次带张建军来连队时对他过于凶恶了。可能是为了补偿张建军的精神损失，老贾出车时常常帮张建军租书，有时甚至不要张建军付钱，这就显得很难得。我知道老贾对现在的新兵很是不满，常常抱怨现在的新兵是“他妈的一代不如一代”，能得到老贾表扬的新兵往往比得到军官的表扬更兴奋。因为在士兵的系统中，他们有其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是条令之外生活之中的客观存在。第二就是有礼貌。几乎所有的老兵都向我夸过张建军的礼貌。这一点我清楚，有人的礼貌只是礼貌，不掺杂感情；有人的礼貌只是需要礼貌，不得不礼貌；有人的礼貌则是伪装的，越憎恶越礼貌。而老兵们说，张建军的礼貌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对他们的尊重，这让军士们感到很开心。
我听到这些评论也很高兴。一个义务兵正常服役，也就是四年时间（当然，现在只有两年了），他们能够尽到义务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如高校学生，至今仍是缓征而非应征对象，比如我手下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高中毕业生寥寥无几，他们不知道窦唯或张楚，也不爱唐诗宋词，或许连羊肉面卷也不是很喜欢。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若干让人恼火的习气和毛病，但我依然喜欢同他们呆在一起。事实上，我跟士兵们在一起总是感到愉快，即使十年后的现在，我回想起同他们一起拥有的时光，仍觉得幸运。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当他们夸奖张建军时，我为什么同他们一样感到开心。
当然，老兵们对张建军也有两点意见。首先是张建军不爱说话，这的确是事实，但我想老兵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在车场值班室里大聊其天时，只有默默为他们倒水的张建军才是真正忠实的听众。如果换一个爱说的人，他们肯定又会有其他一番议论。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兵们都是些永不满足的人。其次是不肯喝酒。有的周末，老兵们会把车场值班室当成酒吧，买些酒肉回来去那里喝，怎么大吵大闹都不会有人听到，因为声音和酒气出了窗户便消散在茫茫戈壁中了。等他们闹够了离开车场后，满屋子的烟头、酒瓶、鸡骨头和破塑料袋都留给了张建军，这可真是个省事的办法。对张建军从不喝酒的说法我可以作证，因我有时也受邀参加士兵们的聚会，但我从未见过张建军喝哪怕是一滴酒。即使是在气氛最热烈的情况下，他也只是喝茶或饮料。最初我也让他喝一点，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这让老兵们觉得有些不满意。换作别人，他们十有八九会把他摁在床上硬往嘴里灌，但对张建军却下不去手。我听说几个班长私下里打赌，如果谁能让张建军喝掉一小杯白酒，那么当月每人十五块钱的班长津贴就全归这个人，可是谁也没能赢到这笔钱。
七月一个普通的凌晨，闹钟照例叫醒了我。我困得要命，可还是挣扎着起来查了一圈铺。重新躺下后，反倒睡不着了，于是决定去车场看看。半夜开车动静太大，我便拿着手电步行去车场。戈壁六月的夜晚很美，空气清新凉爽，可以听到猫头鹰的笑声，夜空中横亘着灿烂无比的星河，几乎触手可及。就像我在水青之前和之后都再没吃过那样美味的羊肉一样，我在水青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再见过那样美丽的星空。
车场大门紧锁，我刚走到门边，“副场长”就叫着冲我跑了过来，把黑油油的鼻子从铁栅栏里伸出来嗅我的裤腿。
我摸摸它的脑袋，开始摁门铃。我本不想吵醒张建军的好梦，但我都起来了，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起来？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我开始习惯于这种思维了。真有点好笑。我蹲下来，一边逗着“副场长”，一边等着开门。可十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恼火起来。我不相信张建军会和李二明一样不假外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张建军让我恼火的程度会更严重。毕竟李二明借助的是大雪，而张建军借助的则是我的信任，这更不能令人忍受。我又使劲地摁了几下门铃，依然没有反应。
我后悔来车场了，还不如打个电话省事。真是吃饱了撑的。我正想往回走，忽然听到值班室方向有响动。“副场长”显然也听到了，掉头便往值班室跑去。我拿着手电照去，看到值班室的门开了，却不见人。我不知发生了什么，紧张地思索了一下，我紧了紧腰带，从大门上翻了进去。
跑到值班室门口，我才看到手电光柱中的张建军正躺在门口的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本来就很瘦小的身体缩作一团，身上全是土。我上前一摸，烫得吓人。
你怎么跑到地上来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开门。他脸色蜡黄，还没忘了把手里的大门钥匙递给我。
你怎么了？肚子疼？
是。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想起去年秋天李二明得急性阑尾炎时，也是这副样子。当时也是我开车送他去县医院。但当时的李二明似乎也没现在的张建军看上去这么严重。我冲进值班室给文书打电话，让他马上派车到车场，然后抱起张建军就往大门跑。这一突发事件让“副场长”很是困惑，他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叫着，不知道它顶头上司的上司要把它的顶头上司抱到哪里去。
指导员，我自己能走。张建军在我怀里挣扎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