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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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员，我自己能走。张建军在我怀里挣扎着。　
　　别乱动！我喝道。　
　　他不动了。但他又问，谁来顶班？　
　　我会安排的。我说，你不要说话，车马上就到。　
　　我跑了快一里路，车才赶来。我把张建军放在后座上时，他嘴里又嘟囔了一句。　
　　你说什么？　
　　谁喂“副场长”？他重复了一遍。我靠，他竟然还惦记着狗！　
　　你少他妈废话，拿钱不多管事倒不少，躺好了！我本想安慰他，可不知为什么却骂了他。　
　　到了卫生队，值班医生同我们一起把他送到了水青县医院。我在手术单上家属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忽然担心张建军会在今晚死掉。回到病房，年轻的女护士正在给他备皮，弄得他满脸通红。　
　　张建军，干脆连包皮一块割了得了，正好一块住院。文书一边看一边坏笑。　
　　张建军红着脸闭上了眼睛。　
　　等把他推进手术室，我从内裤到军装都湿透了。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觉得自己连睁眼的劲都没了，脑子却无比清醒。闻着来苏水的味道，我觉得内疚，甚至有些伤感。不知道为什么。　
　　张建军在医院住了一星期，这七天里共有二十六人次请假去医院探望。其他出车时顺路探望的不在其列。战友们相互关心在我看来是件再好没有的事了。因此哪怕工作日不该放人外出，哪怕有的兵请假只是借机去水青玩，找我请假去医院的我仍然一律批准。　
　　这天上午，李二明也来找我请假，说想趁着中午去看看张建军。　
　　你也去看？我阴阳怪气地问他。虽然比他老许多的老贾也请过假，可那不是一回事——对李二明，我从来也不放心。　
　　看看，这小伙不错。李二明的理由很简单。　
　　噢，我说，也行，咱们一起去。　
　　李二明愣了一下，旋即说好。　
　　我和李二明一路无语。我平时总是训他，所以单独同他在一起而他又没犯错的时候反倒不知该说什么。走在水青县医院住院部三楼安静的楼道时，一个端着饭盒的短发女孩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时我注意到李二明同她对视了一眼，李二明甚至微笑了一下。　
　　对视和微笑都没错，我没有理由指责李二明什么。可是走了几步，我还是忍不住问他，她是谁？　
　　你不认识？李二明反问道。　
　　我怎么会认识。我有点奇怪。　
　　大老刘的侄女嘛，连里都认识。李二明说。　
　　她干啥的？　
　　在自由市场学裁缝。　
　　噢。我应了一声，回转头再看，女孩已经不见了。　
　　姑娘长得还可以。李二明补充道。这句画蛇添足的评论招致了我的不满，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失去了阑尾的张建军看上去极其虚弱，我想让他好好休息，只坐了十分钟就走了。离开病房时，张建军挣扎着起来要送我，李二明按住他笑道，搞这么客气干啥，又不是你老丈人来了。　
　　这小子从来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别胡鸡巴扯了，赶紧走！我粗鲁地催促道。　
　　张建军住了一星期院后，回到连队继续休养。做手术伤了元气，那段时间张建军的脸总是苍白的，不过同刚来时相比，他的笑容更多了。本来我是不想再让他回车场，可是七月份左右是连里最忙的时候，新司机学车还没回来，老兵们也是早出晚归，连去炊事班帮厨都抽不出人来。无奈，只得又让他回了车场。张建军倒像是很愿意在车场呆着，没事的时候继续看他的武侠小说，看完了依然记不得书名和作者，更不用说人物和情节了。有一次我拿了些《鲁滨孙漂流记》之类的小说给他，可是他根本看不下去。我也只能作罢。再往后，我们都习惯于这一切了，仿佛张建军天生就是为车场而存在，或者说车场就是为张建军而存在的一样，再也没有人提出让张建军离开车场，包括我。想想也是，有的兵从入伍到复员都在喂猪，有的做饭，有的开车，有的站岗，有的干总机，有的学报务，那么张建军在车场值班，自然也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了。　
　　　
　　那年十一月，也就是张建军到连队将满一年的时候，连里出了大事。出事的是李二明。从前我总觉得李二明这小子迟早会出事，因为他太喜欢和女人交往了，我和连长一致认为李二明肯定要在女人身上出事，虽然谁也没有抓住过他越轨的把柄，但我们都认为李二明不是缺少把柄，而是缺少被抓住的机会。虽然老贾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他总对我说李二明没那么操蛋，但我一直认为那不过是因为李二明是老贾带出来的徒弟，而师傅总是喜欢护着徒弟的。我是指导员，士兵们在驻地乱拉关系被认为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尤其在军队这个男女比例失调社会生态极不平衡的武装集团中，男女关系总是极为敏感的事件，一点小事就会被放大一百倍，然后以光速传遍营区每一个角落，绝不会有被遗忘的地方。如果李二明出了这方面的事，那我肯定难逃干系。对我来说，李二明简直就是一枚危险的炸弹或是一场噩梦。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孜孜不倦百折不挠地向我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从来也没打算让他入党的根本原因。在连长那方面，也不愿让他当班长或副班长。与他同年入伍的，全部都入了党，除了一个中士以外，其他四人全都成了上士。唯有李二明，到快复员的时候，依然是个下士。　
　　李二明出事那天是一号，十一月一号。这对我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油运股的出车命令上午九点送达，让我们出三台油车去六十公里外的油库运油料回来。当时李二明还有二十来天就要复员，点火开关钥匙和行车证都已上交，就等着回家了。可是那天我拿到出车命令的时候，手上只有油车班的两个司机，我只好把李二明叫到连部。　
　　今天要去油库拉油，人不够，我想让你也去。有问题吗？　
　　那有啥子问题，去就去嘛。李二明表情很淡，看不出他高兴还是不快。　
　　上午检查车辆，午饭后出发。油运股的马助理带车，连里没有军官去。所以三台油车离开车场后的一切，都只是耳闻而非目睹了。我记得最后一幕是张建军从车场值班室出来，手里挥舞着一双白线手套跑到车前递给李二明，而李二明则坐在驾驶室笑着拍了拍张建军的脑袋，那种老兵特有的居高临下的自如之感看上去令人相当舒服，以后的时光中，我脑海中总会时常闪过这动人的一幕，尽管这没有任何理由。　
　　马助理的说法是：去的路上，包括在油库装载油料都一切正常，准备返回的时候是在下午四点半。原计划是返回团里再吃晚饭，但李二明要求在油库所在的市里吃，理由是他以后不大会有在这块地方吃饭的机会了。李二明是个就要复员的老兵，而这时候的老兵一般没人会去招惹他们，哪怕是一个军官。这点我感同身受。我记得自己当排长时，连里快复员的几个老兵某天晚饭前突然提出要吃爆炒猪肝，但炊事班来不及买，老兵们自然没吃成。第二天早上，炊事员就发现两口大铁锅里各扔着一块砖头，锅全被砸裂了。害得气哭了的司务长四处狂奔，去战勤连借馒头，去警卫连借稀饭，去干部灶借小菜，等应付过那顿早餐后，又马不停蹄地去水青买锅。当然，他也没忘了把该死的猪肝买回来安抚那帮无法无天的老兵。连里每个兵都知道锅是谁砸的，但不会有人举报，也不会有人作证，大家反倒觉得很有趣。对这种事，我的态度始终比较暧昧，理智上我知道这么做不对，感情上却觉得可以理解。四年是段不短的时光，四年里，他们都在默不作声地服从着任何命令，只有最后几天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四年里有喜有悲有得有失有乐有痛，他们需要在临走时做一次集中的表达。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连队，他们需要做点什么作为纪念，或许，他们怕自己被遗忘，虽然他们明知自己终将被一茬茬从懵懂到成熟的士兵所遗忘。这种表达似乎也是当年连队的传统——那种自然生成不可复制的传统。现在这样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因为要把现在这些服役满两年就退役的士兵放在十年前，他们只不过是不那么新的兵罢了，就像刚刚做完热身运动却没能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样。你刚从他们身上闻到点兵味儿，他们就回家了——几年后，已是四级士官的老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如是说。　
　　于是，李二明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他开着头车来到市郊一家新开的重庆火锅店。这个“锤子”的乡土观念很强，就好这一口。就在他们等待火锅沸腾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拼命地喊叫。　
　　我还没搞清楚咋回事，李二明就冲出去了。马助理说，等我跑出去的时候，李二明的车已经开出几十码以外，车屁股上一大团火。也就是几十秒一分钟，“咣”的一声，再就是一股黑烟。当时我就想，操他妈，彻底熄火个■了。　
　　“熄火”这个专业词汇在汽车连被发展成了形容词，专指某一事物或某一进程消亡或中止的状态，简单说就是完蛋的意思。李二明熄火了。他没吃上火锅，自己却变成了一团焦黑的失去形状的物体，如果他不是被放在彩条布上，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那就是早上还表情丰富呼吸自由的李二明。当天傍晚，我和连长赶到时，警察——交警和刑警都来了，最初这被认为是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案件，但由于缺乏证据，最终当作交通事故处理了——正在离火锅店两百米外的公路桥下仔细地勘察现场。公路桥一侧的栏杆被撞出一个十二点六米长的缺口，很明显，这是李二明向右猛打方向造成的。车跌入桥下十五米深的坚硬河床上，摔得支离破碎。我注意到公路桥的两端不远处都有民居和商店，而桥上随时都有行人和车辆，所以把车开下桥，应该是李二明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下士李二明最好的选择。桥和河床都被大火熏出大片黑色，我脑子则是一片空白。我蹲在仍冒着黑烟的车头旁边，神经质地用双手在地上乱摸，直到我的手指触到了一个滚烫而坚硬的物体，我抓起来放在手心，我认出那是一枚烧黑了的铜质军装钮扣，上面的八一军徽仍清晰可辨。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是头一次旁观死亡。那一幕情景被蚀刻在我的脑皮层，看样子我得带着它走过一生直至进入坟墓。李二明还没有办理复员手续，所以还是一个士兵，死后的一切依然按照军队的程序进行。工作组来了一拨又一拨，因为当天是我派的车，所以每次我都要被叫去问话，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天上午派车的过程，说得我浑身麻木。调查结论是：李二明违反规定把油车停在市区，虽然采取了措施避免伤亡，但主要责任仍在他，可惜人已不在，对他的处理也就此终结。我原本以为至少会因为冒死把车开走而给李二明一个说法，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为了这事，我满怀悲愤地闯入政委办公室，打算与他理论。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激动，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大堆，试图让领导收回成命，但政委一句话就把我击溃了。　
　　谁让你派他出车的，嗯？政委问我。　
　　我无言以对。呆立半晌后，我敬礼退了出去。　
　　我写了申请，自请处分。出了这种事，撤职是免不了的。请不请求处分都没什么意义，我只是需要一种渠道来缓解我的悔恨。我没想到的是，连长也要求在申请上署名，尽管那天他并不在场。我们平时有些矛盾，曾为了经费使用、骨干调整之类的事在支委会上不止一次吵过架，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曾导致我们半个月没讲话。出了这事，我想他会很高兴地看到我倒霉，看来我错了。人这个东西很怪，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是一回事，而事实往往又是另一回事。那几天，我除了被叫去盘问之外，就是在宿舍里收拾自己的东西，随时准备离开汽车连。一天中午，连队都在午休，我心情坏透了，就独自踏雪去了车场。张建军这次没看武侠，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桌前发呆。我敲了敲门，他像被电击了似的，以极快的速度从椅子上跳起来，看到是我，身体才松弛下来。　
　　干嘛呢你？我问他。　
　　没干啥。　
　　我走近一看，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影集，里面都是士兵们在值班室喝酒时照的相片，其中有李二明，也有我。　
　　他是个好兵。我说。　
　　是。张建军说。　
　　我可能快要离开连队了。沉默了一阵我说，以后咱们怕是不能经常见了。　
　　张建军用他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像是反应不过来似的。　
　　你要想回连队，我走之前就让你回去。你已经值了一年班，足够了。　
　　你不会走的。张建军看着我，竟然微笑了一下。　
　　　
　　李二明的后事处理完后，开始处理有关责任人。油运股马助理被降职降衔，职务从正连降为副连，军衔从上尉降到中尉，贬至沙漠北部全团条件最艰苦的一个雷达站任副站长；我受记过处分，但并没有调走，而是继续留任；连长受严重警告处分，同样继续留任。这让我始料未及。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士兵们联名起草了一封给团长和政委的信，请求允许我和连长戴罪立功，连队当时在家的四十七名士兵都在上面签了名，按了手指印。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组织股见到了这封信，我立刻认出那是张建军的笔迹，也是他第一个签名。我看信的时候，签过字的士兵基本上都复员回家了，他们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次重聚，只有这封信表明，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算太短的一段时光。那封信，硬是看湿了我的眼睛。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李二明在当兵前就已经结婚，儿子今年刚好四岁。此前谁都没朝这个方面想，因为已婚男子并不属于被征召入伍的范围。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未婚，不然，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和姑娘们来往？更令我费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来当兵？我见过他妻子，一个小巧贤惠的四川女人，当我看到她哭肿的眼睛时，计划中所有用来安慰的话语都找不着了。我把在李二明出事现场找到的那枚钮扣装在一个红色丝绒的小盒子里，交给了她。那是距离李二明最近的东西，还残存着他的体温。　
　　接下来，我们继续生活。李二明的死对我而言是一次重创，因为如果我不派他去运油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他现在会在老家过着闲适的生活，可以逗逗孩子、跑跑运输或是喝喝酒钓钓鱼打打麻将什么的，但就因为我一句话，一切就都改变了。这让我明白，生活看上去有许多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它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经历并即将经历的这一种。那段时间我情绪灰暗，早上起床时觉得一切都他妈的没有意义，也懒得再在早晨去放窦唯或张楚的歌。我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地向前，但我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向前。我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壁思过，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打自己两记耳光，我觉得这么做可以缓解悔恨造成的痛苦。这种情绪持续了大概半年左右，我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　
　　张建军已经被晋升为下士，而那时我也刚被晋升为上尉。命令仍然是我在车场向他宣布的，下士肩章也仍然是我替他更换的。此外，我觉得他完全够条件入党了，但他迟迟没有向我递交申请书。我曾含蓄地提醒过他，但他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据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