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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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之死，震动欧洲。并不知道自己只能比康德多活14个月的席勒在给友人的信中宣布康德是上天送给人类的“一个意义无限、永垂不朽的礼物”。到大教堂告别遗体的人络绎不绝。不过，遗体告别仪式之所以进行了16天，主要是因为天寒地冻，刨不成墓穴，无法下葬，并非像有些文章所说的“应群众要求”。
二百多年来，康德遗骨几经迁葬，最后藏于大教堂“教授拱顶”之下，前竖铭牌Stoa Kantiana（康德拱廊），铭牌旁是一尊完成于康德生前的胸像。墓碑上的铭文写于1880年11月21日的迁葬典礼：
“有两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月益：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
这两句墓志铭源自《实践理性批判》，它体现了康德坚持一生的思想：“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当时大教堂收留康德，是教会给校长面子——那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死进教堂的。但在烽火连天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教堂毫发无损，论者均认为完全是康德在天之灵“罩得住”。不想，到了苏联时代，康校长继续“罩得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亲手签发命令炸掉大教堂，柯城党委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就是康德哲学，以此为借口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居然保住大教堂的所有毫毛。以后果论，这可能是该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贡献。
曾因反教会思想而被国王禁止写作宗教题目的康德，却给了大教堂如海福荫。
因此，对信仰不同的人，不能斩尽杀绝。
今天，教堂钟楼里设立康德博物馆，藏有康德手稿和天体面具（Totenmaske），每年全世界有无数康迷来此朝圣，保证了加里宁格勒稳定的旅游收入。不过，虽然康德从未离开加里宁格勒，但除陵墓外，康德遗迹并不多，连市中心著名的康德塑像，在苏联时代也是竖立德共英雄台尔曼塑像的地方。
其实康德并不需要什么遗迹。三大批判，就是永不磨灭的遗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写道：“在哲学之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必得路过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康德”。美国著名学者贝克则记录了美国哲学界流传甚广的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
康德并非只活在哲学界。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至今，加里宁格勒人结婚的最后仪式仍然是——向康德墓献花。
这些献花人从未读过康德的书。
可他们知道，康德代表世界和平、思想自由和文明社会。
康德逝世后118年，一个中国人在1922年把《康德传》翻译成中文。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有过“路线”的罗章龙。又过了5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更名《康德生平》重印。
那是翻译工具和翻译理论十分幼稚的年代。
然而，那个年代译文的平均质量，超出2006年2006倍。
因为，罗章龙是用心译的。
（2006年7月3日十三稿于北京卧藏居）
写给一位“同龄者”的墓志铭
毛志成
毛志成，男，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杂文随笔写作，著述颇丰。
六十多年前，有个人与我同日生。我几岁时，自然不理会那样的事。事实上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更不知道他的生日。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噪一方的特殊人物姓罗，外号“罗大肠子”，是世代“花子王”，即职业乞丐头。时年，他四十来岁。有一次他因饿因病，倒在了我家的门口，身边还有一个破衣烂衫的五六岁男孩在哭。我家尚为富裕，祖辈父辈都信佛，又认出了倒在地上的人是罗大肠子，那男孩自然是他的儿子，便把这一父一子“请”到家里吃了点热汤热饼，又允许他和儿子暂住在我家门外装草料的一间草棚中。此中的原因，除了信佛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对罗大肠子的害怕，因为他什么恶事都敢做。
正在罗氏父子在我家草棚中住下来时，我患了不轻的病，一家人很发愁。罗大肠子得知，作出“大仙”的模样向我祖母、父母问了问我的生辰八字，便一拍大腿说：“ 巧！巧！ 巧！跟我儿子生在同一天！穷人命硬！”他将他儿子的破衣烂衫脱下来，往我身上一丢说：“只要把我儿子的衣裳穿上十天不脱，百病都解！再弄些好衣裳给我儿子换上，你家里的人再有什么病都让我儿子顶替了！”
我家的人照办了。真也怪，我的病渐渐好了。再过些时候，我便能到村塾里读书了（那时村里还没有正式的小学校）。
此后，罗氏父子白天照例四下里讨饭，晚上便住在我家门外的草棚中。
这一年，大约是一九四六年。
我出生的地方是华北一个非常孤陋的小村，孤陋到连日寇和打日寇的共产党、八路军都没有亲自进入过我村。只有少量的村民听到过“共产党”、“八路军”这样的词儿。五六岁的我，照例到读古书的村塾中上学，读的也自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启蒙读物，头上留的仍是从清朝遗下的小辫。而与我同龄的罗家之子也照例“遵从祖业、父业”，小小年纪就做了小叫花，四下里乞讨。不过，我和他的关系不错，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有“童稚之谊”。有时，我甚而很崇拜他。我只会念书，在别的事上显得很呆。而他，除了会乞讨之外，还会爬上很高的树掏鸟蛋、摘果子。见了我很怕的蛇，他也能很熟练地捉住、弄死。有一次还弄来一堆柴草，点燃之后把蛇烧着吃了。他也递给我一点来吃，我不敢。他对我鄙夷了，嘲笑着说：“窝囊废！连这么好吃的东西都不敢吃、不会吃，没福气！长大了，也是受罪的命！”
不过他也有让我十分恐惧的事：他仅仅出于“即兴”式的恶作剧，就可以把邻家走出门的狗、猫、鸡、鸭一棒打死，丢到一旁。此事又未必与饥饿有关，只是以此取乐而已。据说他爹干的伤人（乃至致命）之事尤多，包括将所恨之人的孩子偷偷踢进井中。又听说，他的老婆就是被他一棒打死的，仅仅因为他患病时强令他老婆到药店讨药而她没有听从。
此外，我的这位同龄小友还有另外一种从他爹身上传下来的“才能”，也使我惊讶。这就是：嘴上的功夫出色，在敲开人家（特别是富有的人家）之门时，能即兴唱出一段顺口溜。比方说，见了个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就一边敲着牛骨（一种用之于乞讨的“道具”）一边唱：“老太太身上三宗宝：绸子裤， 绸子袄，身上的洋钱少不了。我身上也有三宗宝：破棉裤，破棉袄，身上的虱子少不了。老太太赏我几顿饭，子孙满堂灾祸少，活到百岁也不老。”老太太图吉利，自然满足了他。若是没讨到饭，而且被人赶走，他就唱：“你不给，我不要，在你门口撒泡尿，小心家里把鬼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才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所不具备的。
不过，有一件事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
某日，在罗大肠子决定携子到很远的地方四下里讨饭之前，因为不知何时回来，便一手扯着他儿子，一手扯着我，到村外一座残破的关帝庙中，要让我和我的同龄人搞一场“结拜”。反正庙中的地上有些零零散散、长长短短的香，关帝像前有供案。
我大约是从塾师口中听“三国故事”听多了，觉得“结义”很有意思。兼之我对罗氏之子虽无太大的好感也无恶感，此外对他还有一点怕，就照办了。当然，要对我的父母永远保密。
罗氏之子虽与我同月同日生，但他比我早生两个时辰，我只能称其为哥。但此后我却很少这样称呼他。
“结拜”仪式结束后，老叫花对我和他儿子说：“实话说吧：我这辈子跟一群花子拜把子（结义）的事，干了百八十遍了！妈的都是哄人！见了一堆可吃的东西照样你争我抢，还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为了一件小事背后下黑手的事也不少！唯独今天，你们两个人拜把子的事必须信关老爷的话，要当真！你们俩，一个是小叫花子，一个是小秀才，一武一文谁也不能缺！以后长大了，互相帮衬的事多了。我见过的世面多，信我的没错！”
老叫花把他儿子扯过来，强调地说：“你爹我这半辈子跟人拜把子的事多了，可都是花子对花子，没跟一个秀才拜过把子！今天跟你拜把子的是小秀才，将来他要不认你这个哥，还反目成仇，你就往死里坑他害他！这样的招儿我教过你，用不着去学去练！可你要听真：长大以后，他只要不小瞧你，不害你，还关照你，你就得对得起他！要像狗护主一样护着他！此外你坑多少人、害多少人，我都不管不问。只要你害了他，定遭雷报！好，为了让你有记性，我先给你留个记号！”
说着，这老叫花特意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把三四寸长的刀子，扯过儿子的胳膊就猛地捅了一下。他的儿子也真让我佩服，挨了一刀居然没动声色，只是对我说：“兄弟，我行吧？”
第二天，这一对父子走了。我送了他们好几里路才回家。
一别就是两年。直到一九四八年六七月，这一父一子才在村里露了面。我和其他村民照旧生活在那个十分封闭的小村，只有极少数的人进过城或走过远路，回乡后透露过“毛主席”、“共产党”、“革命”这样的名词。但古板的农民也只是听听而已，不去细问。
但罗大肠子回村之后，却成了见识很广的“名人”。其实他也是道听途说，连一知半解的水平都未必达到。例如有一天晚上，村民们在一块空场上乘凉闲谈。这时罗大肠子来了，坐下来便像说评书一样大讲“天下大事”，吹牛式地说：“诸位压言落座，听我给你们讲‘革命’、讲‘共产’、讲毛主席。要说革命，说共产，我是万事通！要说毛主席，和我也不是外人。我已入了‘革命帮’，毛主席是我们的头。你们管毛主席叫毛主席，我却叫他毛大哥。我跟毛大哥好得像亲兄弟，睡觉的时候共枕过一块石头。毛大哥的武艺很高，飞檐走壁不在话下，善使两把飞叉……”
村民听得很入神，但农民就是农民，对“评书”只是听听而已，不往心里去。
有一段时间，村里还是过着“古”式的日子。
一九四八年底，我的小村解放了。我那个封闭式的且又多年孤陋的小村，大多数古板的农民虽然遵命式地入了农会，但有胆量出任什么官衔的人却没有。这时，串过十里八乡因之有了见识的罗大肠子却抢了先，他十分鄙夷地训斥纯粹的农民说：“整个是土鳖！连‘翻身’、‘革命’这样的新名词儿都不懂，更不知道如今世道时兴的是穷者为尊。你们真是土透了！要比穷，我最拔尖儿！我不主事谁主事？”
他当了农会主席兼村长。
解放了，老式的村塾也变成了正式的小学校。时年我八岁（当然罗氏之子也八岁），鉴于某些农民对孩子上学的事不感兴趣，认为干好农活才是正道，因此小学校的生源少，学校难办，校长、老师便要求我们这些“在校生”四下里动员其他孩子上学，动员成功了还给予我们表扬。我动员的对象中，就包括罗大肠子之子。但他听了上学的事就害怕，就逃跑。后来他之所以勉强同意上学了，还是得力于他的爹。他爹是农会主席，处处要带头，便抢先找人给八岁的儿子起了个名字“罗吉利”，继之把儿子往小学校扭送，一边骂着：“小兔崽子！如今你爹是村中王！必须处处给我作脸！如今上级还说了个新词儿，叫‘文化翻身’！你要给我抹了黑，我立马把你扔到井里！我说到做到，信不？”
他信，因为他太了解他爹的脾气了。
他上学了，成了我的同学。
他上小学的时候，对所有的科目如算术、语文、自然、修身，凡是牵涉到笔算、笔答的事，几乎都头疼得很，因之也很难及格。但一经靠嘴逞“才”，尤其是编“革命”性的顺口溜，就往往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例如校长、老师动员学生宣传“土改”时，他都能站到开会的台上说出合辙押韵的顺口溜。这是他爹当年做“叫花王”时的强项之一，今天年纪小小的他就继承了此种“宣传才能”。他唱出的顺口溜是：“我磕头，我下跪，平地冒出了新社会！土改好处千万宗，如同天上掉大饼！斗地主，要争前，穷人今天要成仙！斗地主若是胆子小，只配老穿破棉袄！翻身若是往后退，一辈子睡不上缎子被！”
无论如何这也是“才能”，他能落得小学毕业也可能与此有关。
不过细想起来，也有使我不解之处。他爹和他虽然在土改、斗地主时干了很多过分的狠事，连对地主富农的孩子也不手软，偏偏对我格外关照，示以温情。后来我从他爹的口里得知：其实他爹也有很迷信的一面，有些时候很信神鬼、命相。这老叫花曾当着我的面一次又一次教训他儿子：“小子！嘴上虽然不能说，但心里还是要信命！信报应！我是注定下地狱的人，你可别照我的模子办！你别忘了当初你和他（指我）互换衣裳的事！这事说吉利就吉利，说不吉利就不吉利！你和他要互相照应，互相借光。你此后坑一千人、害一万人我都不管，唯独你不能伤他！你们俩，是一形一影，失一不可！”
孩子谁信这样的“鬼话”！听过也就忘了。
还是把话说回来吧：后来，我小学毕业，随之中学毕业，他却因多次留级仍读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时高小毕业仍是被学校恩赐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顺口溜编得好，在“土改”、“抗美援朝”、“反对包办婚姻”等宣传活动中都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出色，也出了名。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读大专。回乡时遇到他，见他穿上了制服，得知他在县委宣传部当了小小的干事，我当然为他高兴。他还请我到数里外的县城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喝了一顿酒。他似乎是懂得感恩的人，一边喝酒一边指着他这一身蓝制服对我说：“我得谢你！没有你当初劝我上学，认几个字儿，我怎能混上这身蓝制服穿穿？当一辈子农民有啥出息？”
我说：“你也得感谢你爹。没有你爹下狠心把你扭送到小学校，也就没有你后来的出息。”他并不感谢他爹，这似乎也是另一种“觉悟”。他爹当农会主席不到两年便被上级撸了，原因之一便是他不是正经农民，劣迹很多，有文化的上级领导称他为“流氓无产者”。我的这位同龄人罗吉利，觉悟之一便是懂得了以他有那样的父亲为耻。当着我的面还挖苦他爹说：“多亏他两年前死了，省得他那些下作事和他那个臭名声弄得我脸上无光。否则，连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甭想！再说，我在县里的政治宣传部门里工作，除了要有一点文化之外，还要靠会说。说什么？大都是政治名词、政治道理、政治口号！但我爹呢？满口的‘叫花子经’！下流话一大串，连正正经经的贫下中农的土话都不会说，话里话外透着下三烂味！我自己也得提高呀！有他那样的人添乱，我怎能大抬头？”不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