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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当代-2006年第6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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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的土话都不会说,话里话外透着下三烂味!我自己也得提高呀!有他那样的人添乱,我怎能大抬头?”不过,他还是说了他爹的几句好话:“说到根儿上,我感谢我爹的还是他赐给我的贫雇农出身!没有这一条,后来的福气全都有可能等于零!想入党?熬一辈子都未必有戏!像你,就连想都不要去想!” 
  无论如何,我也必须承认他有“明白”的一面。 
  在小饭馆里吃过了饭,喝过了酒,他还特意要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要我“旁听旁听”。 
  我问:“旁听什么?” 
  他说:“旁听我审右派分子呀!” 
  我的心一抖。为什么抖?那时因为反右派的风声早已传进我的学校,我的几个老师已经受到“揭发批判”了。何况,也有人说过“学生里也有右派”。 
  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见他要单独审问的人竟然是我所认识的人,为此十分吃惊。此人正是当年我上中学时的景校长,两年前他刚刚提升为县教育局的局长。 
  提到景校长,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极为革命”的人。他出身于本县大地主家庭,上大学时是“闹学潮”的悍将,并成了地下党员。解放后搞土改,他抢先登台揭发了他父亲、他大哥很多鲜为人知的“特殊罪行”,并将他那位经“父母包办”始终在农村生活的妻子认定为“地主分子”,并登报做了离婚声明。 
  但今天,他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而审问他的,又恰恰是我的那位同龄人兼同乡罗吉利,即那位叫花后裔。此时,我也确实有“崇拜”他的地方。我虽然是大专生,且又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而他只是个“半文盲”,但他摆出的“革命干部”架势,以及使用的政治语言,都比我成熟多倍。 
  后来他送我出门时,我也说了些景校长(景局长)的好话,意在为他说情。但他却狠狠地嘲笑了我:“说你是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这是什么形势,你懂吗?定右派是有指标的,谁敢少算?单是姓景的那个地主出身,就命里注定当右派!你不要管别人的事了,先管管你自己的事吧!看在你我当年友情的分上,我透露你一点秘事吧:你上学的那个学校不是也在搞反右吗?整老师也整学生,你也是榜上有名的人!材料都转到我们这里了。说到这儿,你应当懂得谢我!多亏我在回答你们学校派来的调查人员时,说了你小时候的一件大功!那功劳,抵得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一挺机关枪!” 
  经他提示,我记起了五六岁时的事。那一天,住在我村的一伙国民党兵奉命擦枪。时值三个兵正在拆卸、擦洗、组装一挺重机枪,拆卸时将机枪零件摆放一地。我和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出于好奇,便蹲在一边看,我见机枪中的一个小零件(其实是“撞针”,机枪中的最重要机件)很好玩。时值几个机枪兵累了,躺在几米外的一株树的浓荫下小歇时,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向我递了眼色,示意我将那个撞针偷走去玩,我遵命了。我们走后,兵们听到紧急的集合号,便急匆匆将机枪草草组装一番,不一会就奉命开拔了,那挺机枪自然成了废枪。 
  今天,我的这位同龄人对我说:“这件往事我已经向你们学校派来的人如实说了。你一定要咬住:虽然你当年是少爷,但在我的帮助教育下,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爱共产党,恨国民党。” 
  我在感谢他之余,不得不问他:“你我出身不同,你的阶级觉悟又高,何苦这样关照我?”他见四下无人,低声对我说:“什么阶级不阶级的,你以为我真信那一套呀?嘻,就看你会不会玩这一套罢了!我从几岁上跟着我爹讨饭时起,敲过多少人家的门,见识了多少人的德行!富人里头有坏蛋也有好人,有欺负我的也有救济我的;穷人也一样,有好人也有缺德鬼!有心疼我的也有坑我的、耍我的!下起手来也特别狠!如今搞的是以穷为荣,这也叫‘玩成分’。不就是比玩吗?我比谁都拿手!不信就等着看,用不了几年我就会‘玩’上去,步步高升!我对你的特殊关照,是因为你对我有恩!第一恩是当年你从你家里偷吃的东西给我,偷旧的衣裳给我,即使挨家里人打也不出卖我。第二恩是高低哄我上了学……” 
  我插嘴说:“你那么懂事理,为什么不尽量关照景校长一下?”他不屑地说:“他?没救!你知道他当右派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其一就是革命过了火!刚一有反右的风儿,他就抢先告密,将一大串右派名单递了上去。人家能不反咬他吗?这叫不会玩!” 
  原来如此。 
  若干年后,我做了多年很受气的中学教师,而我的这位同龄人兼老乡罗吉利真的步步升官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直至批“右倾”,他都是受宠者。他虽然认字的数量不多,未必达到高小水平,但他却特殊地能说,对流行性的“革命大道理”、政治口号玩得很熟,而且将他当年敲门讨饭时唱顺口溜的本领大大发挥了,能将政治口号变成“诗”。举个例子,他在宣传“大跃进”时,就能信口作出这样的“名诗”:“超老英,赶老美,全凭我们甩开腿!钢铁年产千万吨,中国人民有信心!有了信心加决心,钢铁一夜变成金!” 
  有此“才能”,罗氏步步迁升,由县级干部递而升到地区级、省市级。 
  “文革”来了,他也当了几个月的“走资派”,但很快就被“解放”了,其中的原因也有特殊处。某次,他在被弄到台上受批斗之前,事先将他父子穿过的破衣烂衫(花子衣)换上了。登台之后便大喊:“只要你们看看我的无产阶级本色,就会明白我反党不反党!搞不搞修正主义!”这样的表演确实奏了效。当然,他之所以早早获得“解放”,更主要的一条是靠对某些上司、同僚(包括下属)的“入深揭发”。对种种“反目成仇”、“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勾当,他早就从他父亲的习性中继承了下来。当然,必要的选择性还是有的。 
  他很快被“三结合”了,并成了省市机关的“革委会副主任”。 
  我在承受了五六年的苦整、苦斗、苦打时,趁“造反派”们互相厮杀之际,偷偷逃跑过一次。逃到哪里呢?哪里有可能成为我的活命之处呢?我左思右想,怀着冒险之心跑到了千里之外的罗吉利处。 
  他乍一见我,先是一惊,几分钟后就扯来一个写着“造反兵团”字样的红袖章递给我,强行给我戴上。并用“威胁”式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你是从外地来本市搞外调的!千万别说漏了嘴!否则,我也遭殃!”接着他又沉思一阵,嘱咐我说:“如果有人问你此次外调的对象是谁,你就说调查一个我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反正他前几日死了!” 
  对我的这种保护,我自然心存感激。但住了几天之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罗氏的冷酷、凶残也是醒目的。有些时候,我甚而能猜想出他父亲当年做“花子王”时的模样。 
  几乎天天、时时有由他示意手下人干出的血淋淋事件,受伤者不少,而死者也有。这些人中,既有他当初做了几个月“走资派”而苦整过他的人(包括“造反派”),也有与他久有夙仇夙怨的上级、同僚、下属。面对种种血淋淋的事,他都能做到视若罔闻,甚而继续谈笑风生。当然,也很少使用语言进行表态。他也确实保护过某些上级、同僚,但目标定得很准,只限于既对他有好感、有恩德又能在运动过后注定会官复原职甚而提位升职的人。至于对另外的受难者,他连眼都懒得眨一眨 。 
  我在这几天中,恐惧感被他看出来了。我话里话外提示他对那些血腥之事做一点制止。他不耐烦了,冷笑着说:“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读了多少书也跟废物差不多!你只盯住书本,睁开大眼看过眼前的世界么?人只要是不会发狠,就一事无成!还可能被太多的狠人、狠事把你自己搞垮搞死!当然,什么狠都不如心狠,不要让人看到你脸上的那张皮有什么狠味……” 
  他,实在是政治家,尽管他的原始底色是叫花。 
  必须承认,在“文革”十年中他也在不断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他不但能通背《毛主席语录》,能背诵“毛选”中不少很冷僻的段落,而且还能在“大批判”中时不时地卖弄一些“马列名句”。就这样,他几乎成了一方的理论家。后来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评《红楼梦》”等运动中都出过风头。据说多次到北京出席过“革命理论”的讲用会。可惜我还没有“彻底平反”,没资格去见他。但是我风闻他的消息后,总归是为他高兴的。人只要提高文化素质,毕竟是值得肯定的。 
  “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他几乎是过关最顺利的人。不久,他于“同级调动”一年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又大大升迁了。而且,他几乎是第一批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秘经之人。这个秘经就是:钱是世上的第一圣物。几年后,他来京去开有关思想解放、转变观念的“理论宣传会议”,特意约我在某大饭店中见见面。见了他,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莫说他那西装革履式的风度使我感到判若两人,即使他的言谈也有了“高品位人物”的模样。特别是出国几次之后,居然能时不时地引用一些生硬的外语名词、名句了。在谈话中,我也曾对物质崛起但精神滑坡的现象表示出某种忧虑,他便微笑地对我说:“老弟呀,你高低是个呆书生,呆文人。对古式的仁义礼智信和洋式的博爱平等、人道主义迷信得太久了!到头来,既不懂资本主义又不懂马列主义!资本主义看重的是资本,马列主义也包括唯物主义嘛!什么叫唯物?物质和精神相比永远是第一位的嘛!连人本身都首先是物质。连身体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精神?往大里说,一个人在经济上不占优势,啥崇高、正直,连鬼都不信!老弟呀,地球是物质的,世界是物质的。连这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念多少书也是愚蠢的。” 
  天!我能不肃然起敬么?不管他讲的大道理我能否统统接受,光是他有这样的理性认识,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能力,就使我认为他像是由末流的俗僧俗道一下子飞升成了仙人。 
  他的这种“风采”,当然也表现在穿着打扮上。别的我不懂,但我能看出他身上的那套西装(包括领带)、那双鞋、那块表,还有脚下的那双袜子和胸前佩上的那支金笔,总价格绝对不低于几万元! 
  我惊愕一番,他便给我设想种种挣大钱的办法了。我只能承认自己无非是个文人,没有挣大钱、发大财的本领。他一边嘲笑我,一边给我想出了实实在在的主意。他说:“万事靠操作!文人靠卖文没有大用,要靠借名、卖名才成。我给你出个主意,保准比你写一百本书都有价值!当然帮你办这样的事,也于我有利。” 
  我动心了。 
  他给我出的主意之一,就使我吃了一惊。首先,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信息灵通,居然打听到连我本人都觉得似是而非的事:据说,我的不知多少代的祖宗曾当过举人、进士。于是,他瞄上了我家乡、我家祖坟的那块“风水地”。其实,我家的祖坟在数十年前公社化时就都已铲平,变成了农田。但罗吉利坚持说:“坟铲平了,但风水未必不存在了!那块地,即使为了风水,也值得买下来嘛!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我出,官方的关系由我来打通!若是你不想跟我合作,也可以办个正式手续写明彻底转卖给我,我至少再给你一大笔钱!” 
  我像听神话,猜不出他的真实心思。他启发我说:“你祖上的那块风水地,早先出过举人、进士。今天呢,你是作家、教授。这叫文脉!我要买的就是这个,我也得为我的子孙着想呀!” 
  通过细问,他说了实话:他的儿女读书不成,虽然他花了不少钱送他们出国留学,但只是学会了到外国吃喝玩乐,回国后照例是笨蛋,还总是惹祸!他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他祖上没有文化基因。于是,他要买“风水”。 
  我越发吃惊了,问他:“你信唯物主义信了一辈子,怎么这样迷信起来?你真信风水么?”他惶惑地说:“人是否真有命运管着,人世间之外是否有冥冥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其实谁也说不清。信一信,也未必没有好处。” 
  我看出了,这叫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脆弱呀!这样的心思居然在他身上也有,使我不解。 
  好在有关“风水”的事,后来被别的事岔开了,我也就淡忘了。 
  真正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是他和我都五十八岁的时候。 
  是一件很偶然也并不神秘的事,使他的精神和心理产生了大大的变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处理一件在利益上十分诱人而且确能办成的大事时,事前千不该万不该他的五岁小孙子抢先坐在轿车上,无论司机怎样劝说也不成。罗吉利只好同意了。事办完了,归途中遇了雨,小孙子偏偏要撒尿。就在司机带着小孩子出了车门撒尿时,一个闷雷响了,司机和那小男孩都受了雷击,死了。 
  罗吉利受了这场打击,心理反应比任何人都百倍千倍地剧烈。大约也因为他前时办的那件“大事”连自己都觉得过分缺德,此时也就格外相信了因果报应。其实这只不过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此时的他,哪里肯信?特别是当一个骗子式的“女大仙”说罗吉利的孙子原是罗吉利之父的转世时,罗吉利就无论如何也不信“唯物主义”了。加上他精神上有些失常,就忘乎所以地给孙子办了超规格的葬仪。除了搬来了很多同僚、下属、亲戚、乡民之外,还请来了两大伙和尚、道士、巫婆、风水先生,诵经声、鼓乐声、哀哭声能传好几里远,费资数十万。 
  前来的人中,竟然还有“法轮功”信徒。 
  由于此事影响很大,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查处和媒体的曝光。 
  他受到了惩罚。在社会的种种压力下,他不仅丢了官,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失去了这一切资本,自然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老婆、子女、下属、亲戚们伙办的各种企业也另易其主,而且被多方追着讨债。他的病也只能日益加重,还患上了时昏时醒的精神疾病。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的病床上,是两个月前的事。我和他漫无边际地互相谈了一番之后,他竟然很有兴致地对我说:“你是教授,是大文人,会做诗。我原是个比文盲强不多的人,但我会说顺口溜。今天兴致好,我也来一段,你听听。” 
  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事,就点了点头。 
  时值他刚吃过饭,病床旁边遗下了一副碗筷,他就一边用筷子敲击着碗一边唱了起来:“生来穷,死后穷,中间发了一阵疯。有无因果我不懂,反正事事有报应。今日相见我高兴,闭眼想起几十冬。当年你我都年幼,但知你我命不同。后来换成我享福,你却苦了大半生。早知命运能互换,鬼都盼个好托生。此时愿望只一个:只求来世换德行!” 
  不多日,我闻讯他死了。没人请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也不知他的墓在哪里。此小文只当是为他写的墓志铭。 
  对他,我既不爱也不恨,就像我对待过去的种种历史一样。 
   
  (由于读者都能理解的原因,本文中涉及的人物都未用真名,用的都是化名。)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二)
长 江 
  长江女,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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