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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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的土话都不会说，话里话外透着下三烂味！我自己也得提高呀！有他那样的人添乱，我怎能大抬头？”不过，他还是说了他爹的几句好话：“说到根儿上，我感谢我爹的还是他赐给我的贫雇农出身！没有这一条，后来的福气全都有可能等于零！想入党？熬一辈子都未必有戏！像你，就连想都不要去想！”
无论如何，我也必须承认他有“明白”的一面。
在小饭馆里吃过了饭，喝过了酒，他还特意要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要我“旁听旁听”。
我问：“旁听什么？”
他说：“旁听我审右派分子呀！”
我的心一抖。为什么抖？那时因为反右派的风声早已传进我的学校，我的几个老师已经受到“揭发批判”了。何况，也有人说过“学生里也有右派”。
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见他要单独审问的人竟然是我所认识的人，为此十分吃惊。此人正是当年我上中学时的景校长，两年前他刚刚提升为县教育局的局长。
提到景校长，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极为革命”的人。他出身于本县大地主家庭，上大学时是“闹学潮”的悍将，并成了地下党员。解放后搞土改，他抢先登台揭发了他父亲、他大哥很多鲜为人知的“特殊罪行”，并将他那位经“父母包办”始终在农村生活的妻子认定为“地主分子”，并登报做了离婚声明。
但今天，他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而审问他的，又恰恰是我的那位同龄人兼同乡罗吉利，即那位叫花后裔。此时，我也确实有“崇拜”他的地方。我虽然是大专生，且又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而他只是个“半文盲”，但他摆出的“革命干部”架势，以及使用的政治语言，都比我成熟多倍。
后来他送我出门时，我也说了些景校长（景局长）的好话，意在为他说情。但他却狠狠地嘲笑了我：“说你是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这是什么形势，你懂吗？定右派是有指标的，谁敢少算？单是姓景的那个地主出身，就命里注定当右派！你不要管别人的事了，先管管你自己的事吧！看在你我当年友情的分上，我透露你一点秘事吧：你上学的那个学校不是也在搞反右吗？整老师也整学生，你也是榜上有名的人！材料都转到我们这里了。说到这儿，你应当懂得谢我！多亏我在回答你们学校派来的调查人员时，说了你小时候的一件大功！那功劳，抵得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一挺机关枪！”
经他提示，我记起了五六岁时的事。那一天，住在我村的一伙国民党兵奉命擦枪。时值三个兵正在拆卸、擦洗、组装一挺重机枪，拆卸时将机枪零件摆放一地。我和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出于好奇，便蹲在一边看，我见机枪中的一个小零件（其实是“撞针”，机枪中的最重要机件）很好玩。时值几个机枪兵累了，躺在几米外的一株树的浓荫下小歇时，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向我递了眼色，示意我将那个撞针偷走去玩，我遵命了。我们走后，兵们听到紧急的集合号，便急匆匆将机枪草草组装一番，不一会就奉命开拔了，那挺机枪自然成了废枪。
今天，我的这位同龄人对我说：“这件往事我已经向你们学校派来的人如实说了。你一定要咬住：虽然你当年是少爷，但在我的帮助教育下，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爱共产党，恨国民党。”
我在感谢他之余，不得不问他：“你我出身不同，你的阶级觉悟又高，何苦这样关照我？”他见四下无人，低声对我说：“什么阶级不阶级的，你以为我真信那一套呀？嘻，就看你会不会玩这一套罢了！我从几岁上跟着我爹讨饭时起，敲过多少人家的门，见识了多少人的德行！富人里头有坏蛋也有好人，有欺负我的也有救济我的；穷人也一样，有好人也有缺德鬼！有心疼我的也有坑我的、耍我的！下起手来也特别狠！如今搞的是以穷为荣，这也叫‘玩成分’。不就是比玩吗？我比谁都拿手！不信就等着看，用不了几年我就会‘玩’上去，步步高升！我对你的特殊关照，是因为你对我有恩！第一恩是当年你从你家里偷吃的东西给我，偷旧的衣裳给我，即使挨家里人打也不出卖我。第二恩是高低哄我上了学……”
我插嘴说：“你那么懂事理，为什么不尽量关照景校长一下？”他不屑地说：“他？没救！你知道他当右派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其一就是革命过了火！刚一有反右的风儿，他就抢先告密，将一大串右派名单递了上去。人家能不反咬他吗？这叫不会玩！”
原来如此。
若干年后，我做了多年很受气的中学教师，而我的这位同龄人兼老乡罗吉利真的步步升官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直至批“右倾”，他都是受宠者。他虽然认字的数量不多，未必达到高小水平，但他却特殊地能说，对流行性的“革命大道理”、政治口号玩得很熟，而且将他当年敲门讨饭时唱顺口溜的本领大大发挥了，能将政治口号变成“诗”。举个例子，他在宣传“大跃进”时，就能信口作出这样的“名诗”：“超老英，赶老美，全凭我们甩开腿！钢铁年产千万吨，中国人民有信心！有了信心加决心，钢铁一夜变成金！”
有此“才能”，罗氏步步迁升，由县级干部递而升到地区级、省市级。
“文革”来了，他也当了几个月的“走资派”，但很快就被“解放”了，其中的原因也有特殊处。某次，他在被弄到台上受批斗之前，事先将他父子穿过的破衣烂衫（花子衣）换上了。登台之后便大喊：“只要你们看看我的无产阶级本色，就会明白我反党不反党！搞不搞修正主义！”这样的表演确实奏了效。当然，他之所以早早获得“解放”，更主要的一条是靠对某些上司、同僚（包括下属）的“入深揭发”。对种种“反目成仇”、“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勾当，他早就从他父亲的习性中继承了下来。当然，必要的选择性还是有的。
他很快被“三结合”了，并成了省市机关的“革委会副主任”。
我在承受了五六年的苦整、苦斗、苦打时，趁“造反派”们互相厮杀之际，偷偷逃跑过一次。逃到哪里呢？哪里有可能成为我的活命之处呢？我左思右想，怀着冒险之心跑到了千里之外的罗吉利处。
他乍一见我，先是一惊，几分钟后就扯来一个写着“造反兵团”字样的红袖章递给我，强行给我戴上。并用“威胁”式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你是从外地来本市搞外调的！千万别说漏了嘴！否则，我也遭殃！”接着他又沉思一阵，嘱咐我说：“如果有人问你此次外调的对象是谁，你就说调查一个我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反正他前几日死了！”
对我的这种保护，我自然心存感激。但住了几天之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罗氏的冷酷、凶残也是醒目的。有些时候，我甚而能猜想出他父亲当年做“花子王”时的模样。
几乎天天、时时有由他示意手下人干出的血淋淋事件，受伤者不少，而死者也有。这些人中，既有他当初做了几个月“走资派”而苦整过他的人（包括“造反派”），也有与他久有夙仇夙怨的上级、同僚、下属。面对种种血淋淋的事，他都能做到视若罔闻，甚而继续谈笑风生。当然，也很少使用语言进行表态。他也确实保护过某些上级、同僚，但目标定得很准，只限于既对他有好感、有恩德又能在运动过后注定会官复原职甚而提位升职的人。至于对另外的受难者，他连眼都懒得眨一眨 。
我在这几天中，恐惧感被他看出来了。我话里话外提示他对那些血腥之事做一点制止。他不耐烦了，冷笑着说：“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读了多少书也跟废物差不多！你只盯住书本，睁开大眼看过眼前的世界么？人只要是不会发狠，就一事无成！还可能被太多的狠人、狠事把你自己搞垮搞死！当然，什么狠都不如心狠，不要让人看到你脸上的那张皮有什么狠味……”
他，实在是政治家，尽管他的原始底色是叫花。
必须承认，在“文革”十年中他也在不断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他不但能通背《毛主席语录》，能背诵“毛选”中不少很冷僻的段落，而且还能在“大批判”中时不时地卖弄一些“马列名句”。就这样，他几乎成了一方的理论家。后来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评《红楼梦》”等运动中都出过风头。据说多次到北京出席过“革命理论”的讲用会。可惜我还没有“彻底平反”，没资格去见他。但是我风闻他的消息后，总归是为他高兴的。人只要提高文化素质，毕竟是值得肯定的。
“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他几乎是过关最顺利的人。不久，他于“同级调动”一年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又大大升迁了。而且，他几乎是第一批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秘经之人。这个秘经就是：钱是世上的第一圣物。几年后，他来京去开有关思想解放、转变观念的“理论宣传会议”，特意约我在某大饭店中见见面。见了他，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莫说他那西装革履式的风度使我感到判若两人，即使他的言谈也有了“高品位人物”的模样。特别是出国几次之后，居然能时不时地引用一些生硬的外语名词、名句了。在谈话中，我也曾对物质崛起但精神滑坡的现象表示出某种忧虑，他便微笑地对我说：“老弟呀，你高低是个呆书生，呆文人。对古式的仁义礼智信和洋式的博爱平等、人道主义迷信得太久了！到头来，既不懂资本主义又不懂马列主义！资本主义看重的是资本，马列主义也包括唯物主义嘛！什么叫唯物？物质和精神相比永远是第一位的嘛！连人本身都首先是物质。连身体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精神？往大里说，一个人在经济上不占优势，啥崇高、正直，连鬼都不信！老弟呀，地球是物质的，世界是物质的。连这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念多少书也是愚蠢的。”
天！我能不肃然起敬么？不管他讲的大道理我能否统统接受，光是他有这样的理性认识，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能力，就使我认为他像是由末流的俗僧俗道一下子飞升成了仙人。
他的这种“风采”，当然也表现在穿着打扮上。别的我不懂，但我能看出他身上的那套西装（包括领带）、那双鞋、那块表，还有脚下的那双袜子和胸前佩上的那支金笔，总价格绝对不低于几万元！
我惊愕一番，他便给我设想种种挣大钱的办法了。我只能承认自己无非是个文人，没有挣大钱、发大财的本领。他一边嘲笑我，一边给我想出了实实在在的主意。他说：“万事靠操作！文人靠卖文没有大用，要靠借名、卖名才成。我给你出个主意，保准比你写一百本书都有价值！当然帮你办这样的事，也于我有利。”
我动心了。
他给我出的主意之一，就使我吃了一惊。首先，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信息灵通，居然打听到连我本人都觉得似是而非的事：据说，我的不知多少代的祖宗曾当过举人、进士。于是，他瞄上了我家乡、我家祖坟的那块“风水地”。其实，我家的祖坟在数十年前公社化时就都已铲平，变成了农田。但罗吉利坚持说：“坟铲平了，但风水未必不存在了！那块地，即使为了风水，也值得买下来嘛！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我出，官方的关系由我来打通！若是你不想跟我合作，也可以办个正式手续写明彻底转卖给我，我至少再给你一大笔钱！”
我像听神话，猜不出他的真实心思。他启发我说：“你祖上的那块风水地，早先出过举人、进士。今天呢，你是作家、教授。这叫文脉！我要买的就是这个，我也得为我的子孙着想呀！”
通过细问，他说了实话：他的儿女读书不成，虽然他花了不少钱送他们出国留学，但只是学会了到外国吃喝玩乐，回国后照例是笨蛋，还总是惹祸！他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他祖上没有文化基因。于是，他要买“风水”。
我越发吃惊了，问他：“你信唯物主义信了一辈子，怎么这样迷信起来？你真信风水么？”他惶惑地说：“人是否真有命运管着，人世间之外是否有冥冥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其实谁也说不清。信一信，也未必没有好处。”
我看出了，这叫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脆弱呀！这样的心思居然在他身上也有，使我不解。
好在有关“风水”的事，后来被别的事岔开了，我也就淡忘了。
真正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是他和我都五十八岁的时候。
是一件很偶然也并不神秘的事，使他的精神和心理产生了大大的变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处理一件在利益上十分诱人而且确能办成的大事时，事前千不该万不该他的五岁小孙子抢先坐在轿车上，无论司机怎样劝说也不成。罗吉利只好同意了。事办完了，归途中遇了雨，小孙子偏偏要撒尿。就在司机带着小孩子出了车门撒尿时，一个闷雷响了，司机和那小男孩都受了雷击，死了。
罗吉利受了这场打击，心理反应比任何人都百倍千倍地剧烈。大约也因为他前时办的那件“大事”连自己都觉得过分缺德，此时也就格外相信了因果报应。其实这只不过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此时的他，哪里肯信？特别是当一个骗子式的“女大仙”说罗吉利的孙子原是罗吉利之父的转世时，罗吉利就无论如何也不信“唯物主义”了。加上他精神上有些失常，就忘乎所以地给孙子办了超规格的葬仪。除了搬来了很多同僚、下属、亲戚、乡民之外，还请来了两大伙和尚、道士、巫婆、风水先生，诵经声、鼓乐声、哀哭声能传好几里远，费资数十万。
前来的人中，竟然还有“法轮功”信徒。
由于此事影响很大，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查处和媒体的曝光。
他受到了惩罚。在社会的种种压力下，他不仅丢了官，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失去了这一切资本，自然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老婆、子女、下属、亲戚们伙办的各种企业也另易其主，而且被多方追着讨债。他的病也只能日益加重，还患上了时昏时醒的精神疾病。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的病床上，是两个月前的事。我和他漫无边际地互相谈了一番之后，他竟然很有兴致地对我说：“你是教授，是大文人，会做诗。我原是个比文盲强不多的人，但我会说顺口溜。今天兴致好，我也来一段，你听听。”
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事，就点了点头。
时值他刚吃过饭，病床旁边遗下了一副碗筷，他就一边用筷子敲击着碗一边唱了起来：“生来穷，死后穷，中间发了一阵疯。有无因果我不懂，反正事事有报应。今日相见我高兴，闭眼想起几十冬。当年你我都年幼，但知你我命不同。后来换成我享福，你却苦了大半生。早知命运能互换，鬼都盼个好托生。此时愿望只一个：只求来世换德行！”
不多日，我闻讯他死了。没人请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也不知他的墓在哪里。此小文只当是为他写的墓志铭。
对他，我既不爱也不恨，就像我对待过去的种种历史一样。
（由于读者都能理解的原因，本文中涉及的人物都未用真名，用的都是化名。）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二）
长 江
长江女，蒙古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