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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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的图景日趋显著。“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职业分工越加细密的专业社会，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宪 许钧
2001年6月于古城南京
致谢
我讨厌包罗万象的致谢时尚，因此我要把致谢辞写得简短一些。感谢诺米·格劳伯曼，我坚定的同志和伴侣，还有我的孩子莎拉和山姆，我欠他们的太多了。我感谢保罗·布赖内斯，乔尔·科沃尔，卡尔·博格斯，以及生活在这个大陆各地的那些批评我、反驳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特别要说的是，没有雪利·查斯拉夫和在温哥华与蒙特利尔的其他诸君，这一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谨向现已为我编辑三本书的编辑斯坦夫·弗莱瑟致以衷心的谢意。
前言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作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苟求一种取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联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已为时晚矣——这代知识分子已老朽得无法出场了。
这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应。作家和编辑退却了，他们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难道不如过去的作家那么有才华和魄力吗？被激怒的教授们列举出了在他们的领域引起轰动的知识分子少壮派。左派人士退却了，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谈论着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年轻激进分子，难道不如过去的激进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队伍更壮大吗？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献给纽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激发了一些愤怒反响：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日益兴盛；没必要为曼哈顿知识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并退居二线。这没什么不好。
这是黑暗中的啸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活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然而，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