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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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残碓谌�100名。在麦卡锡主义末期，一项研究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在校园里失踪了。其大多数主要实践者都被逐出学界，并且，左翼学派的传统……也被打破了。”
那些被逐出校园或是被煽动的人仅仅说出了整个经过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教师要么是自我审查，要么是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人很少能谋到新的教职。华盛顿大学以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报告书中提到，“三个被免职的教员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能重新在更高的学府找到工作。”徒劳的尝试之后，一个被指控的教授以在公众中度其余生而感到宽慰。这个可悲的事例在艾伦·W·施雷克的《没有象牙塔》中作了详细说明。她在书的结尾写道：“大学院校没有与麦卡锡主义作战，却为麦卡锡主义做出了贡献。”
因为命运使一些教授被免职和失业，这一幽灵能使、也确实使这个教员队伍安静下来。他们的勇气至多有、或许还没有自由的个人群体那么多。早期差点被解雇的H。L。门肯说道，“考查一下经济学教授的情况，他们没有被赶出去。谁能说濒临崩溃的教训对他们不起作用呢？当然，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免职和将其湮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更宽泛的文化来说，这种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已经被湮没的激进分子（或保守分子）是不存在的。
然而，“湮没”可能被更精确地反应出来。在学术自由史上，常常模糊不清的是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反比关系。不是课堂教学而是公共声明或政治活动激发了对教授们的敌意。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自然退缩了，并回到他们的专业上。专业化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它也带来了大大挫败学术自由的私有化。
这里有一个似乎是学术自由的著名事例。198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里查德·T·艾利被指控为“鼓励”并为罢工和联合抵制“辩护”，特别是一个地方工厂的罢工和联合抵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评议员面前接受的审判是以对学术自由的大声辩护结束的。在一项其中部分继续对威斯康星大学校园表示景仰的声明中，评议员们宣称“不管是什么限制约束了在其他地方的调查，我们相信出类拔萃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都应该永远鼓励持续的、无畏的汰沙拣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然而，这些雄辩之词掩盖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或许更预示着未来；因为艾利，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受审判后作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写道的，“将来集中精力搞‘科学’调查比从事‘大众化’的写作要好得多。”几年后，当他成了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时，他对这套书的书名——《市民图书馆》表示不满，因为它似乎太大众化了，太不科学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爱德华·W·比米斯在芝加哥大学卷入了一场风波，他的命运强化了艾利从自己的事例——离开公共争议中得到的教训。
比米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铁路归公众所有。在伟大的、震撼了芝加哥的普尔门铁路大罢工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比米斯和罢工工人站到了一边。用约翰，D．洛克菲勒的资金建立起来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并不赞成比米斯的立场：“对我来说，冒险进入任何一个芝加哥的俱乐部都是不安全的。”他向比米斯指出“在针对一些引起人们公愤的问题对公众说话时要十分地谨慎”。在学年末，比米斯被驱逐出校，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有种种不同？部分原因似乎是比米斯固执地致力于公共话语。事实上，比米斯已经写信给艾利，祝贺他的平反昭雪。然而，他又补充了一点遗憾。“你对接待解雇的工人代表或劝告罢工工人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否定，好像他们都是错的，我仅对此为你感到遗憾。”比米斯继续哀叹说艾利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几年后，他给艾利写信说道，“几年前，你在最通俗的刊物上写一些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希望你偶尔回到这样的写作实践中去。”
他们的学术前途充分地反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与公众的关系。正如沃尔特·P·梅茨格所写的那样，艾利“在其余生中在学界保持了充分的体面”。然而，比米斯却成了“一个学界的以实玛利（被社会唾弃的人），并有党派观点强及对政府不满的名声，这是他以后再也无法洗清的污名。在堪萨斯州，除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和一些不合适的生活用品以外，他再也没能在学界任职”。
当然，有关艾利和比米斯的这几个段落并没有穷尽学术自由的历史及其教训。另一个事例，社会研究新校的成立，也启示了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关系。新校的创始人不仅强烈地维护学术自由，而且还抗议大学生活和思想观点的褊狭性。新校常常和来到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流亡学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它是由一战后美国的流亡学者建立的，这些流亡学者都是逃避现成大学的教授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成立了一个肃清颠覆性的和不忠诚的教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现了几个人：卜麦肯·卡特尔，几年来一直为师生掌管大学而申辩（“带来更广泛民主的学者的民主”43），还有反对美国参战的亨利·华兹华斯和朗费罗·戴纳。他们俩都受到了指控。“他们的免职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一些人的辞职。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也辞了职。和其他人一起，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杜威，他们成立了社会研究新校，这是个只由师生掌管而不受好管闲事的行政管理者制约的机构。
对学术生活贫乏的普遍不满激活了新校的创始人。他们接受了凡勃伦的控告“美国的大学继续鼓励主要为了树立院校声誉的出版物，奖励平庸与奖励优秀一样平常，这样便对持异议的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从众”；他们拒绝遮蔽了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新专业主义的假设”。管理新集体的阿尔文·约翰逊把伦敦经济学院视为一个典范并想创造一个新的致力于“高级成人教育”的机构。厌倦了学院的常规和从众的罗宾逊也把成人教育视为新校的核心。对于比尔德来说，这些建议还不够。他希望和现有的大学完全断绝关系——甚至是它的气味：他建议新校建在“马房、车库或酿酒厂附近，在那里甚至是常规教育的嗅觉特征也将被有效地遮蔽掉”。
在20世纪30年代，约翰逊在新校为欧洲流亡学者创建了流亡大学，这成了大学毕业生院。据路易斯·科塞尔说，尽管“被认可”，大学毕业生院“并不是美国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这是值得祝福的：它允许新校支持那些在其他地方无立足之地的学者们。近些年来，原先的气氛几乎看不见了；然而，通过支持院校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到一个教训。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五
到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学也不再惧怕敌对的政府和敌对的政治气候。相反，高等教育正日益兴旺并充满自信。人口统计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新的战后家庭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比前辈更庞大的人群。出生高峰期的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人数进入大学。几乎所有的统计都清楚地表明了绝对和相对的增长：不仅1960年上大学的青年要比1900年多数百万，而且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的青年的百分比也稳步上涨。1900年，大学全然是精英们的事，在18至22岁的人中大约有4％的人能上大学；而到60年代末，18至19岁的人中有50％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仅10年（1960…1970）之久，一些州（例如，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把教育经费增加了六七倍。大量的新校园，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还有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都是在60年代创办的。老的大学扩充并翻新了。一个评论员说，“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老的私立学院、破败的城市大学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学院计划并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图书馆及艺术活动中心……小韦尔斯学院……建了一个特大的图书馆……苏提·韦恩州立大学用大理石和水晶建造的一个会议中心来装点学校。”
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有了一个飞跃。“1900年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约25万。今天，仅纽约市立大学的人数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毕业生——那些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的人——从19391940年的大约十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多万人。“教职员，由1910年的3．6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五十万有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些教职员吸纳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作，还有更多别的什么：文化和政治的火焰正在校园里熊熊燃烧。
新左派和大学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回升，这有赖于时代和政治派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繁荣兴旺的大学仅仅是新的家园，他们高中毕业后就转到那里并打算一直呆下去。其他一些人指责大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或是逃避真正的政治运动的避风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像那些参与《左派研究》的知识分子，相信大学可能聚藏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文化。
据一些人的推理，教授和学生，或仅仅是教授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大学作为资本主义所在地取代或补充了工厂。“通过分派教师和学生为“新的”工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使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有人提出争辩，“在知识产业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的同时，新资本主义带来了大学师生的无产阶级化。”左派分子做着更美好的梦，梦想他们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
即使那些离开了大学，担当集体或劳工组织者的人也被那似乎充满生机的大学引诱回去，或者，他们更可能是作为被平息的骚乱分子回到大学。在校外生活了几年后，富有思想的新左派分子意识到对于一种思辨和写作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的机遇是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沿袭这样一条轨迹：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前任主席1968年声明，“我……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计划。”今天，托特·吉特林（1943…）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更广泛的“运动”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面对面地谈论大学。当活动家常常蔑视纸上谈兵时，左派知识分子却主要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这里有一个暗示了学院力量的嘲讽。不像老左派，新左派正面抨击大学。然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时已经不那么懊悔了。对此，莫里斯·艾泽曼在他对新左派的形成所做的细致的说明中进行了如下评论。
当豪上了市立学院以后，他已经带着决不在学界工作的“决心”这么做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任职”。新左派分子似是而非地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比豪要敌对得多的政治立场，然而，同时，他们对在同样的那些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并不感到那么矛盾，而是感到自在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飞快地从边缘的、受敌视的角色转变为安全地学院化的角色，尽管在校园里激进分子暂时占优势。
在他们1966年的著作《新激进分子》（是献给C·怀特·米尔斯的）中，索尔·兰道和保罗·雅格布斯转载了1959年的《左派研究》的开篇社论。他们指出，那些《研究》的编辑当时是激进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已经“认为在其他大学存在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且认为《研究》将成为新左派理论的喉舌。然而，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没有发展……”他们又补充说“激进分子应该离开大学的观点还没有得到以后将会得到的广泛的支持”。
由兰道和雅格布斯所作的这些陈述被时代歪曲了；对大量激进的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的1959年的《研究》的社论几乎说到了点子上。到1966年，激进分子可以并且应该留在大学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似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群体确实在许多学院出现了。在60年代中期，包括和《研究》有关系的一些教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作为激进的学术论坛。他们乐观地设想在这个国家的50名学者可能贡献出他们的论文，而且，或许几百名学者可能出席第一次大会。1000人参加了1965年的会议开幕式；到1967年，将近三千名新左派学者和随从人员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的米德尔顿举行的激动人心的自由讨论会。
尽管还有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在大学教师中，新左派还是充满自信地出现了。有多少人呢？《华尔街日报》是有关这类事的不可靠的来源，它推测有1。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在美国的学院任教。然而，这是不可能确定的。通过与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进行比较，可能会微微察觉其规模及其变化。1955年，关于在大学里的公共激进分子的讨论可能占了12页纸或少一点；在对C·怀特·米尔斯和保罗·巴兰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这种讨论开始泄气了。
今天，有关大学中激进分子的讨论可以写成七卷本的著作——事实上，已经有了。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伯泰尔（1935…）和教师兼编辑爱德华·维诺合编了三卷本的调查，《左派学术：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它逐门学科地温习了左翼教授的写作。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开始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生……这是一场温和的、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著作及演讲作战……”
每一篇论文里都提到了主要的人名和著作，并列举出附加的传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持异议的刊物，像《辨证人类学》，《反叛的社会学》，《新政治学》，《激进历史评论》，以及《对跖点》。奥尔曼和维诺的调查也不是穷尽一切的。不容置疑，激进分子已经在高等院校树立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左翼教授、著作、刊物是常见的；“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学家吸引了数千人。
对于保守分子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常常指控大学已经屈从于左派分子了。保守分子的刊物，如《评论》、《美国学者》或《现代》，几乎每个月都要发表一些文章，哀叹左派大学教师已经俘虏了大学。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开头写道：“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在学界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那些采用“启发式教学法”的左派教授的“入侵和征服”。
保守分子在白日里对大学的审视中也做着这个噩梦。大批的学界左派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官僚化和雇佣，这一平常的现实已经形成。留在校园里的新左派努力地工作，表现得很好。通常他们一步不拉地上了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