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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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是失业：免职或终止合同。在一个密集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学术生命的终结。学术兴盛的年代之长久足以吸引大批的准教授们进人大学；他们足以明了地保证所有的人都看到“没有空位”的标志。专业化在失业的威胁下进一步发展。眼前和遥远的过去的教训，从麦卡锡主义到投向第一个局外人的第一块石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融合进来；利用得到的时间建立学术上的资质；藏身于主流之中。
恐吓、威逼教授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很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被逼出校门的教师的事例，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称职的专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这些作为新闻来报道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来自精英和常春藤联合会学派；仅靠宣传，它们就常常“愉快地”被解体了。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1949…）几年前出版了《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献给《纽约时报》所称的“特别值得赞扬的人”。1984年，斯塔尔成了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哈佛大学的前途似乎是安稳的——直到1985年他被解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解除教职，是被免职，这是为什么？
斯塔尔似乎是为一个更大的公众群写作的，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前）系主任暗示说斯塔尔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在专业社会学以外误人了歧途。“假如我想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斯塔尔说，“那么我应该离开哈佛并做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纽约时报》指出斯塔尔“独立工作，对公共问题感兴趣……他很少为专业社会学家的听众写作……‘主流’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其话语是学理的，并且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斯塔尔没有被拉进这帮伪君子中。由于他的知名度和成就，他很快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碰巧，普林斯顿最近辞掉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大卫·亚伯拉罕（1946），据他的污蔑者说，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懒散而草率；而据他的支持者说，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例在报纸和杂志上引发了无止境的文章，那么，它也不是典型的。“然而，据新闻界的及时报道，在斯塔尔和在常春藤联合会学派的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还在继续发生，并且在其他地方不再被报道了。要找到几个没能引起任何注意的事例，只要越过从哈佛大学到波士顿大学的查尔斯河。
亨利·吉罗克斯（1943…）是一个青年教育学教授，他向来比较刻薄，并持不同意见。他广泛地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有一本被巴西的教育家保罗·费赖尔作了介绍。几个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在大学任教。然而，最终要由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拍板定论。他是一个对民权没有什么贡献的保守分子。他说，“把亨利·吉罗克斯赶出波士顿大学将是一件乐事，”他派一个新保守分子奈森·格莱泽做特别委员去对所有其他委员和推荐进行审查。格莱泽写文章对吉罗克斯进行了蛮横的政治攻击，认为他属于一个政治“宗派”，在高等院校不会有立足之地。尽管西尔伯在特别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中以二比一胜了格莱泽，他还是接受了格莱泽的建议，免了吉罗克斯的职位。
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报道这件事——而且波士顿大学还是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涉嫌政治而被免职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可能制造新闻；在波士顿大学的一些类似的事情可能引发一些短时间的议论。但是，当一个青年教授由于政治原因被从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韦瑟福德的西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解雇出去，或者甚至是从日常新闻地带之外的著名的大学，像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雇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当地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概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有关大学教师生活的事例：保罗·皮可恩（1940…）翻译、编辑并且写一些有关欧洲社会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仅在他主编的杂志《泰勒斯》上大量发表文章，还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他那些常常被选编的随笔、短论是用六种语言写的。他是一个真正勤奋而又精力充沛的学者和编辑；他写过一部有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获奖的著作，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在一大帮学者的热情支持下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谋一教职，这些学者包括丹尼尔·贝尔（“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皮可恩先生获得更高一级的职位并保有教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方面＇他＇已经最先努力拓展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向度”），赫伯特·马尔库斯（“……皮可恩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我高度敬重保罗·皮可恩的著作及其鼓舞人心的影响”）。
皮可恩所在的系科评价了这些学者们的举荐，并一致表决授予皮可恩教职，表示“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员……他的出版物……在很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的……华盛顿大学能有这样一个高智能的、杰出的人物真是荣幸之至”。
华盛顿大学却坚决表示有这样一个人是大学的不幸。他们拒绝授予皮可恩职位；拒绝他为自己的呼吁，甚至拒绝他恳求为自己呼吁。面对学者们对他的举荐，行政部门认为皮可恩已经游离主流太远；一个系主任在审查了他的材料之后声称，他的贡献“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仿佛主流是惟一的潮流。也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漂游在主流之中，否则就滚蛋。皮可恩再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稳定的岗位。当然，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能引起片刻的关注。”
社区大学的情况更糟。在那里，学术自由的传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所有高等教育中，能够引起注意的事例都必然是包含委员会和行政部门会面并写出推荐信的那些职位。然而，不断增加的大学教师（也许占了全国教职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长久的职位；他们常常兼职教书，或者和大学签订仅仅一年（可以续签，或不可以续签）的合同。让这些人离开学校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报告或介绍信；他们被免了职，除非重新被聘用。这样，他们在专业化的压力面前就变得特别脆弱；离失业只有半步之遥，他们正申请失业救济金（他们经常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社会学家以及更冷静的保守派承认左翼教授首先是教授。一个社会学家说，大学的迅速膨胀意味着许多年轻的教授都是来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是一种本可能导致危机和时代冲突的形势。然而，没必要烦恼；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由现成学院大力支持的有关大学教师的常规政策已经重新肯定了政策本身。”
这是一些保守分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保守分子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大学里的激进派》一书承认，自从激进派1968年占领了现代语言学会（MLA）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回想起来，激进派在1968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已经证明是暂时的。今天的现代语言学会和1968年以前的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混进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的保守分子感到一种让他愉快的惊讶：激进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一
当上一代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反思不复存在的波西米亚人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自己的过去。甚至作为教授，这代人也始终承担着对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责任。新左派一向介入日常生活并喜欢向大学发起攻击，反叛似乎是他们的本能。但如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却成了目不斜视的教授，他们只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以及专题会议。也许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几乎完全包容在校园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向学术界的规范进行挑战。
当然，年轻的教授并没有被动地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学术界的纪律。通过建立可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们指责那些在他们的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有来历的、或者根本就是官方的观点。这种学问是奇特的，它是左派知识分子进发出的情感，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学问。在几个领域里，新左派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学问也同样是奇特的：它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位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成了一种最深刻的讽刺。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最近25年，人们感到极大惊讶的事不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现，而且是他们德行的丧失。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
“伍兹、佩里和霍金教授是才气平平但功名心重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仅仅是步人社会的跳板，”E．B．霍特在谈到他系里的几个年轻教师时这样声明，“我不尊重他们，我也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帮我洗刷了是他们（哪怕是名义上）的‘同事’的污名，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说了这番话以后，霍特于1918年从哈佛大学辞职，来到远离缅因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然而，长期以来的学术生涯造就出来的充满敌意和尖酸刻薄的评论家不能轻率地被当作失败的或遭拒斥的学者而免职。马克斯·韦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授，曾经提议所有未来的大学教授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忍受一个又一个的庸才，年复一年地盘踞在你的上面，而毫不气愤、毫不痛心吗？”他又补充道，“我发现只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局面。”
对美国大学生活的两次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20世纪初对名人丑闻的披露和报道。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和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都谴责操控大学的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辛克莱著作的内容主要是以“标准石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钢铁托拉斯大学”（匹兹堡大学）为标题的几段文章。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止于列举出哪些压力联合起来对大学进行着错误的操控，辛克莱尔和凡勃伦都还谈到了对教师和科研的影响。
辛克莱尔回想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点什么值得教给我的东西，都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愚钝、世俗及狡诈的人。”
自己就有点神经质的批评家凡勃伦评论说，神经兮兮的批评家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由于保守势力的操控而在研究中受到压制。其实不然。教授们有充分的科研自由，并得到允许“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和信念”。没有外部障碍限制教授。然而，与他们保守的督学一样，“他们的认识视野被常识和偏见限定了。”对于学术上的成功来说，“一大群有攻击性的平庸之辈是最有资格的。”
就在这同一时期，H。L。门肯对大学教授也进行了严厉的挞伐。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我所有的本能都让我站在教授的一边。我尊重勤奋地致力于一门学科的人……我天生是一个苦行僧。”然而，对教授们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一个使他高兴的结果。从上到下都受到威胁的教授“几乎一律都在一种甜蜜的空虚愚妄中寻求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有勇气的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也不是思想观念自由传播的倡导者……他们是所有人中最谨慎、最胆小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们的行为就是他的证明。
他们自成一体，不是对暴民起到约束的作用，而成了他们最愚蠢的言行的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向民众灌输伪历史、伪哲学、伪理想主义、伪英雄主义……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为了教育后代，以及出于对子孙的担忧，我收集了一大堆学界的争论、说明和宣言……内容从对政府的装腔作势的赞歌到幼稚的长篇大论都有。
在凡勃伦和门肯以后，对学术界有力度的批评减少了——直到C。怀特·米尔斯。米尔斯珍视知识分子，他怀疑大学没有能保护或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在大学扩充的前夕，米尔斯把它的特征描述为“仍然是工作领域最自由的天地”。然而，“教授毕竟是合法的雇员，因此他们也受制于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味。”社会机构“自然地选择”顺从的人，他们被“如何写、何时写以及写什么”所左右着。威胁着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不是黑名单、秘密警察，也不是逮捕，而是不安全感。
教师自由的最深刻的问题不是有时发生的免除教授职位的事，而是一种莫名的日常的担忧——有时被婉转地称为“谨慎”、“有品位”或“权衡能力”。“这是导致自我恐吓的担忧……真正的限制并不是像著名学者的一致观点对叛逆者的控制那样的外部禁忌。”
近来，对校园生活所作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缺乏凡勃伦或米尔斯那样的活力。然而，它们所显示的情景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并未对某个教授的偶尔被解职或者大企业所起的作用加以考虑，而只是评估学术界就职与晋升的规律。这些分析研究表明，要想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而后来，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起初的成功保证了后来的成功。“一旦开始时就获得了好职位，而这只是靠名望起作用，并不是靠表现出来的能力……后来的职位就由最初职位的名望高低所决定。”马丁·芬克尔斯坦总结了对大学生涯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大学里的成功取决于“任职学校的声望和知名度”，或者是“关系人的地位和权力”，或者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
莱昂内尔·S·路易斯的研究证实，博士学位体制即攻读研究生，构成了学术成就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那些希望单纯靠教学能力或科研成果来获得职位的人来说，要想不被挤到最边缘的系科去，希望十分渺茫。”
路易斯设法收集到反映学习成绩的秘密文件——一些想在大学中获得职位的求职者们提交的推荐信。从这些信中他得知，人际交往的技巧和魅力胜过了学识，甚至才智。“在仔细阅读过一些学科的三千多份推荐信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体上，大学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