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克与美洲豹 作者:[美]盖尔曼-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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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很讨厌人们说“这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因为这一句话已被说了很多个时代了。然而，我们的时代确实在两个定义明确并彼此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很特殊。
首先，人类已经具备了通过巨大的环境效应来改变生物圈的技术能力。战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它现在可达到的规模却是前所未有的。人人都知道，一次全面的热核战争能够彻底毁灭地球上大量的生命，生物与化学战争可导致的灾难就更不用说了。而且，由于人口增长及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人类正改变着地球的气候，并正在消灭许多动植物物种。实际上，人类过去所产生的破坏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大。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为森林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侵蚀与干化，已是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并早就被人们评论过，比如大普林尼（Pling the Elder）①。即便是一万年以前生活在北美的一些规模不大的人群，也可能促成过北美冰河时代大型动物的绝灭，比如巨象与巨树獭、可怕的狼、剑齿虎，及一些骆驼与马的种别。（有这样一个理论，它将某些绝灭的原因至少部分地归咎于人们为了使用动物的肉与皮毛而习惯于将整群动物赶下悬崖绝壁。）然而，当今整个生物圈遭受破坏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人类活动已经导致了众多的环境问题，包括气候的变化，海洋污染，淡水质量的降低，森林的破坏，土壤的侵蚀，等等，而且它们之间又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许多环境破坏都是古老的问题，但它们现在的规模却是空前的，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第二，世界人口与自然资源减损的上升曲线，不可能永远都陡峭地上升；不久后它们必然将经过拐点（这时增长率开始下降）。对于人类与地球来说，21 世纪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从十字路口的本义上说）。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总人口随时间的变化很精确地服从双曲线规律，根据这一曲线，它将在2025 年左右达到无限大。在我们这一时代，世界人口显然应该偏离那一双曲线，而事实上它也已经开始发生这种变化了。但是，人口曲线是由于人类的远见与朝向一个更持续稳定世界所取得的进展而逐渐变平，还是由于传统战争、饥荒及瘟疫流行的结果，而使人口曲线发生不规则的上下波动呢？如果人口与资源减损曲线确实是逐渐地变平，那么，它们是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呢？它带来的是一个能保证人类正当的生活质量（包括相当程度的自由），并允许大范围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世界呢，还是一个资源缺乏，存在严重污染，其动植物也只剩下与人类易于共处的有限物种的悲惨世界呢？
针对军备竞赛其手段与规模的发展，有人可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人们是允许大规模的、彻底毁灭性的战争爆发呢，还是他们使用智慧与远见来限制与引导竞争，平息冲突，以协作来平衡竞争呢？我们将学习、或也许已经学会用灾难性战争之外的方式来驾驭我们的分歧吗？对于源自政治蜕变而来的较小冲突，又怎么处理呢？世界资源研究所（我为自己对其成立发挥过作用而感到骄傲）首任所长古斯·斯佩斯（Gus Speth）指出，人类在未来几十年里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完成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转变。我打算将他提出的那些转变的概念稍加扩展，这样，除了他所强调的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之外，将会有更多有关政治、军事与外交方面的事物也包括进来。在对这些概念加以修改后，本章剩下的内容将围绕一组粗略但很有用的转变观念来阐述。人口统计转变
我们已经看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人口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必然发生历史性变化。许多权威人士估计，下一世纪里世界人口将停止增加，但总人口大约将达到现在人口（55 亿左右）两倍的水平上。今天，高人口增长率（尤其是由于医药与公众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出生率并未下降）仍然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在热带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包括生态上或经济① 大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今仅存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自然史》——译者注上最不能负担其人口的肯尼亚，尤其如此。而此时，发达国家中的人口通常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稳定，但移民影响除外，后者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关于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净出生率下降的有关因素，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他们现在提出一些能帮助各热带地方实现类似下降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改善妇女健康、文化、再教育的状况；增加她们参加工作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降低婴儿死亡率（当然，这一方法开始时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但逐渐地它可以帮助阻止人们通过生育比他们实际想要的更多的孩子，来补偿可能发生的死亡现象）；为老年人设立社会保险，等等。不过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安全保障与有效的避孕方法自然很重要，但大家庭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样也不可忽视。在世界有一些地方，平均每对夫妇（特别是平均每个男性）想要的孩子数目仍然较多。能为一个与两个孩子的家庭提供什么奖励呢？怎样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劝说人们，在现代世界，小家庭更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它可以使大家的健康、教育、经济及生活质量水平，比有很多孩子的大家庭要高呢？时尚的改变对人类事务有着如此大的重要性，那么，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使小家庭的观点流行起来呢？可悲的是，这些问题在很多地方仍然得不到重视，即便那些声称将帮助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的组织也是如此。
如果人类人口真的正在通过一个拐点，并将在几十年内在全球大多数地方停止增加，那么，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过程，而且人口开始停止增加的时间与最终的总人口数，也可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性质与大小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土地保有模式，就值得各不同地区的人们去认真仔细地研究。不过，就整体而言，人口增加极有可能加剧环境的恶化，要么由于富裕的人们巨大的消耗率，要么是因为贫穷的人们以不惜牺牲未来的一切代价而进行的生存斗争。如果我们只是等待赤贫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来导致净出生率的降低，而不试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来促进这种降低，那么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得多。每个人对环境总的影响在经济状况改善后可能要比改善前大很多，而且，在最终实现相对富裕时，总的人口数越少，人类及生物圈其他部分的生存条件就越好。技术转变
几十年前，我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保罗·艾尔里希（PaulEhrlich）和约翰·霍耳准恩（John Holdren），就指出这样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假定在一个给定地理区域中，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有效地分解为三个相乘的因子：人口，以约定方法衡量的人均财富，以及每个人每单位约定财富对环境的影响。其中最后一个因子特别依赖于技术。只是由于有了技术革新，今日庞大的人口才能够得以生存。尽管上十亿的人们还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由于科学与技术包括医药的进步，另外相当数量的人们已经设法过上了合乎情理的舒适生活。环境破坏已经非常严重，但如果人类不采取某种有远见的措施，那么未来可能出现的破坏将更加可怕。
如果利用得当，技术能够促使第三个因子小到根据给定的自然定律可达到的值。对非常贫穷的人们来说，财富因子可以被提高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个因子即人口数的减少量。
在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技术转变迹象，但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然而，即便是表面看来十分简单的技术困境，也仍然可能因陷入极其复杂的困窘而告终。
我们以人类根除疟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在不远的过去，排干沼泽仍然是消灭疟疾的主要方法。但现在人们已经懂得，应该尽可能避免破坏湿地。同时，科学已经发现导致疟疾的疟原虫以及携带这种细菌的蚊子。通过喷洒化学杀虫剂DDT 来消灭这些蚊子，似乎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但结果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影响。首先，处于水生食物链上层的鸟类产生了大剂量代谢产物DDE，这种物质使许多种动物的卵壳变薄，并导致繁殖失败。这些动物包括美国的国鸟白头鹰。20 年前，DDT 在发达国家中就已被淘汰，受到危害的鸟群已开始恢复。但其他有些地方虽然已开始出现具有耐药性的带菌蚊群，却仍在使用它。
后来又发现，DDT 被淘汰后紧接着使用的一些替代品对人类有很大的危害性。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比那些高级得多的方法来杀灭带菌蚊群，包括使用专门针对它们的化学药物，与释放不孕性蚊群，及其他一些“生物…环境控制”（bio…envirmentalcontrols）。这样的方法可以在被称为“综合害虫管理”法中得到协调。迄今为止，如果大规模部署的话，这些方法所需费用还是挺昂贵的。将来也许能够发展更便宜且同样易控制的技术。当然，除虫剂仍然可以使用，但它们同样很昂贵，并且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之有效，那就是使用蚊帐，在早晨与傍晚蚊子比较猖獗的各半小时里呆在蚊帐中。但不幸的是，在很多热带国家，那段时间内农村贫穷的人们正忙于户外劳作而无法呆在蚊帐里。
将来某一天很可能会发展出抗疟疾疫苗，它们甚至可能完全消灭各种形式的疾病，但那时又会产生另一种难题：那些由于有疟疾流行的危险而得以保护下来的重要野生地区，容易被人们进行不明智的开发。显然，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分析这一表面上很简单的例子，为的是由此揭示它的一些复杂性。在技术向降低对环境影响方面转变时，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出现类似的复杂性，不管是工业生产、矿物开采、食物生产或能量生产都是如此。像国防工业向民用生产转变一样，技术转变需要财政支持以及工人的再训练，因为一些就业机会将逐渐消失，而另一工种的就业机会将被开辟出来。应当建议政策制定者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转变视作相关的挑战。因此，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应当被认为与禁止砍伐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成熟原始森林一样重要。而且，当社会试图减少对人类健康有害物品的消费时，不管是合法的，如烟草，还是非法的，如可卡因，也会存在同样的政策问题。然而，从需要这一角度来讲，三种转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问题。在化学武器的情形中，主要的挑战是要说服政府不再定购这样的武器，探查出并毁坏已有的库存品。在药品情形中，主要是愤怒与争执的问题。在技术向低环境影响型的转变中，问题在于发展与使用较易控制技术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经济转变的问题。经济转变如果空气或水在经济事务中被视作免费物品，那么污染、竭泽而渔，也就算不上是经济损失；相关的经济活动于是以牺牲环境与未来的方式来进行。几个世纪以来，权威人士试图通过禁令与罚款来应付这种问题，但那些处理方式常常达不到目的。现在，某些地方正尝试大规模运用规章制度的方式，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对政府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还是或多或少索取恢复环境质量所需花的费用。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作的外在因素内部化（internalizingexternalities）。通过罚款或其他惩罚方式，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索费形式。但是，虽然内部化成本促使环境质量恢复，或首先就避免它的恶化，而规章制度通常还要求污染者以任何最便宜的方式采取一些特殊保护行动。工业中负责按规定采取措施的人是那些有关的工程师与会计员，不必用官僚进行微观管理。从大部分依靠自然的资本（natural’s capital）生活转向主要靠自然的收入（natural’s ine）为生的经济转变，其主要要素就是试图索取真实成本。虽然索取成本费只是略为胜过规章制度，但它比单纯的口头劝告却肯定要好得多。首先，它减少了模糊性。
假定你的职业是给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颁发绿色奖牌，那么你很快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例如，某种特殊的清洁剂所含的磷酸盐可能低于另一种清洁剂，从而在保证降低湖泊中海藻污染（enthropication，藻类植物增加）方面略胜一筹，但它可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因为使用它洗涤时需要用热水。随着颁奖工作的继续进行，你还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两难问题。如何权衡这样的两种考虑呢？如果至少作这样一个尝试，即向制造商索取费用以恢复由他们的清洁剂所导致的海藻污染，并且如果将洗涤所需能量之费用也清楚地标于包装上，那么消费者可以只凭总的费用来作决策，市场将体现出它们的价值。绿色奖牌就可能变得不必要了。当然，索取真实成本的一个大难题在于如何对它们进行评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到，经济学从未真正成功地处理过质量和不可逆性这样的微妙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产生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于政治范围，并只被当作公众意见问题来处理，但从长期来看，科学肯定也能对此作出解答。现在，最简单的方法是评估补偿所破坏环境要花的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