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克与美洲豹 作者:[美]盖尔曼-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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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饫创恚映て诶纯矗蒲Э隙ㄒ材芏源俗鞒鼋獯稹Ｏ衷冢罴虻サ姆椒ㄊ瞧拦啦钩ニ苹祷肪骋ǖ姆延谩６杂诓豢商娲幕肪称苹登樾危斜匾扇⊙细竦厍啃薪沟男问剑谄渌矫妫柿康某中栽蛴敫旱；指椿肪乘璺延妹芮薪岷掀鹄矗柿康亩ㄒ褰煽蒲в牍谝饧秸呓岷侠醋鞒觥Ｈ魏嗡魅≌媸党杀炯苹囊桓龉丶圆糠郑侨∠肫苹敌跃没疃牟怪稹Ｒ皇且蛭胁怪鸬幕埃切┚没疃坏阋膊痪谩Ｔ谟墒澜绺鞯刂渭易槌傻氖澜缁肪秤敕⒄刮被幔ú悸√乩嘉被幔┑墓ぷ髦校被崦厥槌ぃ幽么蟮募贰ぢ罂四岫↗im MacNeill）指出，要想了解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你必须不仅仅看环境部所采取的行动，更要了解财政部与预算的政策。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破坏性经济活动补助金的根源，而且有时能将它们砍掉，即便存在很大的政治困难。
预算的讨论直接将我们引导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经济会计程序中是否包括自然资本减损。通常它们并不包括这一点。如果一个热带国家总统与一家外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与一笔贿赂金而将国家森林中的树木砍掉一大批，那么国民收支帐户上所显示价格只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甚至贿赂金也同样只有一部分在收支帐上显示出来，如果它在家中被花掉而不是存入瑞士银行的话。但是森林的消失，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与潜在价值的丧失，作为相应的损失无法挽回。而且，不只是热带国家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出卖他们的森林物产，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英属哥伦比亚以及阿拉斯加的温带雨林的命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显然，国民经济会计制度的改革是所有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幸而，实行那一改革的努力在有些国家中已经开始起步了。我们的例子也表明，同重大的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实现经济转变的一个关键要素。对于依靠自然资本生活现象关心程度的另一个晴雨表是贴现率（discount rate）。我获悉，世界银行在为有重大环境影响的计划提供经费时，仍然使用每年10％的贴现率。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未来 30年里一些重大自然资产的损失被打了 20％的折扣。下一代的自然遗产的价值只有现在给定值的5％，如果它真被估算过的话。用这一方法使用的贴现率是对所谓的代间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的一种量度，后者对持续质量的观念很重要。过分地折扣未来等于掠夺未来。如果以某种方式将贴现率的概念推广，那么它也许能用来包括持续性所指的大部分意思。社会转变
一些经济学家极其重视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generationalequity）之间可能的平衡，这也就是对将来之关心，与对今天贫穷人们为了生存而需要利用一些自然资源的关注之间的平衡。虽然当今生物圈某些方面的恶化是由极度贫困的人们在谋生过程中所致使的，但恶化的大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富裕的人们对资源的挥霍浪费。然而，许多情况下，环境恶化与一些大型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些计划是打算用来帮助比如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的。但这些计划实行的结果，如果不全部是那至少常常是相当低效与具有破坏性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大量地方性的小型行动来有效地帮助那些人们，比如以称作微型借贷（microlending）的形式进行。在微型借贷情形中，由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家，其中许多是妇女，提供小型贷款，以使他们开办小型企业，从而使当地许多人能藉此找到谋生的机会。这些商业活动提供的职业对环境的破坏往往不那么严重，并且既能促成代内公平，又能促使代间公平。幸运的是，支持持续型经济活动的微型借贷正越来越普遍。
如果生活质量在人与人之间非常地不平衡，如果众多的人们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或早早地因病夭折，而他们却看到其他数十亿的人们却过上了更舒服的生活，那就很难说生活质量最终会达到持续性目标。很显然，为实现持续性目标，向着代间公平的方向采取大规模行动是必要的。如为持续发展提供微型借贷的情形一样，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之间的协同性更多于对立性。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真正有帮助的政策与那些保护自然的政策之间的相容性，比通常所声称的要大得多。真正对城市贫困人口有益的政策，当然应该包括避免城市环境灾难的条款，也应该包括解决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移民的问题（其中有些城市已经膨胀到难以管理的地步）。事实上，社会转变显然必须包括缓和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一些最恶劣的问题。
如今，比以往更甚的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不考虑国际问题的情况下，处理好同时影响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难题。全球经济的出现就是现代形势的一个主要特征，更积极地参与这一经济的愿望是影响世界各地政府与商业政策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问题的突出性以及快速运输、全球通信与全球环境影响，都意味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性合作对于处理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连锁问题是必要的。这又将我引向机构或管理的转变。机构转变
地区性或全球性合作并不局限于环境问题，或只限于环境与经济事务。维持和平，即所谓的国际安全保障，至少也一样地重要。对联合国来说，组织选举监督或赞助为中止内战而进行的谈判，已是例行公事。“维和”（peacekeeping）行动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进行。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至少这一方法正逐渐制度化。同时，国家间合作还以许多其他方式进行着，而且，国家的作用势必被削弱，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太多的重要问题逐渐地超出国界。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中，国家间、甚至世界性（或近似世界性）的机构，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已经在很久之前就发挥起了作用。如今又有了更多这样的机构。通常，它们将竞争导向持续模式，并使之由敌对型转为协作型。一些机构比另一些更加有效，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有一定的重要性。下面列出了几类不同的机构。比如，空中旅行系统；国际邮政联盟；广播频率协约；国际刑警委员会（Interpol）；候鸟协约；国际濒危物种贸易条约（CITES）；化学武器条约；国际理论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简称国际科联）；世界数学、天文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会议；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PEN）；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跨国公司，包括麦当劳公司与IBM 公司；联合国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FPA），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土耳其的红十字会——译注）大卫王的红盾会（犹太人红十字会——译注）与红狮和红太阳会（伊朗红十字会）。而且，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其渐增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人类已经逐渐开始在全球或高度国际化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处理一些有关生物圈及其中的人类活动的控制问题。
并且，关于全球公地——那些未被认定属于谁，因而属于全人类的地方——问题的磋商正在取得进展。不通过合作而自私地利用那些地方的资源，只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最明显的公地例子就是海洋、太空与南极地区。较发达与较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议可以遵循星球交易的模式，后者我们在前面讨论自然保护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不过，在这里它又显示出了更广泛的意义：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时规定贫穷方履行这样一项义务，那就是采取措施推动广义的持续性发展，因而避免增加核武器以及采取保护野生地区的行动也被包括进来。（温带国家通过为热带国家森林保护提供费用来抵偿他们在发电事业中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星球交易的一种形式。）然而，消极排他主义——具有不同语言、宗教、民族、国家及其他差别的人们之中的激烈并常常是暴力式的竞争——在近几年里已经比以往更加突出，特别是当一些独裁政权强加于这些竞争之上的一些管制被解除之后。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正发生着很多起民族或宗教暴力冲突。原教旨主义的不同分枝正逐渐发展起来。世界正在迈向联合的方向，而在这种联合之中又有一种走向崩溃的倾向。
我们已经提到，不管多么小的差异都可用来将人们划分成严格敌对的群体。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索马里所进行的残酷战争。是因为语言差别吗？不，他们都说索马里语。是宗教差别吗？不，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是穆斯林。是由于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不同的教派吗？也不是。那么是宗族差别吗？有一点，但造成如此大骚乱的并不是它。随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挑起与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在敌对军阀们领导下的宗族下的小宗派（subclans）。观念的转变上述这些倾向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过度纵容早已过时的消极排他主义倾向，将会发生军备竞争、生育竞争以及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这些竞争将使质量持续性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观念似乎需要来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图式以及我们的范式的改变。如果我们人类想要实现彼此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发展的话，我们必需进行上述转变；如果我们还希望实现同生物圈其他部分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那就更不用说了。科学研究还没有弄清楚，人们对其他被认为不同的人们（以及对其他生物）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很久以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遗传、硬连线（hard…wired）的倾向所支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惯于组成彼此互不相容的集团并对环境施加不必要的破坏，具有生物学的起源。它们可能是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也许从前十分适应于大自然，但在一个相互依赖、拥有毁灭性武器及破坏生物圈的能力大大增加的世界中，这种习性不再能适应了。生物进化太慢，跟不上这些变化。不过，我们知道，快得多的文化进化能够修正生物学倾向。
社会生物学家强调，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人类继承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近亲，从而使得我们与近亲能够生存至生育并将我们的一些基因模式传递下去。但在人类中，那种增加相容适应性的本能被文化深深地改变。对于某人跳进河里去抢救另一个面临被鳄鱼吃掉的危险的人这样一种情景，一个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主张，当水中那个人是近亲时，这种“利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文化人类学家则可能指出，在许多部落中，某些亲戚，包括相当远的亲戚，是“本族”成员或父母、后代，他们在很多方面会被当作真正的近亲来对待。或许这样一个部落的成员，会愿意冒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像救他们真正的兄弟姊妹一样，去救他们的本族同胞。无论如何，社会生物学家现在同意，人类中的利他行为模式大大地受文化的影响。冒生命危险去搭救另一个人的某种特定的意愿，会很容易感染部落里的所有成员。
这样的行为也会发生在更高级的组织中。在国家规模上，它被称作爱国主义。随着人们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社团，“我们”的概念在范围上不断扩大。（不幸的是，由于压力的作用，可能会显现出社会结构的一些弱点，这些弱点致使社会重新分裂成较小的单元。比如，萨拉热窝附近所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地一位居民如此评论：“我们同那些人们和睦相处了40 年，我们彼此通婚，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并不完全是人。”）虽然有这样的挫折，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朝向范围越来越广的团结。最大的观念问题是，那种团结感是否能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到整个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属于的生物圈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能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长期考虑来补充地方性的短期考虑吗？家庭意识能经历非常快速的文化进化，从而发展到星球意识吗？过去的政治联合常常是通过征服而实现的，有时继之而来的是试图压制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竞争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对立。然而，为了满足持续质量的要求，向星球意识的进化必须包容文化多样性。人类需要多样性的统一，其中多样化传统经进化后能允许彼此之间的协作，并使许多具有连锁关系的、向持续型的转变能够实现。社团对人类活动来说是必要的，但只有具有合作动机的社团才有可能适应未来的世界。同时，人类文化多样性导致了意识观念或范式、图式的多样性，它们具有地球人类思考方式之特征。其中一些世界观，包括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特定观点，可能特别有助于持续质量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观念最好能变得更加普及，尽管文化多样性可能由于其他观念的衰败而得到更大破坏性的后果。通常，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能产生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主张，而且还会导致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冲突。
几年前，我去听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演讲，主讲人是瓦克拉伏·哈威尔（Václav Havel），他当时是即将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现在则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他演讲的主题是最近几十年里他的国家所受到的环境损害，这些损害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将环境损害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enthropocentrism），特别是其中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人类拥有地球，并有足够的智慧去学会如何开发它。当然，哈威尔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作家与人权卫士。大多数普通的政治家是禁止攻击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选民都是人。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实际价值，而不仅将它看成对自称为人这种特殊灵长类动物的有利用价值之物，可能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信息转变在地方、国家及超国家层次上处理环境与人口问题、社会与经济问题、国际安全保障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需要在知识与理解、以及知识与理解的传播中发生一种转变，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转变。这里，自然科学、技术、行为科学及法律、医药、教育、外交等各行各业都必须发挥作用，商业与政府部门当然也必须发挥作用。只有当名流与普遍百姓对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都有了更深程度的理解时，持续质量才有实现的希望。
仅将知识与理解专门化那还远远不够。当然，在当今时代，专业化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讨论到的，对专业化知识进行统合，使之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同样也非常必要。因此，社会必须比从前更加重视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旨在通过一种粗略的模仿或模拟，同时将一个综合性形势的各重要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整合到一起，因而势必比较粗糙。早期一些试图对整体进行粗略描绘的尝试曾受到人们怀疑，部分地是因为那些结果过快地被发表，也因为过分地利用了这些结果。但这些不应该再成为妨碍人们再次尝试的理由，不过在发表那些难免是试验性与近似的结果时，态度应当谦逊，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