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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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的，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大概没有什么比日记更能透露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了。 本书不是一本研究胡适日记的书，而旨在研究胡适这个人，作者从胡适日记中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更从他与王云五、蔡元培、马寅初、傅斯年、陈独秀、辜鸿铭、鲁迅、陶行知、梅兰芳、郭沫若、徐志摩、梁宗岱、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陈垣、余英时、张爱玲等等诸位著名人物的交往的记录中发掘人物特点，令读者得以与胡适亲密接触，对他产生新的理解，并对那个时代的那些事儿和那些人有了新的解读视角。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得任北大教授…… 得任北大教授，全凭蔡元培慧眼 很巧合的是，胡适的生日与北京大学的校庆是同一天，都是12月17日。这似乎注定他与北京大学有着一生的情缘。自称“北大人”的他，在此成得大名，在此作为领袖而引领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他跨入北大大门之始，即步入了辉煌之途。北大成就了他，反过来，北大因他而增色。 都说一个人仅有努力与能力是不能够称得上成功的，还需要有社会的赏识与承认。北大是胡适展示个人才华的平台，同时给了他为社会赏识和承认的环境。然而，他如何能登上这样的平台，如何能融入这样的环境？这就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对于胡适而言，蔡元培是伯乐，是他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资历最浅但月薪最高 一条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链很清晰地显示出胡适与蔡元培的结识。在这条关系链上，有一个人很重要，他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掌门人汪孟邹。 汪孟邹是胡适的同乡，两人一直有来往，即便胡适留美，也从未与汪孟邹失却联系。在胡适即将完成留美学业时，曾经写信给汪孟邹，托他在国内看看有无合适的工作。 得任北大教授，全凭蔡元培慧眼同时，汪孟邹又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之初，四处邀稿，也托汪孟邹帮忙。在办刊业务上，两人也更多往来。 因汪孟邹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远在美国的胡适。曾经五次留日、从来没有远游欧美，却又有着激进的西化论的陈独秀自始就对深受西方文明浸染的胡适充满关注，更在读了胡适的一些文章后，对之欣赏有加。从此，每期《新青年》，他都渴求胡适赐稿。胡适于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特别是《致独秀信论“八事”》一文后，胡、陈即“志同道合，乃成神交”了。正是在陈独秀的力促下，胡适写就了那篇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文学改良刍议》。 按照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开始关注陈独秀这个人。他在《〈独秀文存〉序》中说：“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正是如此，当他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而在随即进行的选聘新型人才工作中，很自然地接受了老朋友汤尔和的推荐，诚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在蔡元培就职校长仅仅九天之后，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与蔡校长相仿，他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延聘人才，而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对于陈独秀所提及的胡适其人，蔡元培并非毫无所闻。早在1914年6月他旅居法国时，胡适、杨杏佛等留美学生曾经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刊《科学》杂志。蔡元培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还曾写信勉励。如果说那时他对胡适只是知其人而不识其人的话，那么此时在陈独秀大力推荐之下，又通读了胡适旧作《诗三百篇言字解》后，他对胡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他又听说新一期的《新青年》将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这篇文章据陈独秀说有可能在知识界引起震荡。 尽管胡适本身的才学似乎无可挑剔，但严格意义上说，蔡元培当机立断同意诚聘胡适，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陈独秀的绝对信任，以为能够为陈独秀所钟情的才子，一定非等闲之辈。 说来又是一个巧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是属“兔”，只是分属三轮，也就是很规整的老、中、青三代。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三人在性格上可能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为人处事上有着许多共同点，也就可以解释了。 接到陈独秀言辞恳切的来信，正托汪孟邹在国内找工作的胡适自然很兴奋。对于回国去北大执教，他看重的并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差事，更视其为几年来对国内高等教育问题思考的一次实践机会。早在1914年1月，他就曾撰写《非留学篇》一文，批评国人重留学而轻国内大学的垢病，主张“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一年以后，他在日记里，对大学教育问题，还专门以“国立大学之重要”为题详细记载道： 1915年2月20日 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谈，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余以所闻对。……余告以近来所主张国立大学之方针（见《非留学篇》）。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二月廿一日） 由此看出，胡适对大学教育有着满腔抱负与期待。所以说，陈独秀的赏识与蔡元培的信任给了他施展的舞台。他当即应允。 蔡元培是1917年初就任的，胡适于当年7月才抵达上海。在这半年时间内，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所引起的文学革命的讨论在国内如火如荼，也因此使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在国内的名声日益渐长。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为蔡元培提供了“考察”胡适的机会，他由此更加断定胡适是一个人才，便不住去函催促他尽快归国。 回国回乡稍事休息后，胡适于新学期开学前的9月10日到达北京。此前一个星期，蔡元培已经迫不及待地签发了聘书，正式聘请胡适为北大文本科教授，足见此时他对胡适的个人能力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确有一双识人用人的慧眼。 两天后，即9月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胡适接风。这应该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尽管一只老“兔”和一只小“兔”年龄相差两个轮回，彼此却并不陌生也无疏离之感。交谈中，他俩很有共同语言与共同理想。这也就为他俩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与数十年的个人友谊提供了思想基础。 当时，北京大学人才济济，除了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人，也有在辛亥革命前就曾与蔡元培在上海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中共过事的两位战友：理本科教授钟观光，文本科教授叶瀚。然而，与他们相比，蔡元培对初入北大又资历尚浅的胡适格外垂青，委以重任。初入北大，胡适负责三门课程：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每周12课时。第二年起又担任中国名学、中国小说、英文高等修辞学、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的课程，跨科跨系，课时繁重。 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是蔡校长对他能力的信任的话，那么在教授们的月薪分配上，就更加清楚地看出蔡校长对他的“偏袒”。胡适的月薪初期是260银元，从第二个月起，即增加到280银元，为教授薪俸中最高。就连钟观光教授也不过240银元，而叶瀚只有140银元。 依照北大教员的薪俸分配标准，即授课时长、成绩、著述与发明、社会声望，胡适除了授课时长还算够份外，其他三项其实都比不上其他教授，特别是社会声望。如果说胡适因文学革命而在国内有点名气的话，那也只能算得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远谈不上声望。那么，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除了对胡适特别看重外，似乎别无其他理由。胡适日后在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才能和卓越见识果然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1）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谈到他就任校长一职的缘由：“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我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亦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这也就是说，蔡元培入北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顿，或者说是改革。 反观胡适，他是抱着建立一个能与哈佛、牛津、康桥比肩的国家的大学的希望来到北大的，自然也是要整顿或改革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与蔡元培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 胡适虽然是孑然一身来到北大，但实际上，他的身后有一个以留美学生组成的智囊团。比如，他到北大不久，留美学生张奚若就曾写信给他，建议他“与蔡孑民先生及诸同事等，设法为北京大学设一大图书馆，以作造学基础”。胡适与他们的目标很一致，那就是一切西化而逐渐向北大输入西方著名大学的建设规模和管理模式。 蔡元培在接手北大之初，就已经为他将来的整顿确立了方向，那就是“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因而，他之所以有些不合情理地看重、倚重胡适，正因为胡适的西学背景和基本改革思路与他相契合。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整顿北大的一系列行动中，胡适与蔡元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也是因为如此，蔡元培甘心作为胡适身后强有力的后盾，不遗余力地支持、扶助和推动。 入北大不久，胡适就为蔡元培制定了北京大学未来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为了实现这一系列计划和规划，也为了早日将北大引向世界，他为提升北大英文师资力量而大量延聘教学能力强的外籍教员，又邀请他推崇的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与此同时，他在授课之余，充分利用演讲才能，然后写文章、作新诗、翻译外国小说，更积极倡导白话文。与其说他给北大输入了新思想新理念，不如说他将清新之风引入北大，使之一改腐败酸臭之气而充满生机。 对于胡适的这一系列活动，蔡元培充满赞许，也对胡适个人的才学充满欣赏。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胡适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适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初版封面1918年初，胡适倡办“成美学会”，目的是效古君子成人之美，资助热心向学却家境贫寒的学生，为此，他带头捐款。蔡元培积极响应，不仅个人出钱出力，还鉴于个人力量的有限而将之划归学校统一办理，责成由胡适等四教授修订该会章程。5月，蔡元培倡办“进德会”，目的是端正北大师生的道德风尚。他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胡适、陈独秀正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抨击旧礼教、倡导新道德的声援。 除此之外，胡适与蔡元培在“为学术而学术”、“文（言）白（话）之争”以及倡导妇女解放方面都保持着高度一致。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更因蔡元培概然作序极力举荐而得以出版并获大名。蔡元培用一个词对胡适作总结：“心灵手敏”。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胡、蔡二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亲密无间毫无二致，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就他俩的年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是毫不奇怪并大可理解的。 对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与陈独秀态度明确的正面评价不同，胡适从来没有任何说辞，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说”意味着“不接受”。因为他对蔡元培的“容新”是很赞赏的，说过这样的话：“当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先生。蔡先生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显然，他只能接受蔡元培的“容新”，而不能理解他的“容旧”。可以这样说，他与蔡元培的一致也基于对“新”的追求上。 1919年3月，陈独秀被以“私德太坏”为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尽管蔡元培有心庇护，但无力阻挡校内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挥泪斩陈。反对派之所以如此逼迫蔡元培打压陈独秀，实则也想借此抑钳胡适，因为这两只“兔子”在北大仗着蔡元培的提携实在很招摇。但是，学究气浓重的胡适却没有意识到这点，将不满与怨气泼向蔡元培。不过，他并没有冲蔡元培直抒胸臆，而是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事“造孽不浅”。 胡适对蔡元培的公开抱怨是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针对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在他看来，蔡校长此时辞职，无疑是临危弃职。他不仅直接向蔡元培表达了此种态度，也在北大的教员会上公开坦陈。蔡元培为此特地致函胡适：“弟出京的时候有许多事，没有机会与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种种为难，实在抱歉得很。”从而舒缓了胡适的不满情绪。 早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以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出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目的，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计划五年内组织三千人赴法留学。他们认为，“欲输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西方为要图”，而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的确，法国当时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它率先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的实践，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2） 1915年，他们又为提高在法华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提出“以工兼学”的主张。可惜的是，因袁世凯称帝，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暂时搁浅，直至1916年政局稳定后方重新实施。1917年，专门为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帮助和媒介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等人号召“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