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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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邀请出任“政府”国府委员。胡适起初一直推辞，但蒋介石始终坚持。无奈之下，胡适将妻子的话转达给蒋介石，说，太太说了，千万不要做官。最后，胡适真的没有出任国府委员。 从这个角度说，江冬秀确与一般女子不同。胡适也由衷地说她是“明大体的女人”。他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没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江冬秀是个有独特个性的人，这样的人必定直来直去而不期期艾艾。当胡适因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时，她不是一味地暗自哭泣。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情，她极端地用菜刀指着两个幼子威胁胡适：“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她的这一行为让旁观者瞬间分成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认为她是泼妇无疑，又无理又狠毒，更以为她没有文化，配不上胡适；另一部分人则很欣赏她的勇敢与执著，颇有现代女性敢爱敢恨的果敢风范。我们不能因为胡适是博士是教授是文化人，就宽待他的外遇行为，自然也不能因为江冬秀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小脚女人，就严苛她的偏激行为。 当然，客观上，好面子又注重名声的胡适从此再也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他与江冬秀真正做到了白头偕老。 1961年10月的一天，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眷属“欢迎胡夫人茶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17”这个数字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不足为意，但对于胡适而言，却有着多重意义。他出生于1891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他的小儿子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17日，他和夫人江冬秀的结婚纪念日也是17日（农历）。最为特别的是，韦莲司的生日恰好也是17日。她出生于1885年4月17日，比胡适大六岁。 胡适曾经在给韦莲司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是十三年以前知道你的生日的，从此，一直不曾忘记过。”这封信写于1927年4月10日，韦莲司生日前。 关于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众说纷纭，有说他们之间有爱情，有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友情；有说胡适追求韦莲司，被她以他有婚约在身而拒绝，有说是韦莲司主动献爱，胡适却因为是个“发乎情，止于礼”的胆小君子而不敢接受等等。 从胡适的《留学日记》中关于韦莲司的记载，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来往通信频繁，却无一论及“情爱”，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学问的切磋，至于感情，至多是互相抚慰而已。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走上爱情之道，只不过在友情之路上走得稍稍远一点儿罢了，所以让人产生误会。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开始于“狂狷”的交谈 胡适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认识韦莲司的。当时，他对美国学生大多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但是，当韦莲司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眼前陡然一亮。他在日记里这样评价韦莲司： 1914年10月20日 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如何也，其狂如此。 韦莲司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家住绮色佳。她本人并不在康大就读，而是在纽约学习美术。至于胡适是如何与她初识的，他在日记里没有详记。韦莲司在胡适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时，似乎已经与胡适相识良久，因为那天，他们共同出游：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1914年10月20日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始折回，经林家村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晴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 显然，胡适当日的心情很好，大有日光飞逝之感。 胡适的个性略显腼腆，据他自己说他不善于与女人交际。在他的身上，有很传统的恬淡、闲静之气。他说这是因为在妇人社会中待得太久之故。虽说他是这样的个性，但他自己并不一定喜欢这样的个性。相反，按照心理学的理论分析，他甚至可能更加欣赏那种与温和贤德完全相反的活泼洒脱个性张扬的反传统特质。 韦莲司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家境富裕，却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热衷服饰打扮。有一天突然觉得头发太长不好打理，干脆动剪动刀，三下五除二将头发变成寸头，目不斜视于路人的指点和蔑视。为此，胡适日记这样记道： 1915年5月8日 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日新而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女士胸襟于此可见。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女人打破了胡适心中固有的传统女人形象，让他好奇，也让他激动，更让他有与她相识相交的渴望。从胡适日记中可知，他们的交谈，是从“狂狷”开始的。 胡适以开玩笑的口吻对韦莲司说：“约翰弥尔曾经说过，‘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其实，我倒认为，‘狂’乃美德，非病也。” 果不其然，胡适不仅不以韦莲司的狂狷所厌，甚至是很欣赏的。 韦莲司这样解释她的“狂狷”：“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 胡适深以为然。 当然，胡适对韦莲司的大有兴趣与好感，并不仅限于韦莲司的“狂狷”，更在于她的独特思想。他说他与她的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 对于胡适来说，他与韦莲司的交往，看重的不是他与她是否能够产生爱情，而是思想上的启发，他认为那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 现在，人们都知道胡适有过一篇著名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他在留学期间的“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不争主义”的思想，他对婚姻、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等等，都与韦莲司有过讨论。 关于“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的思想，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4年11月3日 韦莲司女士语余曰：“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 …… 关于“不争主义”的思想，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4年11月13日 …… 女士谓余曰：“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余因以讷博士之语告之，并告以吾“秋柳”之诗，女士亦以为此中大有真理。 两年后，胡适的一篇文章《国际关系中有无武力之取代》获了奖。他给韦莲司写信报喜，并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60年后，胡适说：那天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从“极端和平主义”转变为“新和平主义”。 关于“女子教育之目的”，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5年10月30日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 早先，对于女子受教育的目的，胡适的理解也仅停留在传统士大夫的认识水平之上，认同女子受教育只是为了日后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通过与韦莲司的交流，特别是韦莲司本人的卓然思想与特立独行，让他骤然觉醒。他认识到，女子教育的目的其实应该是培养女人的独立意识。这不仅于女人本人，于社会、国家都益处无穷。所以他说：“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 因而可以说，胡适早期思想的形成，与韦莲司不无关系。胡适对韦莲司的倚重，多的是思想的契合，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单纯情爱。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相会还是幽会 对于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学者唐德刚曾经在他的《胡适杂忆》里这样说：“就在这一次胡、韦海文之会时，胡氏显有所求而为韦女所峻拒。2月3日韦氏又写了一封‘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的长信。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最后，燕姬并勉励郎君‘读书上进’。” 所谓“胡、韦海文之会”是在何时呢？韦莲司写那封信的动因和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胡适在日记里记得很清楚。 1915年1月27日（追记） …… （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去波士顿，夜九时至纽约。以电话与韦莲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约相见时。 二十二日至纽约美术院，韦莲司女士亦至…… 午后一时，至女士寓午餐，遇……君夫妇，皆韦莲司家之友也。 （二十三日）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来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 …… 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胡适与韦莲司的这次相会，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次幽会。更有包括唐德刚在内的学者猜测在这次幽会中，胡适“有所求”。然而，细读胡适日记，我们发现，他俩的相会，并没有刻意单独相处，不是有“其他友人”，就是“电话招张彭春”。如果胡适“有所求”，他断不会邀来第三者。胡适虽然对韦莲司的感情在欣赏与爱慕之间游荡，但他不是个随性而任意为之的人，他有为人子的孝道的顾虑，有为人未婚夫的忠心的顾虑，也有为坦荡荡之君子“非礼勿动”的顾虑。所以，他不可能做出一些越轨违礼之事。 但是，胡适打电话招张彭春来的行为，并不单纯。他是刻意为之，而目的并不是以客观事实压抑自己的“有所求”之“邪”念，其实是为了躲避韦莲司的“有所求”。韦莲司既是个“狂狷”之人，又对胡适充满好感，“有所求”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的日记里虽然没有显现，但从他写给韦莲司的信中可见蛛丝。 在与韦莲司相会后的2月1日，胡适给韦莲司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长信，信中有这样两段话：“是的，我打电话给张（彭春）先生的时候，我倒希望他能来——这并不是我相信世俗的‘礼’的观念（要是我真有那样的想法，我就不会在你那里待的这么久）；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你在一块儿，与你谈话，共同思考问题；（你知道我是乐在其中的！）也不是你‘略显无礼’的举止；而是因为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至少是考虑的不够周到——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朋友，变成别人批评的对象（就如你母亲所做那样的批评），即使他深知他的朋友是完全无视于这样批评的！苦行僧也许无视于痛苦，然而，他的朋友却无理由将痛苦加诸其身。”“以上这几页都是不应该说的话，可是，我还是说了。因为你怕我可能对你无心的‘略嫌无礼’的举止或动作有所误会。你所担心的事，完全是无稽的。” 于是，便有了唐德刚所说的韦莲司2月3日的那封信。对于这封信，胡适在日记里也有记载。 1915年2月3日 C。W。来书，摘录其精华如下。此君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尘表者也。 …… 右论男女交际之“礼”，可谓卓识。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C。W。，女子中之有革命眼光者也。其家庭中之守旧空气，C。W。对之如在囹圄，其远去纽约，终岁仅数归，未尝不为此故。 胡适所言韦莲司家有很浓重的守旧空气，并非虚言。胡适的那封长信中，也对韦莲司谈到这事：“上个星期二，我在讲述这次之旅的时候，我向你母亲说到，我两次去你公寓看你。她问我，除了你我，还有没有别人在场。我告诉她，杨先生和太太星期五在那儿，可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是单独相处的。她说：‘啊，这个，胡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我告诉她，这个我很了解，但是我们并不是整个时间都单独在一起的。我打了电话给张彭春，请他一块儿来喝茶。这个解释显然让她放心了些。” 从这段话中也可看出，胡适当时的确心底坦荡，否则他也不会坦然向韦母明说“我们是单独相处的”。 也许是对胡适的言行有了很深的信任，韦母从此对胡适不再存有戒心。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韦莲夫人待儿甚厚，时常在她家吃饭，有几十次之多。”为此，他还要求母亲寄一些家乡特产赠予韦母。与此同时，胡适也不对母亲隐瞒他和韦莲司的交往，甚至严辞要求母亲为他与韦莲司“已行别婚”的传言辟谣，再次表示他决不会毁婚约。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信来信往伴终身 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韦莲司时，也有很深的情感色彩，比如： 1917年6月9日至7月10日 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 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 在绮五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与韦莲司的感情就是男女之情。不过，他俩之间的友情也非同一般。胡适归国后，一直没有和韦莲司断了联系，他们通信达两百余封。他们的交谈内容涉及甚广，除了思想、学识外，也有私事，而这些私事并不牵扯他俩之间的私情。 用“无所不谈”可以概括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他回国后的事业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为人处事中的疑惑或感受、学术理论中的思想认识等，他无一不和她论及，甚至他在回国后不久就回乡与江冬秀行了婚礼之事，他也不隐瞒。又一年后，他母亲去世，他也告知韦莲司，并向她抒发他心中丧母哀痛。及小儿祖望降生，他给韦莲司寄了全家福。与此同时，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时常有“请与夫人同看”的字样。如此等等都表明两人的关系早已不是普通友谊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更多的有了亲情意味。 可以说，这些书信中没有一封真正意义上的“情书”，否则，韦莲司也不会在胡适去世后继续与江冬秀保持往来，并应江冬秀之请，整理出了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