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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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　　　　　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为声援“热河保卫战”，平津沪各界社会名流、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由张伯苓任主席，胡适也是其中一员。看胡适那一段时期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援会”，了解战况，可见他对战事何等关切。　　　　　1933年3月2日　　　　　到东北热河后援会。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汤玉麟”是热河驻军司令，属张学良部。大敌当前，汤玉麟无心征战，却忙于大量敛财，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汤军暴政虐民和腐败，作为直属上级，张学良自然难辞其咎，但他似乎又无可奈何。所以，胡适才会“建议”张学良杀或免了汤，以收复民心。在这里，胡适只将眼光放在汤玉麟的身上，却忽视了张学良才是最应负责的。丁在君所说人民将“账”记在张学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汤部的劣行，可管窥张学良东北军的无能，也就不难解释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溃不成军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适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也失守了。此时，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　　　　　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和，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933年3月3日　　　　　到后援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凌源丢了，《大公报》说赤峰也丢了。但高仁绂不信赤峰已失，他说昨晚尚得孙殿英来电。　　　　　晚上心极愤慨，拟一电与蒋介石，约在君与翁咏霓聚谈，商改后用密码发出：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3月4日，热河失守。此时，胡适不免也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连续几天，他都在日记里记录他的“极恶心绪”。　　　　　1933年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2）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　　　　　在君写了一篇《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　　　　　1933年3月6日　　　　　终日写《全国震惊以后》长文，凡六千余字。　　　　　东三省及热河先后沦陷，张学良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怨恨、政敌的仇视都让张学良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屈辱。尽管胡适在日记里也透露出对张学良的失望，但他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他将《全国震惊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一并交给张学良的同时，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　　　　　如果以渎职论，张学良理应辞职。但是，胡适劝张辞职，却不是赎罪心理，而是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还算有名誉的下场。这样的“劝辞”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可看出他对张学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许张学良无法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早萌辞意，胡适的“劝辞”不过是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在看完胡适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以报国人。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记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　　　　　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　　　　　会谈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蒋介石同意张学良辞职，并安排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他国以逃开国内的反张声浪。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在等着张学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到意大利，次到瑞士。我们同他告别，就退出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张学良都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　　　　　尽管张学良是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使东三省沦入日手，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如果允许东北军奋勇抗日，结局就一定不是这样的吗？在国土失陷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就一定是毫无责任的吗？撇去其他资料不谈，仅看胡适日记里透露出的只字片语，似乎就很难说。　　　　　1933年3月13日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实际上，胡适在他的那篇六千长文《全国震惊以后》里就已经这样说了：“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万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崩溃的。”　　　　　接着，胡适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结论，除了“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外，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胡适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恋栈”、“纵容汤玉麟”、“准备不充分”、“未亲赴前线督师”、“性情多疑”等，都是造成东北军军力如纸一戳即破的原因。　　　　　胡适不愧为一个研究者，在国土失陷国人一片谴张（学良）声浪中，他冷静地分析研究表面的、深层的缘由。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中，他所列举的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有一个他个人的思考，他没有说，那就是关于“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事件。　　　　　在距热河失陷一年后，胡适在与友人论及张学良杀杨宇霆一事时，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4年2月11日　　　　　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胡适为什么会这么说？　　　　　杨宇霆原是张作霖的左右手，深得张作霖的信任与敬重。胡适在日记里还曾举例说明：　　　　　卢乃赓说，张作霖对人常作丑骂。但对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争论一件事，他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站起来说，“你骂谁？”张作霖立刻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　　　　　正因为如此，在张作霖被炸死而由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他仍然骄横狂妄而不把年轻的少帅放在眼里，甚至权倾朝野觊觎东北军掌门人之职。所以，张学良动了杀心。不过，念及往日旧情，他还是有些不忍，竟以抛银元看正反的土办法来决定杨的生死，试图以命运来消解内心的不安。胡适在11日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王化一谈：汉卿最近对他谈一事：他说他的公馆楼梯下大保险柜内有两件东西，最不能忘。一件是日本议员床次收到汉卿捐助选举运动费五十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袁头的银元。　　　　　……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3）　　　　那块银元是汉卿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他恨杨跋扈，决心要杀他，但终不忍下手。一夜，他在卧室内，筹思不决，忽取银元卜之，暗视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三掷，袁头皆向上，他不觉泪下。他的夫人于凤至很诧异，问他所以，他说，他要杀一个人，三卜皆赞成杀，故伤心泪下。她说，杀人是大事，不可过信卜卦。她取银元也试卜之，两次皆袁头向上，第三次银元落在床上，她向床一看，也下泪了，因为这回也是袁头向上。杀杨之计就决定了。事后汉卿把这块银元封在保险箱内，外人无知者。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及其党羽常荫槐被枪杀。　　　　　对于张学良个人来说，他的“杀杨”行为巩固了他在东北军尚不稳固的首脑地位，大大树立了威信。同时，也使南京政府对他的魄力和胆识刮目相看；对于东北军而言，伴随着杨宇霆的被枪杀，以杨宇霆为首的东北军里的亲日派、守旧派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北军的军令、政令得以统一。　　　　　当然，张学良本人是不会以杨宇霆阴谋篡权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他杀杨的，他公示天下的理由是杨宇霆、常荫槐破坏统一。他在杀杨、常之后的“通电”中说：“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　　　　　张学良所说的“统一”是在杀杨之前刚刚完成的“东北易帜”。1928年末，青天白日旗帜在东北大地上开始飘扬，这预示着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而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对于东北而言，它不再孤立于中国版图，开始有了“政府”作为后盾，从而摆脱了上有苏俄的虎视眈眈，旁有日本的野心勃勃的尴尬，同时也扩大了地盘（河北省划归东北），由东三省扩张为东四省。然而，亲日的杨宇霆与日本人总是纠缠不清，或者说彼此“勾结”，这不免让张学良痛恨不已。　　　　　早在张作霖执掌东北之时，就曾经因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日本人在东北及蒙古东部修筑铁路的特权而头痛了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他采取了“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策略而招致杀身之祸。张作霖死后，日本人又将问题抛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一方面继续父亲的做法，一方面积极与南京政府联盟，从而以“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由搪塞推脱。　　　　　阻挠东北易帜挫败后的日本人，很不甘心，再派人与张学良交涉，仍吃了钉子碰了壁，遂转向与杨宇霆密谋。据说日方已经与杨宇霆在铁路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就在这节骨眼上，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对张学良彻底失望的同时，也萌生了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所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便有了依据。　　　　　另外，张学良既然是以“破坏统一”的理由杀杨宇霆的，那么，杨宇霆一定是不情愿东北易帜的，如果他不死，自然也不会情愿日后与蒋介石联盟。如果东北不易帜、不与蒋介石联盟，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