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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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了保住东北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他的地盘而与日本人拼老命，或许就因此暂时保住了东北。 然而事实是，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又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之际接受了蒋介石抛出的绣球。 在这之前几天，胡适在与纽约《时报》的Abend谈到中国和平的前途时，就有先见之明地说：“和平之议，只可有五点来源：一是老百姓；二是列强；三是奉天；四是南京政府；五是南京的将领。前二者是不会出来要求。”如今，果然是因为奉天因为张学良而实现了和平。胡适却又有了担忧： 1930年9月12日 张学良此举，意思不甚明了，然阎锡山立即通电辞职，并撤退京津军队，其与奉天有妥协，自不待言。此是我前次所说五个和平来源之第三与第五两项已实现了。主和之议出于奉天，那里还有个“中央”存在？将来奉天联合各地之灰色将领，有所主张，南京还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但奉天之举，若无较远大的政治眼光作指导，终于国家无大利益，但放出一群无知武人重来糟蹋国家而已。 紧接着，胡适在一时感慨之下，又给张学良写信，给他忠告。他在日记里很明白地这样记道： 1930年10月27日 …… 船上有所感触，写了一长信与张汉卿，即托何君转寄去。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信有九页，不到二千字。 从以后的事实看，胡适的这番担忧既实也虚。“奉天”并无与“中央”并存之意，也没有有所主张。但是，张学良与蒋介石联盟之后被任命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又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可谓政途坦荡。既然他已成了中央政府的人，东北又隶属中央政府，自然一切都听命于中央政府。既然蒋介石要求不抵抗，他自然也就不能抵抗。于是，东北轻易易手。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终于国家无大利益”。 正如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中所说，即便没有“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一定是日本人的对手。在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时，以河北等其他黄河以北地区作为诱饵。联盟后，十余万东北精锐军浩浩荡荡气宇轩昂地开进了关内，却使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足足减了一半，留给了正磨刀霍霍的日本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1930年“九·一八”时，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率东北军归属中央政府，从而使蒋冯阎之间的战争格局迅速明朗，从而平息了战火，重新实现了统一。然而，一年以后的1931年“九·一八”，却将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不名誉的称谓推向耻辱的深渊。 这一切是不是可以解释胡适所说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这句话？这虽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也不无道理，也显出他洞察世事的深邃和思考问题的独到。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这句话用词十分精确，“轻易”二字便将一切可能的漏洞和把柄封住。因为他知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不一定不会失掉，只是有可能延缓。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汉卿这祸真闯得不小” 就在张学良见过蒋介石并决定辞职之后的第二天，胡适也往保定去见蒋介石。尽管他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先后失陷悲愤不已，但还是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方交涉。于是，他与蒋介石的交谈便是围绕着“打”或“不打”。 1933年3月13日 早起到车站，月亮尚未落。与咏霓、在君、刘子楷同车。七点一刻开，下午一点半到保定。 …… 我们问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他要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 显然此时，胡适与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俩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是很不满的。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 1936年12月13日 今早我还未下楼，小三大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我看报，才知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把蒋介石先生扣留了。政府昨日有紧急处分，免张学良职，行政院由孔祥熙代，军委会加常委几人。 这祸真闯得不小！…… 发一电与咏霓，问蒋的安全。 在这篇日记里，胡适用“叛变”二字为事变本身和张学良定了性。不仅如此，他在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的一篇星期日社论，直接以《叛逆张学良》为题，说：“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胡适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积极支持的，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仇视的。所以，他在日记里闭口不谈抗日，也不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而只将“叛逆”、“勾结共党”的罪名扣在张学良头上并横加指责。这个时候，胡适似乎已不是一个思维严谨、客观冷静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个为蒋孝忠的政客。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那篇《叛逆张学良》深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赏识而大量印发，广为宣传。他也因此与“政府”与蒋介石走得更近，心也贴得更近。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 在胡适的主观意愿里，对孙中山并无大不敬，他只是想要平视孙中山。一方面他并不自视渺小（所以他能够平视对方），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孙中山还原成常人，所以他直言孙中山的缺点。此举引起了两种人的反对，一是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的人，一是想要拉大旗做虎皮的人，他们对胡适批评孙中山不能容忍，甚至亟欲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 赞《孙文学说》，驳“大炮”之讥 民国元年秋冬，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梁启超结束了13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到祖国，受到京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云云，不禁深有感慨，11月10日记道：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此处对梁启超的称赞，只可作为当时还是少年的他，心弦曾被梁启超那些沸人热血的文章狠狠拨动过的注脚，而不能作为对梁启超历史功绩的理性评价。尽管此时的胡适，年已二十有二，并且在受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缺乏理性的少年了。换言之，胡适之所以如此过誉梁启超，是因为将梁启超与孙中山放在一起对比的缘故，并且说百十孙不敌一梁，言过如此，当时孙中山在胡适心目中分量的轻重就可见一斑了。 胡适自1917年夏自美国学成归来，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他的《留学日记》。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由一个海外学子变作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教授，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且得了一个儿子，遭遇寡母病故，拜见孙中山……可能是因为历事纷繁、忙来无暇、心情杂乱的缘故，他的日记竟中断了。直到1919年7月10日，他才又打算继续记日记，那天夜里，他在日记本的扉页处写道： 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我好久不记杂记了。怡荪死后，我把存在他处的杂记都收回来，略略翻阅一遍，觉得杂记实在能记录一个人的思想变迁，并且是打草稿的绝好地方。因此，我又想作杂记了。 三天后胡适正式动笔，可是未追记前事，故而两月前他与蒋梦麟拜会孙中山的详情，就无人知晓了。只是在他1928年写的评述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略有提及：“……（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孙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本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 那时孙中山因为“护法”事与愿违，愤然离粤，蜇居沪上，潜心于理论建设，撰写《建国方略》。1919年5月，当《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以“孙文学说”之名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后，他便叫廖仲恺给胡适寄了五本样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 胡适即于7月20日印行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撰文介绍该书内容并作简评，写道：“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孙的“同志党人”讥称孙中山为“理想家”、“孙大炮”，称孙中山为真正的实行家：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的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作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 见到《每周评论》上胡适的书评，孙中山大喜过望，这从廖仲恺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8月1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在上海面世，杂志连载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胡适又在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热情介绍和赞扬《建设》杂志，大加赞扬《实业计划》，写道：“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 胡适以上对孙中山暨《建国方略》的欣赏，源于他“行事要有计划”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三年后的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写道：“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一个月后他对此更有详细的阐述，他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时评栏目中这样写道：“计划是预先认定一个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历程，然后把那推想出的历程定为进行的步骤。……计划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骤分明；只要继续做下去，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总有成效可观。……我们对于无论谁来组织的政府，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计划’！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是不行的，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 胡适在文中还以1913年参与组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为例，他说：“当熊希龄的内阁发表他们的‘大政方针’的时候，国中很有许多人嫌他空谈太多，文字又太繁，所以当时很少人注意这种‘大政方针’。然而这八九年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空谈太多’的计划，也不可得了。” 胡适对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态度，与对熊希龄“大政方针”的态度有所不同。胡适对后者的肯定，只在于它“有计划”，而对前者的赞扬，并不限于此。表明不只欣赏孙中山的有计划，而且对于孙中山的主张至少也是部分赞同的。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 就在胡适疾言“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下一周，针对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事件，胡适撰文评论。虽然他站在陈炯明的立场上，将陈的“叛乱”说成“革命”，却也并没有将孙定为“反革命”，而将孙陈冲突仅仅视为“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胡适认为“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这两种主张，是当时中国政治何去何从的一大中心问题，胡适是赞成后者而反对前者的，所以他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提议，于1922年6月上旬联名致电孙中山，劝他结束护法，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尽管如此，他与蔡元培一样，并没有全盘否定护法。蔡元培赞扬孙中山“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胡适认为此话并不是溢美之辞。所以他说“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胡适对孙中山的批评，比如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等等，看上去好像是在批评孙中山的主张，因为它“迷了他的眼光”，其实胡适否定的是孙中山的手段，而不是他的主张。胡适在文章中重提几年前孙中山《孙文学说》中“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学说，说他当时是赞成孙中山“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话的，并且也未说他“现在”就觉得此话不对，而只是因为孙中山未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又采取了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这才导致他的“失败”。 胡适与孙中山尽管彼此政治主张不一致，但胡适对孙中山此时并未失之尊重，这从他行文尽量公允中看得出来，一是他对孙中山的批评注意范围；二是他在批评的同时，也还强调孙中山的功绩，引用蔡元培对孙中山护法的赞美，并写道：“我们平心而论，孙氏的失败不应该使我们埋没他的成功。”但由他与陈炯明主张的相同而生发的对陈炯明的同情，又忍不住要为陈炯明打抱不平，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站在孙中山一边的人们发生冲突，以至对孙中山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胡适发表上文不到一个月，看到有人将陈炯明发动事变指责为叛逆、犯上，他拍案而起，写了一篇《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刊登在《努力周报》第12期上，将人们对陈炯明的伦理性指责斥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厉声责问：“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