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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鼙ā返�12期上，将人们对陈炯明的伦理性指责斥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厉声责问：“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在动笔写此文章时，一定料到会遭来指责，所以他在文章中明言他只是反对旧道德，而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可是国民党人哪里肯信，指责也就随即汹涌而来了。胡适1922年8月13日记道： 我在《努力》（12）号上作一短评，说孙党不应拿“旧道德的死尸”来压人；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这段短文，竟引起孙党的大反对，他们的《民国日报》日日骂我。前日有位“恶石”（张冈）骂我“丧心病狂”！其实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故他们这样痛骂我。他们的骂我，正表示他们承认这一点的有力。 反对胡适的不只是忠于领袖的国民党人，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恼怒。陈炯明在那场兵变中，先是包围广州观音山越秀楼总统府，要捉拿孙中山。危急中，孙中山不得不丢下夫人宋庆龄，逃到永丰舰上。陈兵随即向越秀楼开炮并攻打总统府，宋庆龄虽在卫士们的掩护下脱险，但因饱受惊吓，造成流产。而后陈兵又与永丰舰相互开火，并施放鱼雷企图炸毁永丰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虽始于政治主张，但兵变中的种种行径都表明他意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又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理所当然为孙中山及其拥护者所不容，胡适的“超然”态度也自然为其所不容。 1924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时，在右上方的《响影录》专栏刊出题为《少谈主义》的短文，其中引用了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话。孙中山阅后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编辑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胡适该文发表已过整整两年，孙中山仍耿耿不能释怀，可见结怨之深。 1922年8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是想拥孙文来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 “迷梦”在那段日子里，是胡适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而这个词的出现常与“武力统一”有关：“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 胡适在8月底9月初的《努力·这一周》的时评中有一段，可以与上面这篇日记对照了看，彼此有微妙的不同： 然而今日大权在握的人，还在那里做他们的迷梦！一方面想拉孙文来倒黎元洪，一方面又想联张作霖来抵制吴佩孚。……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他同党同事的陈炯明相安，如何能在北方的“三大”“四大”之下做小媳妇？ 文中将“做迷梦”者由孙中山改作“大权在握”的人；将想做媳妇的孙文改作孙中山不可能做媳妇。这一改，当然是对孙中山笔下留情了。胡适在文中还写道： 孙文……的政见，我们从他的言论里可以抽出的是：一、护法的旗子可以卷起来了；……三、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四、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第一项自然没有问题；……第三第四是和吴佩孚很接近的主张了。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此后孙氏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许他整顿广东，以为自赎的条件，那才是大政治家的行为。若悻悻怒骂，不惜牺牲一省的人民以图报复，那就不是我们期望于他的了。 这话在胡适可能是出于诚恳的劝告，是语重心长，在孙中山看来却是很难接受的，除了政见的不同之外，关于陈炯明，胡、孙两人的观点也相去太远，甚至截然相反。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对巨资建中山陵略有微词 转眼到了1928年，孙中山去世已三年。5月中旬，胡适应朋友之邀赴南京，顺便参加在宁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会余便四处游览。胡适5月20日日记： 下午回到第一林场，坐了一会。杏佛提议去游紫霞洞。紫霞洞山前可望见孙中山墓，看的很清楚。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 日记中对孙墓虽没有一字批评，但列出巨额耗费，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12月14日胡适日记： 今天做了两篇短文：（1）《说难》，（2）《新年的好梦》。前者给天津《庸报》，后者给天津《大公报》。 多年不做政论，几乎不能做了。第一篇很枯涩，第二篇稍稍流畅一点。 胡适将第二篇《新年的好梦》的剪报粘贴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在文中列了他新年的六个梦想，在第六个梦想中说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治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人有句古话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1929年4月27日胡适日记： 傅孟真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国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 孟真此论甚中肯。 由此看来，胡适对孙中山，交好时照样指出他所认为的不对；交恶后，也并未将孙中山说得一无是处。 5月11日胡适日记： 今天下午写完《知难，行亦不易》一篇，此系旧作，评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 这篇文章的初稿写于1928年7月，发表在《吴淞月刊》1929年第2期上；改定稿发表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4号上，并将它粘贴在了日记里。将这篇文章与胡适九年前发表的那篇《评〈孙文学说〉》对照，可以看出《知难，行亦不易》里有而《评〈孙文学说〉》里没有的思想，以及胡适对“行易知难”学说前后认识上的有趣变化。 胡适在《知难，行亦不易》里反复点出“行易知难”学说的“真意义”，即“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孙文学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人信仰《孙文学说》，奉行不悖”。 《评〈孙文学说〉》里写道：“本书第六章……后面附陈英士寄黄克强的长信，也很可供史家的参考。”《知难，行亦不易》里却道：“中山先生著书的本意只是要说：‘服从我，奉行我的《建国方略》。’他虽没有这样说明，然而他在本书的第六章之后，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页79—87），此书便是明明白白地要人信仰孙中山，奉行不悖。” 胡适明言撰写《知难，行亦不易》的用意，是想指出“行易知难”“这个学说的错误之点，和从这些错误上连带发生的恶影响。” 胡适的这一篇《知难，行亦不易》，连同其他几篇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真捅了马蜂窝了！不仅有许多人撰文来驳，各省市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中央通缉严惩胡适之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终于致函国府，请令饬教育部对胡适严加警告。胡适先不动声色，只将各方文章、报载各党部消息以及教育部奉命对他警告的训令等，一并粘贴在日记本里。1929年11月18日夜，胡适写就一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算是对多日来遭受群攻的回击，里面仍有多处直言批评孙中山，连同对国民党的批评，语言更加犀利，锋芒更加尖锐。胡适19日日记： 昨夜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早晨二时始完。 今早九时，实秋来同去暨南大学，十时讲演昨夜写的文字，十一时毕。出门时，暨南文学院长陈斠玄（钟凡）对我吐舌，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 胡适不愿等，该文随即在《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上发表了！此文一出，批驳与要求惩办之声又甚嚣尘上。当时胡适身任中国公学校长，于是学校也受了连累。当时上面规定各学校必须挂国民党旗、挂孙中山像，定时诵读孙中山遗嘱。胡适在校内取消了最后一条，于是又多了一条对总理不敬的罪状。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胡适辞去中公校长职务，离开上海，避走北平。 1934年2月3日胡适日记： 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的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 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既便游观，也可省不少的费。 此墓修的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孙中山早在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胡汉民等人到山上打猎，眼望山区景色，不禁满心欢喜，便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病危时，又对汪精卫等人说：“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自始至终并未有要求厚葬的表示，而后人不顾国家并不富裕的现实，建此巨大工程，未免伤财又劳民。仅盛殓孙中山遗体的美国造铜棺，价值就达1。5万两白银。造陵需要大量征地，据杨杏佛、孙科会同有关方面人员最初圈定的范围即为：山地包括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平地北至山脚，南至钟汤路，东西以距墓基中心左右各1。5华里之直线为界，估计约6500多亩，其中需占民地超过千亩（实际近两千亩），难怪遭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 1925年9月，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的江宁县钟灵乡孝陵卫各村村长联合向江苏省省长呈文，列陈建造孙陵将迁其祖坟、占其祖产、夺其衣食来源等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伏思民等先人既于洪杨乱时死于非命，而百年以后复将有移尸之惨。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言念及此，心胆欲裂。……况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 从陵墓选址到建成，共花了四年时间。历时之久，靡费之巨，规模之大，在20世纪的世界现代造陵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一帮宣称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却为这样一个亲手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人建一座封建帝陵般豪华的坟墓，实在是深有意味。新派人物的胡适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中山陵建筑系由国民政府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后以极富才华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入选。建成后的中山陵，以它雄伟的气势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而胡适却是个例外。 幸好关于此之看法只是记在日记里，而没有写在文章里公开发表，否则，恐怕又要波澜再起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毛泽东说，将来给胡适恢复名誉 图书管理员 陕北，红色临时首府保安，1936年夏秋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就着一张未油漆过的上面铺着红毡的方桌，对毛泽东进行采访。 毛泽东指间夹着一支“前门”，侃侃而谈自己的思想和经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由《新青年》出名，毛泽东由《新青年》心仪胡适。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尚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中，胡适的言论对他形成后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未来的岳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劝他去北大学习。还告诉他说，法国因劳动力紧缺，来中国招募工人，吴玉章、蔡元培等人由此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组织了华法教育学会以主办此事。 在接到杨昌济先生信的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一帮欲赴法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北京城。也就是此次入京，他有了与胡适面对面的机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北京时，曾经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楼座谈。谈话形式是会员提问，请其答复；谈话内容涉及学术理论与人生实践等各种问题。 胡适的学生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9年12月26日 先生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日记中提及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胡适又没有具体告诉胡颂平信中内容。因而，后人已经无从知晓信里到底说些什么。 目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至于他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杨昌济介绍的。据说，毛泽东进京后就借住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家里，一边加紧联系赴法事宜。后为生计所虑，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助理员的差事。 然而，胡颂平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否认了这种说法。 ……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毛泽东的管理工作本身颇为轻松，只是让前来看报的读者签名登记而已。 20年后，已做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说道：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