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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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媒介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等人号召“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 对于此运动，胡适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1921年7月15日 …… “留法俭学”一个运动真是无意识的盲动，我起初即不赞成，只因为提倡的人如蔡先生，如吴稚晖先生，都是绝好的人，或不致太坏，故我不曾明白的反对此事。 当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创设勤工俭学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工厂对华工的需求量很大。那时中国人到法国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价甚高，以此俭学绰绰有余。自“一战”以后，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工厂开工不足，又加上大量军人从战场上下来，也急于工作，对华工的需求急速萎缩。然而此时，国内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值高潮，学生情绪高涨，赴法者更是络绎不绝。到1920年底，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已近两千人。原先他们到法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进入中学或一些语言学校就读，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后因经济原因，大部分人无力维持学习费用，遂进入工厂做工以赚钱谋生。随着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物价飞涨，法郎不断贬值，失业人口倍增，别说华工，就连法国人自己都难觅工作。 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无法俭学，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有的学生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因病无钱医治而客死异国，更多的学生不得不挤住在“华侨协社”。因为人太多，房子不够，只能在院子里搭布篷，每个布篷里往往要挤进去几十人。 既然自找工作困难，学生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起初经费充足，也能满足勤工学生的要求，后因经费逐渐紧张，又被内部职员营私舞弊和贪污私吞，非但拒绝学生们的恳请，还认为他们做苦工的行为有辱国体，借口他们“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而主张将他们驱逐回国。 这时候，学生们将余下的一点希望寄托在会长蔡元培身上。谁知，蔡元培签署了两份通告，以“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为由，宣布“华法教育会……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同时宣布无论如何给学生们的维持费只再维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全部截止。 这两份通告无异完全打碎了学生们的希望，故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华法教育会的蛊惑而不惜千辛万苦来到法国，如今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在绝望之际，他们自然无法如“通告”中所云“谅解本会无源源而来之底款之苦衷”，转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申诉。北洋政府接到公使馆的电呈后，复电称：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自此，勤工俭学学生与华法教育会、公使馆、北洋政府的矛盾终于激化。 胡适1921年7月15日的那篇日记，就是在获悉此事后的有感而发。从他的日记里可知，早在前一年勤工俭学运动矛盾初现时，他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曾经收集了有关资料。他这样写道： 去年留法俭学的黑幕已揭穿了，我才动手收集材料，想引起大家注意此事的非计；蔡先生听见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做成此文时先给他一看，然后发表。我答应了他，但不久我就病了，文章竟不曾做；况且蔡先生又往欧洲去了，既不能先给他看了再发表，我索性不做了。后来蔡先生在欧洲，也竟无法可挽救这许多学生，他大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有那个“断绝经济关系”的宣告。这种不成办法的办法，自然不能有好结果。此事终当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从此篇日记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适对勤工俭学运动的态度，更能看出他与蔡元培的关系：他是反对该运动的，但因为在他眼里，蔡先生是个好人，所以他即使不赞成，也没有公开泼冷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看来，蔡元培签署的“通告”无疑是彻底斩断了他们在法国的生路，而胡适则站在理解宽容的角度，认为蔡元培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他不认为这样决绝是个好办法，也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站在蔡元培的立场对他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胡适对蔡元培是信任的、尊敬的，哪怕在某些方面并不认同蔡元培的观点。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不满学潮风波（1） 胡适日记里集中出现“蔡元培”的名字以及北大，是在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间，也是他在北大执教第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两年。实际上，自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间，蔡元培并不在北大，而是在欧美访问。于是，离开蔡元培的庇护和支持，胡适在此期间在北大沉寂了很多。在不少事情上，特别是在学界罢教风潮中，他说话的分量也打了折扣，足见他之所以能在北大立稳站住，很大程度仰仗于蔡元培的提携。 蔡元培与胡适一样，力主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因为如此，他招致守旧势力的打压和排挤，不得已之下，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欧美。他走后不久，北京学界“为饭碗问题”（陈独秀语）而掀起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发生教员罢教“索薪”，甚至还造成流血。 胡适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学潮中的一次惨剧： 1921年6月3日 是日北京学潮忽演出一种惨剧，真是不幸的事。…… 当教职员到部（指教育部——引者注）时，原不曾料到学生几百人也会退到教育部来。夷初（指马叙伦——引者注）先生见这个示威的好机会，岂肯放过？他在大会场用传声筒演说，主张请马次长（指教育次长马邻翼——引者注）领我们同去总统府请愿。这时候，即有人大喊：“不要让次长跑了！”后来他们便簇拥马次长出门。到新华门时，夷初大概以为兵士不致行凶，又挟有马次长，故首先冲入。后来卫兵知教育次长亦在被打的人之中，就把他抢进去，夷初不肯放手，故受伤甚重。后夷初血流满面，犹直立大骂：“你们为什么不要脸，都跑了！既怕打，何必来！……” 对于为“索薪”而罢课罢教，胡适很不赞成，但像他这样的反对派占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他只能服从。而他在失却了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后更加势单力薄，只能眼见局势越变越糟，却也无力扭转，索性避开忙着去做学问并陪杜威四处讲学。于是在日记里，他似乎一直忍而未发。直到“惨剧”发生一个月、他在接到陈独秀的一篇“斥责”信后，才敞开胸怀，在日记里好好宣泄了一下： 1921年7月7日 仲甫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三孟、抚五、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十月十日——国庆日。那时我在山西，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全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四月三十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其实并不是胡适甘心“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而是他阻挡不了。尽管他没明说，但也可知他此时急盼蔡元培回国重新坐镇北大的迫切心情。所以，当9月份蔡元培回京后，胡适立即前往探望。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不满学潮风波（2） 1921年9月18日 洗浴。自浴堂打电话到蔡孑民先生家中。问知蔡先生已于早十一时到京，就约定时间去看他。四时半，到他家。蔡先生精神甚健，虽新遭两件大不幸的事——死了夫人与令弟——而壮气不少减退，甚可喜。小停，孟馀也来，我们谈很久。 不仅如此，胡适更在随后的几日内，数登蔡门，与蔡元培高谈阔论北大教育问题： 1921年9月19日 七时，到蔡先生家……我谈大学进行事，决定“破釜沉舟”的干去。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是夜商定：（1）图书募捐事；（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散会时，已十点半了。 1921年9月25日 与蔡先生谈大学改良事，他要我写出来。我回家后，即写了一封详信给他。…… 1921年9月26日 三时，与蔡先生同到他家谈话。他很赞成我给他的信，他批了几句话，要我带去提出今天的教务会议。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有要干一番事业的气势，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气势，不仅是受到蔡元培“壮气不少减退”的感染，也是因为身后又有了蔡元培的支持而重燃起了信心。 其实早在这年的5月间，胡适在北大校舍遭遇了一次火劫后提议：“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将本校教职员本年四月份应得薪俸，凡每人每月在六十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其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但是自此以后，我们在他的日记里未见此项工作的进行状况。就在蔡元培回京前一个月，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函告胡适，说“教职员饭钱不知在哪里，还管什么图书馆”。或许在胡适看来，是否能募捐成功，并不在于教职员是否有饭钱，而在于领导人是否有此决心。正在这时，蔡元培回来了。于是，胡适又有了些信心，重提“图书募捐事”。 至于“教务长改选事”，胡适在随后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1921年9月23日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胡适所说的“他们”不知是指哪些人。显然，“他们”推举胡适任教务长并非心甘情愿，按照胡适的说法，可能隐含着某种“把戏”。但是，“他们”又为何要公开推举胡适，却又在投票时放弃？难道是做给蔡元培看？ 尽管胡适未能当选教务长，但他对改良北大教育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在日记里所说的为此给蔡元培写的一封信，洋洋数千言，既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北大存在的问题，也在“预科改良问题”、“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办法”等问题上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蔡元培对此信的批语是：“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惟进行程序须经教务会议议定，请提出为幸。” 蔡元培的批语显出他处事的严谨。在议定会议上，胡适的“延长一学期”的建议被否定，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建议是可笑的。胡适的“预科改良计划”被几个人肯定，也被另外几个人否定，最后讨论出一个“办一个带试验性质的班，办法另定”的办法。实际上也就是搁置了胡适的建议。对于这一天的议定会，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9月26日 这一天的会，把我气的难受！从前蔡先生在校时，向无此种怪现状。 这样的感叹也透出胡适无限的失望。蔡元培虽然回来了，整顿改革教育的思想也没有变，但是，他面临的已不再是原先的环境。矛盾、斗争日益尖锐，他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要说胡适的提议屡被否决，就是蔡元培自己，威信和能量也在递减。也正因为如此，胡、蔡二人似乎更紧密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面对反对派的压力，也共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平息“讲义费风潮”（1） 1922年3月15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次日停课一天，在美术学校开八校大会。同时，有人提议：提前放春假七天，若政府仍不发经费，则提前放暑假。对此，胡适大加反对。 但是，在4月9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仍然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胡适颇为恼火，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蔡元培在会上态度坚决，演讲时义正辞严。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4月11日 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各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我曾说，去年三月十二日的大会，我少说了几句话，不曾反对罢课，遂酿成三四个月的罢课。一年以来，良心上的负咎，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此次蔡先生此举，使我更觉得我的懊悔是不错的。 一直对上一年的罢课罢教进而酿成“六三”惨案而自责的胡适，如今与蔡元培并肩努力，终于制止了又一次的罢课行动，多少消融了他一直以来积在心中的块垒。在外人看来，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反应激烈，是受了胡适的“挑唆”。上海《申报》在一篇报道中就直接用了“蛊惑”这么一个词，说“蔡元培之孤行，系为胡适所蛊惑”。对此，胡适在日记里说： 1922年4月17日 …… 我看了大笑。他们未免太看轻蔡孑民而过奖胡适之了！蔡先生此举，完全出于自动。当日我在天津，至十日始归，事前全不曾与闻，但我一年来屡次表示反对罢课，故旁人以为此次亦是我的主动了。 胡适当然不会承认他在“挑唆”或“蛊惑”蔡元培，然而实际上，他的建议、提议，蔡元培无一不积极支持。至少在表面上看，他对蔡元培的影响还是有的。蔡元培看重胡适、倚重胡适，不仅不同意胡适辞去北大教授一职，更力主胡适接任北大教务长兼文科学长一职。 这年的10月3日，北大召开评议会。在论及教授兼任他校教课钟点的限制时，身为教务长的胡适提议“不得过本校授课钟点的二分之一”，后经修正为“不得过六小时”。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有些人的反对。胡适不免与他人有些争论。这时，蔡元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涨红着脸很有些怒气地大声说：“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这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间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样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 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 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后来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