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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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被蒋介石“请”当“总统”（1） 一个是教授、博士、著名学者，一个是国民党党魁、政治家；一个崇尚民主自由，一个追求专制集权。这样的差异注定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必是起起伏伏，颇多周折。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密无间，也矛盾重重，又交织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恩恩怨怨。于是，在胡适日记中，蒋介石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被蒋扣上“反党”的“帽子”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 1932年11月28日 下午七时，过江（此时，他们都在武汉——引者注），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被蒋介石“请”当“总统”但是，另有证据证明他俩在这之前的1931年10月就见过一次面。这年10月14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南京专电”，这样写道：“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 巧的是，胡适1931年的日记，偏偏就缺失了10月份的内容，之前之后也未见有“来京谒蒋”的记录。 无论是“谒蒋”或者是“蒋寓晚餐”，都可说他俩此时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否则也坐不到一起。但是仅仅在半年多以前，胡适甚至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的帽子。 1931年3月18日 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随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自《大公报》的剪报： 蒋告清华学生代表 吴南轩发表经过 （十七日下午七时四十分发南京专电）清华学生代表（十七日）午谒蒋，蒋告以决派吴南轩为校长。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吴系留美教育博士，人颇真挚。嘱各生安心读书。 1928年3月，刚刚结束欧美之行的胡适在上海出任新创办的《新月》杂志主编，同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第二年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这令一向倡导民主自由的胡适有些喜出望外。然而在他细细研读了全文后，却万分失望。在他看来，这份“命令”只是名义上的保障人权，实则是干涉言论自由，侵害私人财产。激愤之余，他挥笔写下《人权与约法》，谴责政府官吏逾越法律的种种行为，呼吁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而真正的法治应当是只认得法律而不认得人的。这篇文章自公开发表在《新月》上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 紧接着，胡适又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直言，从国民党对新旧文化的态度上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也是反动的。 与此同时，他还大胆放言：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的这些言论立时遭到国民党文人的一致猛烈攻击。上海党部因此决议：“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公开指责胡适陈腐慌怪。 重重压力之下，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蜗居在上海寓所不问时事埋头著书做学问一段时间后，返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他也因此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帽子，丧失了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机会。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被蒋介石“请”当“总统”（2） 显然，在这次与“政府”的针锋相对中，胡适是处于下风的，甚至一度有传言说他被“政府”通缉。这种被动让他明白，相比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弱小的个人与国家机器对抗，无异于鸡蛋撞石头，不是头破血流，就是粉身碎骨。 于是，在1931年年初，又一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的胡适托人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送去一封信和两份《新月》杂志，“一份赠与（陈）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意欲通过陈布雷与蒋介石在“互相认识”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1931年1月19日 访金井羊，把《新月》全份托他带给陈布雷，并送一份给蒋主席，附一信…… 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胡适很诚恳地表示：“《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号，甚望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虽然这不能说是胡适的一种妥协，但至少他向“政府”表明了他的一种非对立非对抗的态度。从蒋介石一方来说，胡适的学术影响力非他人所能比及，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当胡适主动抛来“绣球”后，蒋介石顺手接住。《申报》的“南京专电”实际上向公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胡适与蒋介石与“政府”之间已经冰释前嫌。 实际上，在“南京专电”公开之前，胡适已经开始参与到“政府”中去了。 1931年9月26日 昨日子文来电，要我去南京，电文云：（英文）鉴于财政委员会的成立与目前的危机，请速来南京。请答复。宋子文 对于宋子文的邀请，胡适是拒绝的。他在这天的日记中继续写： 昨天太忙，不曾回电。今晚回一电云：（英文）好意心领，恕我无法就任财政委员会。一有空即赴南京。胡适 至于为何要拒绝，胡适在日记中未明说，或许毫无原因。从他后来在宋子文又一次邀请之后，又同意了，可推测，他当初的拒绝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在他拒绝宋子文一个半月之后，又连续接到宋子文和张公权的电报，都是力邀他就任财政委员会。 1931年11月11日 宋子文来一电，张公权来一电，皆劝我就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设是要监督财政，实行预算。此时谈不到此事，但子文意在借财委会作一种挡箭牌，如此会能行使职权，亦可稍稍制裁军人的浪费。 我复一电云：（英文）愿意就任财政委员会，希望在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此职。 胡适没有等到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第二天，他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已经发表。这让他不免吃惊不小。 1931年11月12日 昨晚得蒋介石先生来电，知财政委员会已发表，并已定十五日开第一次会，可谓“神速”了。我今日复一电云：“真电敬悉。北归后即病，删日财委会不能出席，乞谅。” 在当天的日记后，胡适粘贴了一份“财委会组织大纲和委员人选名单”的剪报。在名单中，胡适的名字是作为学者代表赫然在册的。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力争做蒋的一个诤友 不论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2月1日、1931年的10月，还是如胡适自己所说在1932年的11月，总之在这段时期，他俩频频见面。胡适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授和学者，尽管他无党无派，但他正在逐渐向“政府”靠拢而力争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和蒋介石做一个诤友。 就在胡适日记中所说在武汉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后分手之际，蒋介石意犹未尽地对胡适表示过两天再仔细聊聊。胡适并没有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当日他和蒋介石的交谈内容。如果确如他所说这是“第一次见面”，那么谈话内容应当不会涉及过于尖锐的政治问题，有可能只是泛泛而谈。 为了做一个称职的“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胡适在与蒋介石见过面后，托人给蒋介石送去一本《淮南王书》。他的目的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好好读读其中的“主术训”一节，从中领悟为领袖为王者所必须警醒的为政之道。 之后第四天，即1932年12月2日，胡适再次应邀来到蒋宅。在去往蒋宅的路上，胡适就做好了要与蒋介石好好谈谈“根本问题”的准备。他要以他的所学，以他对历史的精深研究帮助蒋介石，提醒蒋介石。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2年12月2日 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胡适所说的“随便谈”，实际上也并不随便。饭桌上，蒋介石让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二是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长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对教育问题自然有卓见，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应该说，作为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似乎更应该将精力将研究方向放在“教育”之上。然而，他之所以在日记里有些情绪地将教育这个本应该深重的话题“随便谈”，是因为他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之上。在他的心底，他准备要谈的“根本问题”并非教育问题。所以，在一年之后，当行政院长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他婉言拒绝。当然他的理由也很堂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所认为的“根本问题”更可能是为政之道。 还是在武汉时，胡适终于有了一次与蒋介石谈根本问题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将所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胡适，并要求胡适谈谈哲学。在书中，蒋介石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阐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即孙中山本人）。这种理解正是采用了胡适的观点，只是蒋介石并没有完全弄通王、孙两种学说的区别。于是，应蒋介石之请，胡适作了一次演讲： 1932年12月5日 早九时，在中山堂参加全省纪念周，何芸樵主席，我演说《中国政治的出路》。我的大意说： Ⅰ，不可不认清政治的目标：…… Ⅱ，不可不认清敌人：…… …… Ⅶ，今日的出路：…… …… 3。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 …… 理论上说，胡适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党外诤友；通俗地说，他其实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幕僚、参谋，尽管他与蒋介石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当蒋介石全面“围剿”共产党时，胡适起初是反对的。30年代初，他曾经以他主张的实验主义方式，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吗？不妨拨一个省，或者整个东北给他们，让他们去实验，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很自然地，蒋介石是不能容忍这种“实验”的，他要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当日本人大举进犯中国后，胡适也逐渐认可了“攘外必先安内”，因为在他看来，独裁固然是民主社会所要唾弃的，但如果独裁的结果能够达到“统一”，那也不是不可以。当蒋介石在“委员长”的交椅上坐稳后，胡适一方面赞颂蒋介石“气度大了，态度平了”，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一方面他未忘他的“诤友”身份，进言蒋介石：实行宪政，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可谓真心可表，用心良苦。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应蒋召唤出任驻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