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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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上的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可谓真心可表，用心良苦。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应蒋召唤出任驻美大使 胡适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自他1917年留学归国后的20年来，“不谈政治”早就成为空话，也不能说他完全未入政界。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他身不由己地更深层次地踏入政界：出任驻美大使。 由于胡适在欧美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他又精熟欧美各国国情，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有意让胡适到欧美各国去作抗战宣传。胡适却不愿意。他在日记中并未明确不愿意的理由，但就他在抗战初期的态度，不难理解其中缘由。即便日本人挑起了七七事变，胡适起初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也就是说，他是主和的。 然而随着中华疆土一寸寸被日本人所蚕食，随着同胞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他逐渐认识到其实“和”比“战”更不容易。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在这种情形之下远赴欧美，他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在经过多人苦劝之后，在他的学生傅斯年的几乎是哭求之下，他终于答应了。 1937年9月8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离开南京先去了武汉。这天的日记，他这样写道： 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九点出门上船…… 十二点开船。…… 看得出，胡适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舍不得离开，又不得不远赴他乡，因为他肩负使命。9月26日，他飞抵美国旧金山。随后，他在旧金山电台发表了《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又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一年以后，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数个电话，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请他就任驻美大使。本就抱定“不入政界”的胡适，就如以前拒绝宋子文出任财委会的邀请、拒绝汪精卫出任教育部长的邀请一样，他本能地就想谢绝。然而不难揣测，他对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并非毫无感觉，甚至应该心怀感激。他难道不认为，这也能算得上是一种恩德吗？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权衡思量之后，他这样答复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或许正因为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在胡适看来，他的就任不是他个人政治前途的一个重大转机，而只是一种“牺牲”：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也就是在这天，胡适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从1938年到1942年，胡适的“驻美大使”仅仅做了四年，其间似乎有许多不愉快，或者是使馆工作效率不高、纪律缺乏而被非议，或者是对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而招致蒋介石不满，或者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之间稍有芥蒂。但他提出辞呈，表面上的原因当然只能说是身体抱恙。9月8日，胡适终于得允卸任。接到免去其大使职务的电话时，已近夜11点，胡适回复：“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有人说，胡适本就不愿做“大使”，如今免职，是一种解脱，于他并非坏事，所以他才有“感谢”之说。然而，翻查胡适1942年的日记，内容缺损严重，不但3、4、7、8整整四个月未留一言，就是卸任的9月份，他也只是在18日那天准备离开华盛顿时，留下了寥寥数语： 1942年9月18日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如果是解脱，如果是如释重负，日记中又何以显现如此的泪眼婆娑凄凄惨惨。一介文人，一介书生，又怎能适宜政界的污泥浊水？胡适是聪明的，他是不是早就料到如此而发愿“不入政界”的呢？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1） 然而，既然宣扬要做“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既然已经与政界搭上了边，又岂容他随心所欲地退出。卸任“驻美大使”后直到抗战胜利，胡适在美国仅仅过了四五年的逍遥自在的学术生活，就又被拖进了政坛。因为蒋介石需要他这样一个民主自由人士充当门面，以粉饰“民主盛世”。 1947年3月，蒋介石意欲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知道胡适的个性，便请傅斯年出面。果然，胡适拒绝了，理由一如以往：便于更好地为“政府”服务。他在给傅斯年并让他转告蒋介石的复信中，这样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替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胡适的理由很能说服人，因为他并非只为自己着想，而是从利于“政府”的角度出发，不是自私的行为，而是诚心为公。所以蒋介石“闻之心感”，但是在他看来，在内战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面子比实用可能更重要。于是，他仍然坚持他的想法，亲自给胡适写了信，以“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为由再三相劝。 在3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 1947年3月13日 早车与周寄梅、蒋廷黻两兄同去南京。 下午二点到京。有许多朋友来接。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 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 其实，蒋介石所说的“不逼加入政府”也只是放弃让胡适任考试院长，而并没有同意胡适不当国府委员。于是，胡适的理解便有了偏差。“放学了”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1947年3月17日 我以为是“放学了”，其实不然。今早雪艇（即王世杰——引者注）奉命来谈，说，院长不要我做了。只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作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我再三申说不可之意：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 在这之前，胡适一度为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推辞蒋介石的盛邀而烦恼。学生傅斯年献计：“你就给蒋先生说，北大校长是专任，不能兼职政府的特任官，特别是，北大现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一命下之日，人心解体，闹出事情，恐怕这不是您蒋先生的初衷吧。”胡适以为可行，便有了日记中“不宜兼任”之说。 然而，事情仍然没完。第二天，蒋介石又召胡适去谈话。 1947年3月18日 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这不是官！” 胡适自1937年奉命离国去美宣传抗战又任驻美大使，直到1946年回国，他和夫人江冬秀两地分居长达九年之久。也许在江冬秀看来，这一切都是丈夫从政为官所致。正当胡适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几乎要败下阵来时，恰遇蒋介石问到了“胡太太”，灵光闪现之下，便巧妙地“搬”出夫人的一片深情。这颇能打动人心，也多少让蒋介石有了退让的台阶，尽管蒋介石强调了一句“这不是官”。 蒋介石写给胡适的那封信，胡适直到3月22日才收到。 1947年3月22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三月五日的亲笔信。 看过蒋介石的信，尽管胡适也被蒋介石的诚心、耐心和真心所感，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他返回北平之后，又接连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 1947年3月29日 与郑毅生、汤锡予、陈雪屏商量，由他们去电给政府，说明我不应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意。我也去一电，给蒋公，申说此意。 1947年4月5日 再打一短电给蒋主席…… 在这场比耐心比坚持的“战争”中，胡适最终成为胜利者。不久，蒋介石复电称“尊重兄意”。自此，胡适才算是真正地“放学了”。然而，这只是“放学”，并非完全“毕业”。胡适虽然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的职务，却差点儿当上了总统。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 胡适在1947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显然，胡适很不赞同司徒雷登所言。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就得崩塌”，甚至他可能以为那是危言耸听，或许他还沉浸在蒋介石的“三至六个月完全消灭共军”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此时，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多，蒋介石的预言也早已被打破，国共双方的力量悬殊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这一切，胡适似乎毫不知情。所以，当他又被要求去美做宣传并任大使时，大感意外。 1947年12月12日 夜车今早到南京。…… 晚上到雪艇（即外长王世杰——引者注）家中久谈。他要我再去美国走一趟，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十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大使是不敢做的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2） 如果没有蒋介石点头，王世杰断不会自作主张这样请求胡适。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单独约请胡适，旧话重提。 1947年12月16日 蒋主席约吃饭，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出主席官邸，即去访雪艇，细谈。我告以我不能去的理由。 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列举了“不能去”的三大理由。 1947年12月17日 晚上写一信给雪艇，说我不愿意再去作大使的三个理由： （一）受命办学校，才一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自己。 （二）我今年五十七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上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三）……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很“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 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重要。 对国内外形势已经很“外行”的胡适，如今对局势有了一定了解。国军节节败退让美国人大失所望，对蒋介石的信心也渐渐被销蚀，也陡生让蒋下台重植傀儡的念想。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在蒋介石看来，若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一定要尽快消灭共产党，重树美国人的信心；而消灭共产党的前提，又需要美国人不能中断经济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想再派在华盛顿当局有一定威望的胡适赴美游说。 正当胡适斟字酌句地在列举他的请辞理由时，蒋介石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嘴里探听到了于他极为不利的杜鲁门总统的暗示：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行宪国大”上，将举行第一届总统选举，而美国方面比较认可的、又利于拯救国民党于颓势的总统人选是胡适。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听到了胡适这样一段话： 1947年12月15日 下午见了许多客，晚上在卢吉忱家吃饭，与李惟果、陶希圣诸君闲谈。他们问我对美国人作宣传，应如何办？我说，把这次立法院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 正如日记中所言，胡适此说的确是“闲谈”，他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是，李惟果、陶希圣都是蒋介石的幕僚，他们当然要将胡适的“意见”转达给蒋介石。也许在他们看来，那也能算是“讨好”美国人的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在蒋介石听来，就不大舒服了，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胡适对他的总统宝座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胡适自己主观上故意的，而是因为胡适身后美国人的扶助与支持。 1948年1月初，北平《新生报》上登载的一篇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赫然有胡适的大名。同时，在胡适看了李宗仁参选副总统的新闻后，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李宗仁在回信中说：“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两个月后，也就是在“国大”即将召开前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国民政府中去。 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唯有顺水推舟。在“国大”开幕后的第二天，他通过外长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欲推胡适参选总统的意见。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蒋介石当然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胡适参选总统，而他自己无所怨言地屈居“行政院长”。他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打算。胡适只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洞穿蒋介石内心不可告人的心思，他还以为那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哩。 或许胡适从来也没有当总统的奢想，所以一旦机会突然降临，他一时无法消受。左思右想、再三权衡，甚至夜间失眠都可能是必然的。从人的本能来说，胡适是愿意尝试总统一职的，他说他“不敢接受”，只是因为没有自信心，而并不是不想，更何况他又始终认为蒋介石这样的构想“很伟大”。既然如此，又何必装腔作势不接受呢？于是，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