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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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鯯criberwriter意为“画字符的机器”。张爱玲的本意是说赖雅与她一样都是作家,在此是自谦自嘲。后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更嘲称赖雅是没有作品的作家(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台湾《中国时报》副刊,1995年9月12—13日)。。八月间我们在纽约结婚——极简单的登记结婚,所以也没有通知亲友。现在我们又回到MacdowellColony来,我的小说大概在冬天可以写完。此后我想写另一个长篇,背景是战前至胜利后的上海。虽然已经计划了很久,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因为需要较繁复的心理描写,叙事又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这在我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想应征GuqqenheimandEugeveSaxtonFellowships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二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入选,能够得到一年的生活保障,可以在这期间专心的写这篇小说,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应征要至少七个保证人。不知您能不能给我做Reference?证明人,介绍人。SaxtonFellowship是没有时限的,但是Guqqenheim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应征。我想请您考虑后就写个便条给我,顺便希望您告诉我一点近况。您和胡太太谅必都安好。我有个短篇小说在下一期的TheReporter上,刊出后我立刻给您寄来。     张爱玲9月9日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二月里离开纽约”后,与胡适“几年不通消息”,直到1958年。这封信的存在,证明她记忆有误,也许是她在遵循“作家永远在创作”的原则。     这封信告诉我们,那次胡适到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时,她的去向尚未定(所以她未跟他说),而她离开纽约前也并未向他道别。信中所说希望在麦克道威尔完成的长篇小说即《粉红的眼泪》。该作虽然按计划完成,可是书稿却被出版她英文版《秧歌》的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退回来了。可能张爱玲对这部作品用功太深、抱的希望过大,故而所受打击匪小,以致病倒,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才得以渐渐康复。而《粉红的眼泪》直到八年后的1967年,才以《北地胭脂》之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     《粉红的眼泪》虽然遭遇挫折,张爱玲却未停留脚步,她仍照原计划开始写信中提及的“另一个长篇”,英文名为ShanghaiLoafer,可译作“上海白相人”。可是稿成后,出版又是一个无着落。张爱玲虽然不可避免地再次沮丧,但显然较前有了心理准备,在赖雅的日记里未见她为此病倒的记录。发表在TheReporter(《记者》)杂志上的是《五四遗事》,虽然不可能有与长篇出版可比的喜悦,但由她将此写信告诉胡适来看,多少也是个安慰。     张爱玲向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的申请似都未成功,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张爱玲在1958年春天与赖雅一同向一个叫亨亭屯·哈特福的基金会办的艺文作场提出了申请。     张爱玲又一次写信请胡适做她的担保人。胡适的表现是有求必应,马上答应了张爱玲的请求;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从表达,只写了封短信去道谢。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又做担保人(2)         胡适在1958年4月离开纽约转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所以张爱玲此番与胡适联系的日期,即应在二三月里。     张爱玲夫妇7月份收到亨亭屯·哈特福批准的消息,但入住则要等到11月份。10月下旬,他们收拾停当。他们所有的家当全部收缩在10只衣箱和30只纸盒内,其余的都卖掉了。他们随即向亨亭屯·哈特福进发,中途曾在纽约作暂短停留。而就在那时——10月30日下午一时,之前回到美国的胡适,又自纽约起飞,再回台北。要不然,张爱玲也许会偕夫婿去拜见胡适。而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的“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即应是指这一次。     张爱玲接着又写道:“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这“好些时”时为四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言“去年”之事,指的是1961年11月6日,美国外援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召集其在远东各国援助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员相聚台北,举行“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湾的主持人哈利·施密特邀请胡适在开幕典礼上作20分钟至半小时的讲话,并指定演讲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本打算提前一天写篇英文讲稿,可因太太新从纽约抵台,上下午各有几批客人闻讯登门。虽是来看太太,但胡适不能不作陪。讲稿只好挑灯夜战,一直写到凌晨二时。不料祸从口出,所讲内容见诸媒体后,竟遭来围攻。一般的斥责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叛徒”;离奇的控告他是“在为共产主义铺路”;更有甚者,诟骂他为“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面对此狂风暴雨,胡适没有正面反击。他在30年前写给杨杏佛的信中有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是他的应对办法之一。应对办法之二是他效法歌德。歌德自言每遇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总勉强从事离其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所以在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便每日研究中国文字。胡适如法炮制,他读《中央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写昔日大同缠足风盛的文章——每年阴历六月初六,妇女们都要在后街解开裹脚布,赤脚供人观赏,谓之“晾脚会”——而兴趣盎然,还将剪报夹进日记里。     胡适有此自我安慰法宝,照理该气定神闲,笑看风云。可是就在11月12日,也就是他大会发言后6日,他的心电图就出现了异常,心左室血管似有阻塞症状。医生叫他五天之内要完全休息,且每天待在床上不得少于12小时。可五天后症状不见好转,11月26日凌晨3点,他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吃两粒强心丸方气平睡去,早晨却又咯血,于是住进医院,一住45天。     虽然胡适此病乃是旧病,1960年春天,即因相同症状在台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可是旧病复发,也不能不使人揣测他还是因为受了刺激。而他出院刚一个半月,便又与会,偏又发言,偏又言及不快之事!他固然肚大能容难容之事,可他的心脏却受不了了。在会上他说着说着便倒了下去,而竟至于一死。     张爱玲看到噩耗,大概是因为在她的感觉里,他早已属于历史。历史人物逝世?听来不免荒诞,所以她一时间惘然还要胜过悲伤,一边又不免揣想:“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胡适在遭人围攻及生病住院均见诸报端,看来张爱玲对此都不知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许她知情,但以知己之心、以她的性格为他着想——既然不为时人理解,那样地被人侮辱,死也未必不是一种福气。像她16岁那年她母亲从法国回来后,看着她生活中笨拙的样子对她说的话:“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何况他死的过程时间很短,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她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也许指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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