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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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后来此案付表决，只有两人不举手。蔡先生事后似悔他的发怒，故后来说话非常和气。 有了以上的风波，接下来胡适又提的议案“新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40万元，为下列三项之用：（1）图书馆；（2）大讲堂；（3）宿舍”得以顺利通过。 如果又有人由此说蔡元培受了胡适的“蛊惑”，似乎可以理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他二人都是一唱一和的，特别是胡适对蔡元培的一些做法和思想有不太认同的地方。比如，6月上旬，胡适在报纸上看到蔡元培等十余人将电催黎元洪到京主持大政的消息，便很反对，特意给蔡元培去信劝其不要发电。蔡元培在回复中说：“催黎来京，我也觉得无谓。但因各方面催促，已提交各校签名，万一名签毕而黎已来，可作罢论，否则不能不发。”见此，胡适也不再说什么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平息“讲义费风潮”（2） 10月份的“评议会”开过后不几天，胡适去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8日那天，他忽然接到北大教务处电报：“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他大惊，赶紧收拾行囊返京。 一直以来，蔡元培都在和北京其他七所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一道为争取教育经费而与政府抗争。与此同时，他在北大校内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其中“向学生征收讲义费”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17日、18日两天，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蔡元培苦苦解释，无效。学生们意欲以“罢课”相挟，一向以温和示人的蔡元培大怒，愤而辞职，避走西山。随后，其他行政人员也纷纷辞职，校务几乎瘫痪。 胡适的头脑很冷静，他返回北大后，并没有盲目地站在蔡元培一边斥责学生。他虽身为教务长——学校一方的代表，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讲义费”矛盾。他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主持教务、总务联席会，又会见学生代表，还亲自参加学生干事会。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10月20日 学生干事杨廉、来焕文、黄日葵、张维周等来见，我又告诉他们，“大学的危机，悬于一发；此一条若不能执行，则大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大学只有此一条生路，而这一条生路全在你们的身上。”他们也明白此意了，遂在教务长室谈话，讨论办法。 1922年10月21日 八时半，学生干事会开会，我出席演说，指出现在是大学存亡的问题，大学的存亡现在全悬一条很窄的小路上，教务会议的布告的第三条，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实行的了。他们对我这个意思，似乎能谅解了。 他所说的“布告第三条”，指的是北大评议会就“讲义费风潮”而通过的决议中的第三条，即：查此次暴动时，大部分之学生照常上课，显系少数人借端捣乱。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本校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对此，学生们起初也是抵触的，在胡适的调停下，总算是接受了。 从表面上看，胡适与蔡元培对待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温和，蔡元培强硬；胡适和颜悦色，蔡元培针锋相对。但是，胡适也并非毫无原则：他维护了学校权威，也对为首的闹事学生毫不心软。 1922年10月22日 因此次暴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来；他是山东人，世界语学会的干事，是一个无政府党。他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但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生！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 可以看出，相对于蔡元培而言，胡适似乎更具政治家风范。 胡、蔡二人在处理学生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蔡元培和蒋梦麟等人一直以为学生之所以闹事是因为受到校外某些人的指使；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很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1922年10月23日 到六味斋，蔡先生邀吃饭。席上是梦麟……诸人，都是辞职的。蔡先生劝他们一齐复职，因为今天下午四时评议会（我没有到）认学生签名为满意，推举代表五人去请校长复职，校长已允了。 我主张学生应组织自治会，以各班代表为众议院……梦麟反对此议，怕学生被人利用，又怕学生捣乱。……这种心理，我真不懂得。 他们总相信此次风潮有外人煽动：有疑杨度的，有疑高师或法专的。我最反对这种“疑心生暗鬼”的话。今晚席上，他们又谈及此话。我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蔡先生说，“有人报告，当日（十九日）操场分队表决时，反对挽留校长的一派只有七八十人，其中多有大家不认得的人，有认得其中有高师学生的。又开会时，有学生裤腿上有长线的，有人问他在哪一系，那人竟不知什么叫做‘系’。除非这种报告不可靠，我们就不得不疑心了。” 我说，第一要问报告的人是否可靠。第二，学生不认得本校同学，是平常的事；昨日冯省三在我家，而学生干事会代表汪翰等竟不认得他。第三，裤腿上有线，那也许是穷学生穿着中学时代的制服。总之，这种证据是不充分的，我们不当轻信这种谣言，以自宽解。 尽管胡适与蔡元培在某些方面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是蔡元培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也是因为蔡元培的提携和支持，他的事业才一步步走向辉煌，因而无论如何，他对蔡元培都是心存感激和万分敬重的。 有人说，胡适的事业常随蔡元培而转移。以往不论，就在“讲义费风潮”过去仅仅两个月之后，在12月17日，即胡适生日的那天，在北大校庆会上，蔡元培提出辞呈，胡适也以身体有病为由告假一年。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1） 胡适与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是在1927年的上海。这年10月，在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提议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正式成立。就任院长的蔡元培自然是要诚邀胡适加盟的。胡适辞谢的理由有二：不赞同劳动大学的设立，不能附和“党化教育”。然而，蔡元培一再坚持，胡适勉强答应了。在大学院，他除了担任大学委员会委员外，还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和译名统一委员会筹备委员。 当初，胡适在拒绝蔡元培的邀请而给蔡写的一封信中，说：“我是爱说老实话的人，先生若放我在会里，必致有争论，必致发生意见……大学院里少一个捣乱分子，添一点圆融和详之气象，岂非好事？”他在大学院就任不久，果然就因说老实话而成了“捣乱分子”，甚至被斥为“反革命”。 1928年5月，随着北伐军逼近北京，已经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的原北京大学的复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人士的关注焦点。尽管有人以为蔡元培、蒋梦麟等原“北大人”重回北大是必然的，但其他各派也对北大校长一职虎视眈眈，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胡适在日记里的记载充满讽刺和嘲弄： 1928年5月23日 来谈一件事，使我大笑。 前天南京宣传北京已攻下了，有一位教育大家信以为真，立刻搭车来上海，准备乘船赶到天津，预备在冯大将军的庇护之下接收京师大学，做八校的总长。他到了上海，才知道那天的消息不确，所以至今还逗留在上海。 他知道冯是不喜欢蒋梦麟的，但他却愁蔡先生自兼北大校长，而派代表去办。他说，“万不得已，只好抢清华。” 哈哈，他们在冯大将军幕下吃每月六元六角的粮，所为何来？为的是“有大欲存焉”，将来打到北京时可以大大的得意一番！果然这种急色相都露出来了。将来抢饭碗打破头的事还多着呢。我们瞧着罢。 在胡适日记里，经常会有批评某人却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也许是为了将来日记公开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吧，也显出他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这篇日记中提到的“一位教育大家”，有人推测可能指李石曾。因为在实力上能够与蔡元培、蒋梦麟相拼的也只有他了，特别是在政治地位上。 看胡适的日记，可以知道他是很不喜欢又很看不起李石曾这个人的： 1930年2月9日 …… 此人（指李石曾——引者注）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 图为张静江（中坐者）与蔡元培（右一）、诸民谊（右二）、李石曾（右三）、汪静卫（右四）等人的合影因此，胡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站在李石曾一边而支持他入主北大的。6月7日，蔡元培以大学院名义呈报国民党政府，请求恢复北京大学之名，并任命新校长。次日，国民党政府常务委员开会讨论时，与会者表示赞同恢复北大旧名，校长请蔡元培兼任。但是，与李石曾同属一派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易培基提议：北京大学改名“中华大学”，校长由蔡元培担任，在他未到任之前，由李石曾代理。李派势力正处上升期，易培基的提案自然很顺利地通过了。 在大学院的四位元老中，张静江、吴稚晖是站在李石曾一边的，蔡元培显得很孤立。蔡知道他的处境，也清楚李石曾的真实目的。在随后召开的大学委员会会议上，他说北大可以改名“中华大学”，但他不愿意就任中华大学校长一职，而请会议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北京大学更名以及校长人选统统表示反对，而且态度激烈强硬，免不了与张静江之侄、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以及吴稚晖等人发生争执。双方甚至差一点就要拍桌子大骂了，一度恶言相向。 关于这场争执，胡适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述： 1928年6月15日 饭后去开会…… 我起立说：（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 风云大起了。 张乃燕起来说：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吴稚晖起来说了半点钟，说明北大之名宜废，李石曾是“天与之，人归之”。…… 他说，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他也不满意，但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但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之外，还有谁人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易培基起来说，他竟不知道石曾先生对适之先生有什么恶感。他有两次听见旁人攻击适之先生，石曾先生都力为辩护。…… 张仲苏也起来说，他认为李先生的道德学问为最适宜。 我起来说，“我绝对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 易培基又起来说，“我们都知道蔡先生不能离开南京，故不提出他，我们也谈论到适之先生，但我们都觉得李先生为第一适宜，胡先生为第二适宜。” 稚晖先生又有长演说，说我不应该要用蔡先生去牵制李先生。他说，石曾用人有时很不当，但有时也很不坏。…… 他又再三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我忍不住了，说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他直跳起来说，“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我说，“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他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本来就是反革命！……” ……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2） 吵着吵着，吴稚晖就将话题扯远了。 胡适原本并不清楚吴稚晖何以会有这么大的火气，直到会后，他看了吴稚晖扔给他的几张电报后，才恍然。在日记中，他继续写道： 会完之后，稚晖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在我面前，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即易培基——引者注）的电报，一封说：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书华、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加派沈尹默接收。 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很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这是什么话！他还能说“蜀洛相争”的话吗？大概稚晖想今天把石曾正式通过，做到“共和的”、“揖让的”的面子，却不料我这个笨人毁了这一团雍容和睦的空气也！ 从胡适的这一长篇日记中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在会上，唯有胡适是蔡元培的支持者，而他和蔡元培显然不是李石曾派的对手，双方势力似乎相差很大。在这场争斗中，他们败下阵来。如果胡适了解李石曾的身后有着国民党主要当政者的大力支持，他或许就不会用鸡蛋去碰石头了。所以，蔡元培事后对胡适感叹：社会太复杂了，他应付不了。 会后次日，胡适即提出辞去大学院的职务，而且态度坚决。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口气强硬地说：“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既便如此，蔡元培也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自己还在大学院院长的职位上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辞职，随即，他也辞职了。他俩又一次共同进退，显出他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被“民盟”开除了重返北大时，胡适恰逢虚岁40岁生日。那天，也是北大校庆日。北大师生和北平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为他祝寿，也欢迎他回到北大。 这个时候的北大，代理校长是蒋梦麟，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作为当年蔡元培的左右手，胡适与蒋梦麟立志要复兴北大，而复兴的基础是经济。于是，胡适又得倚仗蔡元培了。 实际上，胡适与蔡元培自从上海分手后始终书信往来频繁。二人同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有更多的公务联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专门负责管理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蔡元培是该会董事长，蒋梦麟是副董事长，胡适任名誉秘书。 为筹措办学经费，胡适到京仅一个月后又返上海参加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1931年1月上旬的连续几天，胡适的日记里都有此记录，如： 1931年1月9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蔡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