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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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月9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蔡元培与我，共九人。　　　　　是日所议事，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　　　　　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　　　　　1931年1月10日　　　　　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写成已近两点了。　　　　　胡适所说的“稿子”，实指他在9日那天常会上的谈话。会议根据他拟订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此事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从中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一直以来，在外人眼里，胡适与蔡元培之间几乎没有分歧而总是态度一致。然而，1933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俩的“决裂”。　　　　　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在上海和北平成立。这个组织本就是在上海的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蔡元培自然是上海会的副主席（主席宋庆龄）。胡适、蒋梦麟等人是北平会的负责人。　　　　　北平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即招致北平市国民党党部的斥责，指其“既不遵照中央法令办理，又不于开会前通知本会及当地政府请求许可”，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胡适反驳，强调合法。远在上海的蔡元培也同时对外宣称，在精神上无条件地支持胡适。这个时候，胡适与蔡元培一北一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3）　　　　　　　　　但是，北平的同盟会与上海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胡适参加同盟会的初衷与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等人是不同的。他更注重法律问题，所以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遵守法律，一面又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和别人的法定权利。”而上海同盟会更关注解决政治问题。　　　　　当上海同盟会提出“应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时，并没有得到以胡适为首的北平同盟会的积极响应，他甚至直言反对此做法，说“民权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按照法律处理”。　　　　　胡适在3月4日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报，题目是“沪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就这样，胡适被开除了同盟会会籍。　　　　　对被开除本身，胡适并没有太多怨言，只是他对蔡元培甚是不满。因为在开除他会籍的文件上不仅有主席宋庆龄的签名，也有副主席蔡元培的签名。这不仅被外人认为是胡适、蔡元培反目的开始，也让胡适感觉难堪。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1933年3月4日　　　　　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不仅如此，他又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直抒内心愤懑：“……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呵！”　　　　　数日后，胡适接到蔡元培的回信。读了此信，他对蔡元培的不满全然消退。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3年3月21日　　　　　蔡先生来一信，读之甚慰。　　　　　蔡元培在信中说：“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原来实际上，蔡元培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只是似乎有难言之隐而上下不是、左右为难。　　　　　从中可看出他俩虽然在很多时候总是共同进退，但总的说来，胡适更为主动，而蔡元培稍显被动；胡适更为积极，蔡元培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稍显畏缩；胡适敢说敢干，蔡元培顾虑似多。　　　　　胡适对蔡元培的尊重也表现在当他获悉了蔡元培的真实想法后，听任外界对他俩关系的闲言碎语，未将蔡元培给他的信公开以示自己的正确，而是将其深藏以维护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形象和威信。　　　　　如果说共同参加同盟会是胡适和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的话，那么，这次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合作。　　　　　胡适与蔡元培分属两代人，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都有不同，性格为人和处事方式也存在差异，那么，他俩又缘何能够亲密合作十多年，私人友谊更是维持了数十年？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因病去世，次日，正在美国的胡适得悉消息后，立即展开日记本。从他在日记里对蔡元培这个人所作的总结，似乎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1940年3月6日　　　　　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7—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蔡元培去世后第六年，胡适继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会忘记他与北大结缘是因为蔡元培。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对北大都是充满感情的，即便后来离开大陆身在海外，他仍然心系北大，甚至在他临终前的遗嘱中，也不忘将当年匆忙离京未得带走而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图书和文件悉数遗赠给北大。他去世后，他的身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自1928年6月始，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他去世。其间，胡适为他出谋划策，诸多建议提案被蔡元培采纳。此时，胡适虽不是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但因为蔡元培而始终关注着研究院的发展。1958年4月8日，胡适自美返台就任研究院院长，直到四年后去世。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1）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　　　　　1921年7月中旬，胡适离开北京，乘火车到上海去。此前一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多次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同意接替他就任该所所长，可因胡适不愿放弃北大教职，高梦旦退而求其次，请胡适南来，到所里看看，说是帮他们出出主意，“替他们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其实还是指望胡适到实地考察后能动心。　　　　　胡适趁着北京大学放暑假，到商务印书馆待了一段时间，与馆所高层聚商，又参与馆所一些会议，虽然他仍主意不改，却也不能不为高梦旦等人的诚意所打动，努力寻思物色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以使自己心安地脱身，可是他“一时实想不出人来”。这个时候他“去访马寅初，谈甚久”。　　　　　马寅初年长胡适九岁，早胡适四年赴美留学，是胡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不过在胡适入哥大的前一年就毕业了。又在胡适毕业回国入北京大学的前一年，做了北大法科经济门的教授，这样两人成了同事。　　　　　一年前，马寅初向北大请假一年，应邀赴上海、杭州考察经济，同时兼做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讲师，此时还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顾问的头衔。　　　　　胡适访马寅初，固然是老同事异地欢聚，所谈也几乎不可能不涉及编译所所长人选。两天后马寅初请胡适吃饭，在座的有郭秉文等人，郭就动员胡适留在商务。　　　　　胡适在上海，还惦记着北京大学招考的事，8月10日那天到兴业商行去找马寅初未遇，去见过一个朋友后，再去找，这回见着了，只是为了谈招考的事情。胡适是想请马寅初担任招考事，可是不知为何，马寅初却没有答应。胡适只有自己干了：　　　　　1921年8月17日（星期三）　　　　　今日为北大考生报名的最后一日，又是江苏省教育会开大会的日子，我本答应教育会中人说，今日我们大学定有人来管报名的事。不料北大派来的徐之杰到今早还没有来。我只得自己去到教育会办报名的事，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七时，报名的凡五十二人，又拟了几张布告，排定了体格检查的次序，作详函与牛医生。到晚十时始完。　　　　　郑铁如昨日从汕头来，本拟今早北上带家眷南下，到车站始知津浦铁路被水冲坏了，断了二十多里。他到教育会来看我，我留他在上海帮忙，他答应了。　　　　　1921年8月20日（星期六）　　　　　七点半，到仁和里，与铁如同到第二师范。昨夜终夜大雨，又大风，路上树木有许多被吹倒的。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九时开考，上午考国文，下午考外国文，到考的一百零四人。　　　　　1921年8月21日（星期日）　　　　　八时到第二师范，门外自昨日已水深二尺余，马车轮的大半没在水中。九时十分开考。今日考至下午六时，各科都完。……此次幸有铁如在此，否则很不容易办了。　　　　　胡适在日记里并没有因马寅初不肯帮忙有一字怪他。考完第二天，胡适以北大名义公宴招待帮忙招考的十多个人（实到五六人），也请了他的好友任光和马寅初。　　　　　从胡适日记中看他与马寅初的关系，胡适入北大的最初两年里，两人很少往来，因为直到1919年11月，马寅初的名字才首次在胡适的日记中出现。而在此后半年时间内，他们往来也只三次，一次打牌，两次交谈，似乎还停留在君子之交的水平上。而1922年为北大教务长人选，胡适与马寅初的关系经受了一次考验，有马寅初传记说马寅初战胜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胡适在日记中对此有段记载：　　　　　1922年7月3日（星期一）　　　　　……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2）　　　　　　　　　胡适一味怪罪沈尹默，但从开始增加政治、经济两系主任候选，到最后投了关键的一票，都显示了蔡元培明确的倾向，如果将蔡元培的取向全都归因于沈尹默的“诡计”，也未免太看低了蔡元培的智商。以胡适的智商，也未必不知蔡元培一己的态度，只是不愿埋怨蔡元培，又痛恨沈尹默，这才将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儿全丢在沈尹默身上了。　　　　　不论事情的是与非，显然这件事并未对胡适与马寅初的关系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过后倒是在胡适的日记里见着了他与马寅初不只一次同游公园的记载，而且似乎只有密友之间才会谈的话题也出现了：　　　　　1922年8月10日（星期四）　　　　　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我自七月十四日游公园，至今四星期了。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胡适所记应当不是臆测，如此隐秘的床笫之事，外人无论如何是猜不准的。　　　　　马寅初的确有两位妻子。发妻叫张团妹，后改名张桂君，与马寅初同庚，20岁那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马寅初。在他们结婚16年后，刚入北京大学做了教授不久、36岁的马寅初又在家乡娶了年方14岁的少女王仲贞。这在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校园，在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身上，都是一桩颇为稀罕的事情，不由人不好奇。胡适难免询问。　　　　　马寅初洗冷水浴的习惯也确有其事。他1906年获北洋政府官费留学美国，入耶鲁大学矿冶系，一年后改学经济学。在耶鲁大学，游泳是必修课，校方规定，即便各门功课都是优等，不会游泳者不能毕业。在耶鲁的冷水浴室，马寅初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医生，得知冷水浴是锻炼身体的极好方式，从此常年以冷水沐浴。　　　　　胡适自1922年8月29日记当日应马寅初之邀吃午饭，之后数年，马寅初的名字都未在他的日记中出现，直到1928年，也不曾见面。虽不见面，还是注意着的。　　　　　1928年5月18日（星期五）　　　　　晚上到雪艇处吃饭，有皮皓白、吴稚晖、朱骝先。……　　　　　我同稚晖先生自从去年蒋介石婚礼那天一见之后，直到今天始得再见。……　　　　　他对于鸦片烟公卖的事，也表示反对。我借此力劝他作有力的反对，并劝骝先（浙江民政厅厅长）援助马寅初的主张，在浙江省内严禁。　　　　　此时的马寅初，身份已变为浙江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席，他在一年前接受其好友、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邀请南下任职，辞去了北京大学教授职务，与胡适不再是同事了。　　　　　胡适在1930年4月30日，把吴稚晖、杨杏佛日前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的会上发表的演讲夹在日记里，因为吴、杨二人的演讲都涉及了胡适，并且都是批评。吴稚晖说：“胡适之先生说知难行易不对，却是他的大错。他偏偏主张甚么‘知难行亦不易’来，这不过是固执他的粗浅的见解罢了。”杨杏佛在演讲中，则将马寅初与胡适联系到了一起，说胡适“一跑到俄国，又谈起共产主义是如何的好。马寅初先生看见他谈起共产来了，急得了不得，请徐志摩先生做文章来反对，那知道胡先生头天谈共产，第二天就不谈共产了”。不知此出处是哪里。　　　　　此后在胡适的日记中，马寅初的名字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931年7月28日，胡适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出席人名单”夹在当日的日记里，共40人，胡适与马寅初名列其中。　　　　　另一次是同年11月12日，日记里夹的是“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那是国民政府为“审查国库各项收支，实行财政公开”，设立财政委员会，以行政院长为委员长，委员由政府人员及金融界、工商业、经济学者暨有经验的专家组成，“学者”一栏共五人，胡适与马寅初名列其中。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有对“财委会”的冷嘲热讽，连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发来电报要他参加第一次会议，他也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这两篇日记，除了名单之外，并无言及马寅初一字。而且在此后胡适30年的日记生涯中，马寅初的名字彻底消失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报知遇之恩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　　　　　提及胡适，不能不提《新青年》；提及《新青年》，又不能不提陈独秀。《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就是由《新青年》率先向外推广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自此发端。因此，胡适由衷地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陈独秀因此力荐胡适入北大任教授。因此，陈独秀对于胡适，又多了份知遇之恩。这份恩，胡适注定是要报答的。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二十年不谈政治”　　　　随着陈独秀、胡适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教授而先后进京，《新青年》也从上海移至北京。从1918年第四卷起，《新青年》开始由同人轮流编辑，陈独秀、胡适自然是主要编辑人，其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等，主要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　　　　　《新青年》创刊初期是不谈政治的。编辑部曾经约定的基本方针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这个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