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狭怂堑睦系薄Ｇ迨壹热桓垂吮伲丫荒茉俳彩裁从糯灰虻本值母救酥剩笔辈患炊闲校庹媸敲窆淖羁上У挠奘轮弧！薄 ∠喽杂谥茏魅擞锲奈瘢本┐笱У睦钍榛⒗钭诙狈炊院实奶纫ち业枚唷Ｋ橇市戳艘环庑牛毖院实摹翱挂椤笔谴砦蟮模北泶锪硕砸桓觥靶挛幕牧煨洌滤枷氲拇恚谷环⒈碚庵致鄣鳌钡囊藕丁！ ≡谄烫旄堑氐闹冈鹕校室哺芯醯搅搜沽Α２还朴谧プ∈挛锏母荆辉偾康魉涫凳且恢薄安辉蕹汕迨冶４娴酆诺摹薄５牵恼飧霰戆赘猿鏊敲艿模杭热徊辉蕹汕迨冶４娴酆牛敲从治我挂槿∠迨矣糯跫Ｋ炙邓皇恰胺炊员┝Α保缰茏魅怂担骸暗跃晖媳枳拥耐纯嗟纳睿芄锩案幢俚目植赖木榈母鋈搜酃饫纯矗饽耸羌匀患钡氖隆！贝恿硪桓龇矫嫠担锓饨ǖ囊帕粑锏拿训阑剐枰挛亩怕穑科涫荡痈险以颍坪跏蔷魉枷朐谧魉睿还蚀永匆裁挥校ǖ比凰膊换幔┏腥纤芯魉枷搿！ ≡阡咭潜恢鸪銮骞⒈本┱锝ā肮使┪镌骸笔保腥艘馔獾胤⑾至艘徽藕市锤咭堑拿厦嫘醋牛骸敖袢找蛴锌危荒苋牍胨∽铩！闭飧觥扒胨∽铩比挚晌揭馕渡畛ぁ！ �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游景山。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一路上笑而论道的胡适突然沉下脸来，低声道：“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时隔七年，胡适终于认错了。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 依常理思维，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与被新文化运动视作“旧剧”而力图全盘否定的中国戏曲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同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似乎也应当与京剧的代言人梅兰芳不可并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诚如鲁迅，他一度就因被外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愤懑异常。 然而，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尽管在对待传统戏曲“旧”的问题上，胡适与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并无二致，都主张戏曲必须改革，但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不容置疑的激烈相比，胡适的态度却是和风细雨的。同时，与当时社会上普遍视戏曲演员为“戏子”而倍加歧视不同，胡适与梅兰芳却交谊深厚。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旧剧：改良还是废除 综观胡适日记，“梅兰芳”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28年。 1928年12月16日 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 由此可知，在三年前的1925年，胡适与梅兰芳就曾见过面。当时，梅兰芳的名声如日中天。不仅在国人眼中，他是旦行翘楚、伶界大王，也因为他曾于1919年和1924年两度访日而声名远播海外，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中国艺术的化身。20年代中期，梅兰芳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几乎成了外交场所。他接待过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瑞典大使及夫人，他还与瑞典王储夫妇“赠石订交”。据不完全统计，他在那些年里接待过国内外包括文艺界、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多达六七千。胡适是其中之一，也就成为可能。更有人大胆揣测，教育家、胡适的老师杜威博士在华讲学期间，正是由胡适陪同赴梅宅拜访梅兰芳的。 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胡适与梅兰芳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三年前的1925年，因为胡适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然而正因如此，有人根据梅兰芳的挚友齐如山于胡适去世后所撰《挽胡适之先生》中的一段话“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认为胡、梅二人最早相识于民国初年。 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事实上，胡适20岁时，即1910年夏就赴美留学，直到1917年6月归国。由此，胡、梅二人也就不大可能如齐如山所言在“民国初年”就相识相见。如果说，胡适自回国初始即与梅兰芳开始交往，那胡、梅二人最早见面，也当在1917年6月之后。 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陈独秀最早提出旧剧是需要改良的。他早在1909年便发表了《论戏曲》，指出“要说戏曲有些不好的地方，应当改良，我是大以为然”。也就是说，这时的陈独秀，对于所谓“旧剧”的态度，是改良而非全盘否定。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的态度大为转变，大有将旧剧统统棒杀之势。 与此相对，胡适对旧剧的态度却是温和的。他在他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一文中说：“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在，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做‘遗形物’……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他仍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有过许多幼稚的阶段，如和歌、面具、过门、背躬、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地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问世。中国人的守旧性最大，保存的‘遗形物’最多。” 显而易见，胡适对旧剧的态度是废去“遗形物”，也即对旧剧进行改良，而非废除旧剧本身。 那么，这个时期的梅兰芳，又在做些什么呢？ 梅兰芳是个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这从他在辛亥革命后率先剪掉“脑后这根讨厌的东西”就可见一斑。同样成长于正在逐渐进化和开明的社会中，却只有梅兰芳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追求。早在1905年他只有11岁时，就对刚刚兴起的反映真人真事的时装新戏颇感兴趣。尽管他当时对“新”戏好奇大于感悟，但改良京剧的种子已经悄然扎根于心底。 1913年，梅兰芳应邀去上海演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京城，而正是这次演出，成为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他不仅将声名从皇城根传播到了上海滩，更因为深受上海京剧改良运动的刺激，从此致力于京剧改良，开始了他创新改革的艺术人生。 在上海演出期间，梅兰芳发现上海不仅仅是舞台包括灯光、布景、舞美等都比北京现代化得多，更有大量传统京戏以外的“新戏”，既有纯对白的话剧，更有改良了的京剧。这些改良了的京剧突破了传统表现模式，采用话剧的写实布景与灯光，服装和造型方面也多根据真实生活设计。梅兰芳感悟到时代的发展伴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传统京剧舞台上的老旧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社会变革引发的混乱，让许多人愤懑且迷惘，他们更愿意通过演员的表演以宣泄自己的情绪。因而，这些新戏颇受欢迎。 有传统京剧的基本功作基础，又有日渐远播的名声，更有社会环境的烘托，梅兰芳意识到心底改良京剧的种子已经发芽。从上海返回北京后，他立即着手开始他舞台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排演新戏。从1913年至1918年，他连续排演了14部新戏，既有老戏服装的新戏，也有古装新戏，更有时装新戏。正当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激辩是消灭旧剧，还是改良旧剧时，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并为大众所追捧。 不论胡适回国后是否立即就与梅兰芳见过面，我们不难揣测，主张戏剧改良的胡适欣喜地看到了梅兰芳已经将戏剧改良付诸实践。当胡适的高足傅斯年撰文《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对梅兰芳新剧大加肯定之后，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傅斯年君……把我想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非常痛快”。 对传统戏剧的共同态度，或许便是胡、梅二人交谊的思想基础。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 我们今天反观梅兰芳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个人的天资与努力之外，注重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从而使“梅派”艺术饱含浓厚的文化底蕴，也是重要因素。梅兰芳成名后渴望突破渴望创新，但他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那就是梨园界沿袭下来的惯例、陋习紧箍着如他一样向往创新的演员的手脚，他渴望改变，却又发觉在文化上他是欠缺的。也正是因为惯例和陋习，他和其他梨园界的孩子一样自小学戏，而学戏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一板一眼地跟随着师傅，师傅唱一句，跟着唱一句，至于唱词的内容以及背后所蕴含着的文化，师傅不懂自然也就不会教。这样的教学模式一代代传下来，梨园艺人文化底蕴不足便就不奇怪了。 梅兰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直想要有所创新，也不乏悟性和灵性，却深感文化不足而造成的力不从心。与其他艺人傍靠“大官”或“商人”为捧自己不同，梅兰芳更多的结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在18岁左右，结识了一批文化人士，除了齐如山，还有京师大译学馆的学生如张庾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以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冯幼伟、吴震修、李释戡、黄秋岳等，都由他的观众转而成为他的朋友。 人们都知道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抗战时移居上海，上海的书斋名为“梅花诗屋”。其实“缀玉轩”一开始并不是书斋名，而是早年由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的名字，这个组织俗称“智囊团”，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智囊团”这个说法，外人也称其为“梅党”。除了以上如齐如山等人是梅党成员外，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加入，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也使梅兰芳不再像他的父辈那样局限于狭小的戏曲小天地里。他们不仅为梅兰芳在演剧方面出谋划策，梅兰芳更从他们身上吸取文化素养。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涉猎农科、哲学、文学和政法，又熟通中外戏剧的胡适，梅兰芳自然也是渴望与之相交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被称为“戏子”的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甚至不如娼妓。尽管辛亥革命后，社会逐渐进步与开明，但与戏子交往仍会招致非议。就如齐如山，纵然他很想在艺术上扶助梅兰芳，但碍于环境和可能的流言，不得不有所顾忌而终不敢登梅门，只靠通信维系两人的友情长达两年之久。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胡适却坦然与梅兰芳过往，这固然有坦荡荡之君子风范，也与他热衷交友的名士性格有关。 我们不知道胡、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是其中一人主动上门拜访，还是有中间人牵线？我们也不知道在1925年之前，他们见过几次面，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与戏剧有关。 在1925年他俩见面后，胡适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校长，再返回北京时，时间已是1928年。这也是胡适所说“三年不见”的原因。但是，“不见”并不意味着彼此毫无联系。 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在美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营利性团体，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着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残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坏了喉咙的猫叫。 “华美协进社”邀梅赴美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演出一台既有艺术魅力，也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戏剧，改变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 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演出顾虑更大。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作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自然是胡适。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送梅登船 胡适对梅兰芳的帮助不仅仅限于传达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更重要的是在戏剧本身。因此，梅兰芳对于演出筹备工作，包括剧目的选择、说明书的撰写等等，都非常仰仗胡适。这从曾任胡适秘书和助手的胡颂平以日记形式编撰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可见一斑。 1961年4月23日（星期日） 晚饭时，先生谈起齐如山送来的一本《戏考》，里面有好几出戏。只有《四进士》可以一看；其余《二进宫》等，连文字都不通，情节又没有意义。《四进士》可以把它复印下来。胡颂平问：“齐如山先生怎么不把它修正一下？”先生说：“齐如山是捧梅兰芳的人，他不是研究戏剧的。”后来又谈起“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929年深秋，可谓尽善尽美。为便于让美国人理解剧情，梅兰芳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他用英文笔译《太真外传》的说明书。在第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适之先生左右，前日晤聆大教钦感无量，澜新排之《太真外传》不久即将出演，剧中情节拟用英日文字分加紧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兹奉上简单说明，拜求先生设法饬译，早日赐下，以便付刊。” 或许胡适太忙碌，一时耽搁了。不久，他又收到了梅兰芳的第二封信：“适之先生赐鉴，前奉一出恳译太真外传场面度蒙重察。现在此戏已定于廿九日起演唱，此项说明书印刷一切约须四日，为时已迫，不得已敬求设法将译稿即赐掷下，但得剧名译定以后即易于著手不敢琐渎也。” 两封信之后，胡适是否如约将《太真外传》翻译成了英文，在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由于客观原因，梅兰芳在解放后所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未提及。 1929年冬，梅兰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码头送行的，除了上海各界名流外，更有胡适。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在那天的日记里，对此却并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