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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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⑶啊！ �1937年5月5日 早七点到上海，住国际饭店908。 吴经熊来谈，梅畹华来谈，陈宗山来谈。 客观上，两人从此也未再见过面。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做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一待便是八年八个月零十天，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了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 尽管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短短三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大逆转。胡适和梅兰芳都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虽然他俩对戏剧有共同的热爱与追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胡适在众人劝说留下的情况下，最终选择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向台湾；梅兰芳却在齐如山力劝“走”的情况下，还是留了下来。从此，他俩之间横着一条海峡，彼此都无法跨越。 虽然我们在胡适日记中，再也没有看到“梅兰芳”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忘却梅兰芳。相反，一旦环境、土壤适宜，“梅兰芳”便又会出现在胡适的头脑里、话语中和与友人的书信上。 胡适的好友杨联陞曾经写信给胡适，随信附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名为《花儿本不愿开》。胡适1949年7月27日在给杨联陞的回信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此诗的意思很好，第二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见内人种的牵牛花两朵，是梅兰芳送的种子，大如饭碗，浓艳的真可爱。” 近十年后的1959年1月26日，是齐如山85寿诞。胡适在题词中这样写道：“我祝他老人家多多保重，康健长年，将来我们一同回到北平，也许还可以找到缀玉轩中我们的老朋友，听听他的苦痛，听听他唱如山老人新编的凯旋曲哩。”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去世。胡适是从日本电讯中获此噩耗的。于是，往事重又萦绕在他心头。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这样记道： 1961年8月9日 今天报载梅兰芳（67岁）逝世消息。先生说：“我们是根据日本的电讯，日本是从大陆收到的消息。只说梅兰芳在苏俄演戏的历史，不曾提他在美国献艺的经过。”于是在书架上捡出一本英文的《梅兰芳》，上面有他的剧照，还有许多美国名人捧场的姓名，如杜威、孟禄、威尔逊夫人等多人。先生也有一篇文章。最后是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各戏的说明，如《洛神》、《醉酒》、《别姬》、《御碑亭》等戏；只有《群英会》一出，他是反串周瑜的。…… 日记中所提的“英文的《梅兰芳》”应该就是欧内斯特·K·莫山所编纂的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应该就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显然，胡适对大陆官方只宣传梅兰芳赴苏演出而故意忽略赴美演出，颇有些耿耿于怀。 重读那本书和那篇文章，胡适实际上是在重温那段逝去了的美好岁月以及重拾日渐模糊了的记忆。友谊的对象断了，友谊也就戛然而止。仅仅过了半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与郭沫若，文人相轻（1） 大度平息争论 还是1921年的夏天，胡适应商务印书馆高层之邀，由北京来到上海，做了商务三个月的客人。在那期间，他与郭沫若见了几次面，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却并不意味着彼此友谊的开始，他们并不投缘。胡适日记这样记录他们的首次见面： 1921年8月9日（星期二） 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从短短的几句话中不难感受胡适的冷淡。三天后他们在编译所又见了一面，胡适在那天的日记中只记“郭沫若来谈”，别无一字叙述或议论。据说高梦旦在9月初曾为即将回日本的郭沫若饯行，邀请了胡适等人。查胡适日记，未见记载。见诸胡适日记的，倒是胡适9月7日要离开上海回北京，9月5日“商务诸君为我饯行”。当然不排除郭沫若在座的可能。 周颂九（久）、郑心南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班同学，他俩请客安排胡适与郭沫若见面，合乎逻辑的猜测是知道胡适正为编译所务色人选而他们有意推荐郭沫若，遗憾的是胡适对郭沫若的印象并不好。想来那天席上是话不投机的。 相较于胡适的冷淡，郭沫若则于十年后用了一种嘲讽的口吻描绘他们的相见： 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郭沫若之所以这样说话，固然是因为在这十年中，他与胡适的关系经历了风雨的缘故，但假如当时他们的会面十分愉快，郭沫若的语气很可能就不会如此了，他还可能就不会在见面整一年时发生的“夕阳楼论争”中有那样激烈的表现了。即从郭沫若当时的心境来看，还有别的刺激。 那是郭沫若与书局打交道的屡屡碰壁与胡适被商务印书馆捧若上宾的巨大反差。先是他的译著被商务印书馆拒绝，继而与朋友筹办“创造社”要出版社团刊物又被中华、亚东等较有名气的书局拒绝。就在胡适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亲从北京迎至上海而唯恐他不肯就任商务要职的同时，郭沫若等人正不得不“接受经济剥削和忍受恶劣工作”，作为一家小书局为他们出版刊物的条件。而胡适到上海后，上海报纸大加宣传，在胡适1921年7月20日的日记里，就粘贴了剪自当日《商报》的一篇《胡老板登台记》： 与郭沫若，文人相轻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宛如下属……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 这对正处窘境下的郭沫若造成怎样的刺激不难想见，从郭沫若十多年后的笔调中我们仍可体会他当年的感受：“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 从胡适日记来看，他们的下一次见面，已经过了将近两年，并且是在发生了一场争论之后： 1923年5月25日（星期五） 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结束了一场小小的笔墨官司。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与郭沫若，文人相轻（2） 所谓笔墨官司，即“夕阳楼论争”。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题为《夕阳楼日记》一文，指称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错误甚多，却又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以《骂人》回应，说郁达夫等人“浅薄无聊而不自觉”。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回响之回响》，发表在《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声援郁达夫，反驳胡适。胡适又在《努力周报》上写道： 《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继而郭沫若又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上发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措辞也愈发激烈起来：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有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在那期间，郭沫若与郁达夫又分别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和故事新编《采石矶》，不约而同地刻薄了一回考据家的胡适。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其间旧病直肠脓肿复发。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他早生厌意，便就于养病中的5月15日，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 沫若达夫两位先生： 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已有十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 ……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 …… 后来你们和几位别人，做了许多文章，很有许多意气的话，但我始终不曾计较。因为有许多是“节外生枝”的话，徒伤感情与日力，没有什么益处，我还是退避为妙。 至于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 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从信中可以看出，胡适所作的和解，不是无原则的和解，而是以诚恳的态度，既自我批评，也批评对方；此信又表现了胡适的大度，以他当时的地位名声，能首先作此信，实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郭沫若郁达夫收到此信后，随即于5月17日各回了一封信。郭沫若信中道： 适之先生： 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所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日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最后我虔诚地默祷你的病恙痊愈。 就在胡适往访郭、郁、成之后，隔了一天，他三人又到法租界杜美路胡适住处回访，胡适赠送给他们一本新出版的《国学季刊》的创刊号，旧日之怨似乎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不然。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终未做成朋友 1923年10月里，胡适与郭沫若往来较多。 1923年10月11日（星期四） 饭后与志摩、经农到我旅馆中小谈。又同去民厚里692访郭沫若。沫若的生活似甚苦。 当时情景徐志摩日记中恰有记述，相当详细，而且生动，只是郭居门牌不同：“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期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 徐志摩笔下的情节不仅细致，各人的表现也实在大有意味。胡适之所以在日记中懒得多说，大概也是不大好评说的缘故，但他心里的感受不难想见。 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 沫若来谈。前夜我作的诗，有两句，我觉得不好，志摩也觉得不好，今天沫若也觉得不好。此可见我们三个人对于诗的主张虽不同，然自有同处。 到索克思家午餐。到国语专修学校讲演《国语文学史大要》。 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此段也有徐志摩10月15日的日记可作旁证：“前日沫若请在美丽川……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 1923年10月18日（星期四） 到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 1923年10月25日（星期四） 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 胡适的这个看法曾对徐志摩谈过。徐志摩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有记：“适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诗，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岂《女神》之遂永逝？” 之后二十多年，不见郭沫若的名字出现在胡适日记中，而郭沫若驳胡批胡的文章不时见诸报刊。 胡适对郭沫若为诗的能力不以为然，但对他其他方面的才能倒未一概否定。他在1947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列出了他当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拟题名单，郭沫若的名字在“考古学及艺术系”一栏中出现。 1950年1月2日 曾琦、刘东岩两先生来谈。曾君见郭沫若的《斯大林万岁》诗，因说，“郭沫若是无行文人”，他从前想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我已推荐他了，但李石岑等人不赞成。后来我介绍他与宗白华通信，沫若有一封信上说： 慕韩（曾君）与太玄，望之如天上人。 我乃堕于污泥之中而不能自拔。…… 此信见《三叶集》。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 抗战胜利以后，郭沫若驳斥胡适言行的文章不时发表，而笔锋愈来愈犀利。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当年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