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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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当时，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有力地抨击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种卑劣行径，
他说：“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
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个“处心积虑，百计
并施”，按在毛人风头上，毫不为过。　　　　　　　　　暗杀，历来是军统机关实施特殊任务的手段之一，也是戴笠被外界视为魔头的
重要原因。从1943　　年开始，毛人凤襄助戴笠，成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
于暗杀的勾当染指日深，且主要对象大多是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沈醉有段回忆，可资佐证——“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
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
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
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
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间休息。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
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
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很出乎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
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
飞虎，因这个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
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
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
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
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谁能具体说明呢？当然是戴笠和毛人凤自
己。戴笠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去对付共产党。”当初，
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
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
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
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
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
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
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
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
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
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
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
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8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
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
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
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
115　师教导6　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
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
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
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
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
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
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曲线救国
　　　　蒋介石全面抗战节节失利以后，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日寇完全丧失信心。不久，
太平洋战争爆发，老蒋一方面寄望于美国参战能打败日本人；另一方面，又与汪伪
政权眉来眼去，图谋自保，诩之美名曰“曲线救国”。反映在军统工作的职能中，
从1942　　年开始，“除奸”几乎成了“通奸”的代码，尤其是挂上周佛海这条暗线
后，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从热杀冷战的血腥中走出，转入了勾肩搭背、耳鬓厮磨的
蜜月期。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除了参与和执行一些最机密（也是最见不得人的机
密）的活动外，还有着不少创造性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打破用人常规，
把“好钢”浇在了刀刃上。
　　　　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用亲还是用才，一直有界限，尤其是对外放的区、站长，
尽可能地把亲信换上去，以免出现不听摆布的情况。因此，军统局人物不少，常因
用而不信，近而不亲，徒遭闲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统接下“曲线救国”的题
目做文章，一个大动作，就是把唐生智的兄弟唐生明，以及程克祥、彭寿等人派往
南京，以假投降的招数，玩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把戏。偏偏这三个人都不是
大才，发挥的作用无法让戴笠满意，于是决定加大力度，继续增派从事潜伏与策反
工作的得力干部。毛人凤一反用亲的惯例，极力推荐了周镐和陈昶新。
　　　　周镐是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当少校股长时结识的同仁，属周伟龙直接领导。他官
职不大，却见识敏锐，作风明快，很有处事的手腕。此后，历任外勤，业绩颇佳，
但由于不是戴笠的亲信，一直处于用而不信、近而不亲的层面上，最后奉召调回本
部，闲置在督察室的职位上。平时，自叹大材小用，郁闷寡欢，与同僚的关系也处
得不睦。惟毛人凤识其内蕴，更考虑到完成“曲线救国”任务的紧迫性，决计一反
常规，大胆举荐周镐，出任军统局南京站站长。
　　　　陈昶新是张学良的班底，与毛人凤为莫逆之交，却不受戴笠信用。起初在“苏
浙行动委员会”里当军事幕僚，后来去特训班任教员，干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虽
已调回本部，却以少将军阶派在设计委员会里供闲职。鉴于他的能耐以及与东北集
团的渊源，毛人凤以为，让他当东北站的站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戴笠经过反复考虑（确实已想不出更佳的人选），决定采纳毛人凤的意见，正
式给陈昶新和周镐下达了任命派令。毛人凤更亲自为这两个站物色人选，配备精兵，
直到满意为止。不久，东北站、南京站的工作开始启动，果然是成绩斐然，捷报频
传。至1945　　年日寇投降，东北站的组织活动已深入到天津、北平、锦州、沈阳、
长春各大城市。这些原本是军统渴望立足而无从得手的地方，现在一一如愿，戴笠、
毛人凤甭提有多高兴。原属东北军系统，现任伪山东省主席的杨毓珣和“治安军”
将领富双关等人，相继被“策反”成功，使戴笠、毛人凤有了为“曲线救国”建功
的王牌。
　　　　相比之下，周镐的能耐更大，到南京不久，便成功地策反了汪伪军事系统中的
诸多实力人物，先后有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张恒等等。接下来，又为配合蒋
介石抢夺抗战果实，协助并促使周佛海对汪伪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具体地说，也
就是把受重庆方面控制的伪军主力逐步调到京沪周邻或其他交通要津上，以防止共
产党、新四军的“趁虚而入”。这些“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戴笠听得受用，
也认为毛人凤荐人有功。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以此类推毛人风用才不问亲的话，便失之偏颇了。
因为毛打破的只是戴的用人惯例，并不妨碍陈、周与他的亲近。这从毛人凤对毛森
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
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
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
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
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　　年以后，“曲线救
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
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
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
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
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　　年初，毛森设法
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
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
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
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
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
“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
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　　年8　月10　　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
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
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
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
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
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
　　　　8　月10　　日，戴笠正陪着梅乐斯在浙江淳安一带视察，坐镇罗家湾大院的毛人
凤责无旁贷地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忙里忙外，事必躬亲，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
通宵达旦地出演“连台本戏”。一方面他要有效快速地实现老蒋的工作要求；另一
方面他又要把各项工作的考虑与实施情况及时通报戴笠，在“老板”的支持肯定下
全力落实。
　　　　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
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
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
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
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
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
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
“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
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
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
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
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
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
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
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
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
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
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
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
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
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
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
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
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
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
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
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
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
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
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
；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
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　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
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
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
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
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
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　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
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