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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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
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
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
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
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
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
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
；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
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
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
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
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
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
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
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
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
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
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
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
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
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天生是块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
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
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
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
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
　　　　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
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
能。
　　　　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都给他带来
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却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情报
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
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因此，每有情报，浮在面上的，毛人凤就
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
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他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比如类
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
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
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
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为此，戴笠暗地里时时称赞这位老同学，
天生是块干特工的料，不仅知道蒋委员长交办的公务，更了解自己要办的“私务”。
于是，在戴笠的心中，毛人凤的份量日趋加重，每每去武汉“检查工作”，戴笠与
毛人凤单独相处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久，毛又悄无声息地干了一桩让戴笠十分满
意的事。
　　　　事情得从特务处对十七路军杨虎城的侦控说起。
　　　　杨虎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后来叛冯附蒋，为“中央”立了功劳，“荣
任”陕西省的省主席。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控。
杨虎城不甘示弱，明里与蒋周旋，暗里却加紧了反侦控斗争，最后蒋介石忍无可忍，
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用邵力子取代了杨虎城。为了避免用招过狠，逼杨走入极端的
不良后果，依然保留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统辖权力，但要求戴笠进行侦控的力度
却加强了，重点是杨与共产党以及冯玉详等反蒋势力的来往。
　　　　戴笠为了不辱使命，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打入对手内部的“楔子”，
此人就是国民党司法史上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出名的胡逸民。
　　　　胡逸民原籍浙江永康，是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及总司
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因与蒋介石有大同乡之
谊等关系，一跃而为清党审制委员会主席。没想到爬得太快，遭人眼红，背后向蒋
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胡逸民抓清党，自己的秘书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派人一查，
属实，唤过来一顿臭骂外加两个巴掌，送进了监狱。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
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
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工程，捞到了五、六
十万元的外快，接着买地皮、造洋房、购汽车、玩女人，胡吃海喝地抖擞起来。不
久，暗机有了泄露，要不是看重他与杨虎城部下的特殊关系，有搜集情报的用处，
蒋介石非办他个贪污罪不可。
　　　　胡逸民接受了“中央”的秘密使命，只身来到西安，杨虎城表现出了少有的热
情，马上给他一个陕西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再委他兼任十七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
的军职。同时还为他主婚，娶了一房姨太太。得人好处，报人恩德。望着位子、娘
子、票子一作堆地涌来，胡逸民倒底是听命于蒋介石，还是知遇于杨虎城？连他自
己都弄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当然是戴笠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重摆棋盘，一眼瞄上
了另一颗棋子——胡逸民新娶的姨太太向友新。乍一看，她算不上沉鱼落雁，但身
材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稍缺定力的男人，
把握不住，便会拜在那石榴裙下。戴笠第一次看见向友新是在一个交际场合上，凭
着渔色的本能，立即盯上了她。如果说淫念是他最初对向友新发生兴趣的原因，那
么随着毛人凤的调查深入，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利用向友新来完成胡逸
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　　　　　　　　　拗不过戴笠的央请，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出面做东，邀请胡逸民、向友新、
戴笠等搞了一次私人聚会，戴笠总算是结识了向友新。而后，向友新经不住金钱讨
好的攻势，没多久便与戴笠打得火热。看看时机己到，戴笠便装出掏心窝子的模样，
用无限同情的口吻甩出了毛人凤搞来的情报。
　　　　从戴笠的口里，向友新知道胡逸民不但在老家有个明媒正娶的黄脸婆，而且新
近又在外面偷筑香巢，养了一个姓穆的小姐。于是，醋坛子打翻，一口一个“糟老
头子”痛骂起来，闹到激愤处，甚至表示了要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戴笠哪能让她
这样干，好一番温存，不但满足了肌肤之亲，而且还得到了向友新“效忠”的允诺，
自此，有关十七路军及西安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落到了戴笠的案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方法，这个唯一的交通员就是毛人凤。几
个月下来，向友新经毛人凤的精心点拨，“工作”得相当出色，并且正式审请加入
组织，成为一名女特工。由此毛人凤获得了戴笠的赞赏。当然，还有稍带的截获，
那就是向友新对毛人凤的感激，连带着十二分“热烈”，爽利地把毛人凤强作镇静
的外表刮去，撩拨出久埋心中的几条色虫，战战兢兢地爬将出来，为此续下一段情
缘，半掩半埋，忍饥挨饿地折磨了他好几年（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世上难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机警的杨虎城发现内部出了纰漏，种种迹象又连
带着胡逸民那边。于是，马上进行整肃，把胡逸民推荐过来的人捋得一干二净。胡
逸民知情心惊，一时又理不清头绪，只好闷在屋里死想，慢慢地把疑点聚到了向友
新的身上。或许是从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或许更有其他不愿说明的“关切”，
戴笠和毛人凤决定再把胡逸民送入大牢。于是，贼喊捉贼地捏了个破坏“中央”与
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老胡铐了起来。
　　　　向友新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去了冀东。随后，毛人凤也离开武汉前往西北“剿
总”。真可谓：卿卿一对野鸳鸯，公事压身各自飞，遗憾乎？无奈乎？这滋味只有
自己知道。　　　





　　　　　　从“外藩”到“中枢”
　　　　1935　　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东北军“剿共”
　　　　无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尾随红军入陕，再与十七路军以及甘、宁、青的
“马家军”汇合，继续“剿共”。这里，蒋介石有一个如意算盘：希望通过“剿共”，
让非嫡系部队与红军之间相互残杀，借以削弱双方的力量。然而，他又担心弄巧成
拙，反让这些杂牌部队有了暗中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机会，甚至接受红军有关共同
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为防不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方面，陡然成了戴笠开
展特务工作的重点，毛人凤的调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促成的。
　　　　常言道：有功受禄，重用升迁。毛人凤来到西北公干，担任的是“剿匪”
　　　　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副科长，职务比先前跨了一步。其实，西北“剿总”
　　　　本就是武汉行营的原套班底，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代
行总司令的责任，二科科长仍然是陈昶新，所不同的是第三科科长换成了西北区区
长马志超，后来改为江雄风，这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马为第一期，江为第二期，
论资格，足以压毛人凤一头，可干起“老本行”来，却不比毛人凤出色。再加上毛
能审时度势，从不显山露水，凭着为人圆转谦恭，成绩堪佳的本钱，很快叙升一级
军阶，提为中校，调任稽查处当秘书。
　　　　“大毛”摇身成了“大毛秘书”，认真勤勉的工作作风依然如故。不久，“政
训”系统有密报说，东北军内有一份倡导抗日的秘密刊物《活路》在暗中流传。毛
人凤凭着自己的经验，马上断定这个情报不准确。因为，此前二科科长陈和新要编
印一些军事情报学、炮兵测量学之类的讲义，还请毛人凤帮他想办法，这说明东北
军根本就没有印刷设备。那么，这份《活路》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毛人凤猛然想
起以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好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印刷厂，会不会是
那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科长，商量了侦伺的办法，先从西安
警察局侦缉队里借来两个人，然后找关系熟人，介绍进这个印刷厂工作。不出几天，
果然真相大白，《活路》确实是在这家印刷厂里印制的，通常都于夜晚进行，天亮
停止。那两个混进去的小特务，为了认证确凿，还偷了一本杂志带出来。与此同时，
毛人凤又通过当初向友新留下的、隐伏在杨虎城周围的暗线，得到情报称，杨虎城
身边有共产党活动，而且杨的夫人谢荷祯就是共产党。这些情报汇拢来，看得毛人
凤心惊肉跳，不敢怠慢，马上向上司江雄风作了汇报。谁知，江雄风这时正在图谋
新的出路，想去胡宗南那儿带部队，随手就把毛的密呈转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
刚。
　　　　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
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
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
》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
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
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
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
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
他在鸡鹅巷53　　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
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
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
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
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在警校
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
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
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
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
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
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
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
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
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
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
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
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
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　　年12　　月12　　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
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
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