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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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
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
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
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
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
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
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
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
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
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
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 月22 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
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
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
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
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
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
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
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陈对张
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
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
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
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
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这时站在
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
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
“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
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
见到蒋介石。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
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
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
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
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
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
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
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
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
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
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
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
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
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 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
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
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
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
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
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
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
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
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
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
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
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
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
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
家天下的思想。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
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
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
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
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
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
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
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
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
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
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
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
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
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戴笠明白，集中权力必须是胆魄与技巧融合得合丝合扣的过程，猛而易折，欲
速不达，最好是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在早期的乡党中，周念行博学而稍迂；王莆
臣聪明何余，老辣不足；张冠夫偏于忠厚；毛万里果敢善断、棱角突兀，容易树敌，
戴笠不止一次地训导他：“毛万里这个万（萬）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
相比之下，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
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阴忍
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黄马褂”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
因此，重用人凤，戴笠称心，且不会引起“黄马褂”们“感冒”。于是，度过
“熬资格”的阶段后，戴笠便有意识地增加毛人凤的历练，随后引入“中枢”，成
为机要中的机要，不彰不显地替戴笠揽了一大把紧要的“家务”。
这个时期，毛人凤名为机要秘书，事实上具有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下
面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事情发生在1937 年的8 月13 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史称：“淞沪
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戴笠率领毛人凤、潘其武等人赶到上海建立秘密机关，
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用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有一天早晨，特务处驻上海
办事处的处长在辣斐德路的秘密机关里突然接到戴笠的电话，要他“立即来一趟”，
说完电话便挂断了。那位“黄马褂”出身的处长站着发愣，他不知道戴笠的电话从
哪里打来，怎么能够立即赶去呢？一瞥之际，看见坐在旁边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
口无心地问道：“毛秘书，你知道江先生（戴笠的化名江汉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
打来的？”毛人凤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可能是福履理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
点，此处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处长听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人谓狡兔三窟，“老板”已不止三窟了。接下来
又暗暗惊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板”在上海的秘窟，连我这个上海办事
处长都瞒着，毛秘书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再想想毛秘书刚才那番下级尊重上级的谦
恭态度，不由地连抽冷气，暗想“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小人物。”
神秘的“小人物”
认为毛人凤是个小人物，其实是“黄马褂”们长期藐视“江山帮”，惯以职衔
资历取人造成的错觉。相反，惊讶之余，陡觉“神秘”，则很能反映出毛人凤薄名
之下，权势难测的状况。文强在回忆中就描述过当时他和特务处的其他高级干部对
毛人凤的印象，他说：“（毛人凤）的确是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参与什么
样的机密，有多大权势”。
就拿处理文件来说，特务处的机要系统分甲乙两室，甲室专门处理呈送蒋介石
的文件，内称：“通天文件”。乙室专门处理呈送何应钦的文件，内称：“通地文
件”。以往的惯例，这两种文件都由戴笠指定的亲信秘书处理，书记长签字后呈送。
这里说的“亲信秘书”，当然是指毛钟新、毛万里、王莆臣、周念行等组成的“江
山帮”。一般说来，“通天”、“通地”，界限明晰，秘书们各自为阵，从不跨跃。
何芝园专办情报；王莆臣专理外事；毛钟新专职内勤；毛万里专干外勤；周念行负
责文书。可自打毛人凤来到南京后，情况就不同了。粗看起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
埋头于文件处理。可看仔细了，便渐渐发现透着蹊跷，他既办“通天”文件，也办
“通地”文件。
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
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
“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
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
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
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
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
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
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 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
配以枪枝弹药。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
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
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
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
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
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
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
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
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
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
执行。
12 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
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
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
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
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
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
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
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
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
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
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
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
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
“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 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
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