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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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
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
“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
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照常办公。
再说，蒋介石也不会自阉“耳目”，废弃“秘密武器”
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
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
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
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
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
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
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
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
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
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
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
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
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
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
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
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
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
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
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
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
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
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
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
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
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
“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
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
“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
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
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
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
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
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
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
（1942 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
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
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
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
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
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
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
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
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
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
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
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
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
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
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
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
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
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
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
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
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
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
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
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
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
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
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
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
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
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
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
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
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
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
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
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
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
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
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
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
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
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
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
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
“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
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
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
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
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 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
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
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
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
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
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
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
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
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
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
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
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
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
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
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
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
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
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
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
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
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
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
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
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
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
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
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
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
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
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
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
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
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
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
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
没有不管的。1939 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
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
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
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
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
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
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
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
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
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
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