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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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者．．．．．．．．．．．．．．．．．．．．．．．．．．．．．．张远山
杂览随笔．．．．．．．．．．．．．．．．．．．．．．．．．．．．．．．潘小松
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及如何转换
■ 张晓群
朗咸平的观点引来多方争论，各种观点交汇碰撞，我认为焦点是两个，一个是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所有制形式，将其卖给特定的私人，比如原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职工，或者是其他愿意出钱的人。另一个是如果要做上述转换，如何运作；也就是如果要卖要分，怎么卖怎么分。
一、要不要对国有资产进行所有制转换
1、企业国有在分配上的优越性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就是满足全国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正因这一点，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如何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的利益？假设有一笔1000万的生产性资本，一种情况是国有，另一种是私有，一年后都产出了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毛利润都是200万；这时，如果这笔资金是国有的，国家可以把这200万全部收归国库、作为财政收入；而如果这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只能收回 200万中的33％企业所得税和20％股息红利类个人所得税，大概为100万，作为财政收入。我们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当资产利润率或者说投资回报率一样时，国有资产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比私有资产大很多。当然这个模型十分简化，忽略了扩大再生产等等因奉，可是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所以说，从国民财富分配妁意义上说，国有制显然比私有制更对广大国民有利。当国家通过国有制多收入了100万后，可以拿去办奥运、建公路、办大学、办敬老院；而如果那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拿不到多出的那100万，那100万就名正言顺地完全归那位私人老板所有，她如果愿意发善心，再捐出50万给国家修路灯，那我这个普通国民当然欢迎；可是，她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交完了税后就一毛不拔了，我也没有办法。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全美总财富的37％，我可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有人会说：虽然公有制下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许比私有制国家多，但是政府拿着那么多钱怎么花，我一个平头百姓没有说话权。比如我认为对于奥运冠军只能奖励10万，但国家要奖100万；我奶奶住在敬老院，我认为我这个城市的敬老院应该每年得到100万的财政拨款，而不是现在的50万，可是我的话没有人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国家如何倾听国民的意见，如何将财政收入在不同国民的不同需求之间进行轻重缓急的分配。但不管怎么说，政府财政收入200万而不是100万，肯定对于广大国民更为有利（但对资本家不利）。我想，这就是我们当初全面实行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2、企业国有在效益创造上的弊端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发现当初的考虑并不周全。如果不论国有私有，投入1000万生产资金都能有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当然我们都倾向于企业国有（除了少数潜在的资本家）。可是，如果在企业私有的情况下，投入1000万能有1200万的销售收入，国家能因此有100万的税收；而在企业国有的情况下，投入1000万只能有101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即使我们一分钱都不去做扩大再生产，而将毛利润全部上交国库，也只有10万。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会想：是不是企业由特定的国民持有对大家更有利？这当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型，可是，这一假想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建国以后，历经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都是“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忙于相互间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心思搞经济建设。终于结束了“文革”，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却发现国有企业效益总是难以提高。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问题日益严重，出现了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甚至需要靠银行贷款开工资，这些国企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还成了国家的包袱。
到今天，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3年1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说：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的一半，占总工业贷款的三分之二，却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这种局面长期不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作出的“200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在资产利润率方面，500强中的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外资企业，分别比500强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出5．57倍和10．19倍。更重要的是，500强中的这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多集中在行政垄断性行业，比如电信、钢铁、石油、电力和石化等，它们能赚钱，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得来的，没有得天独厚的行政资源，实在难以说它们就能赚钱。
如果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只是我国特有的情况，而其他国家却有很多成功经验，这表明也许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那么可以坚持资产国有的形式，然后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改革；可事实是，其他各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所以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各国都普遍实施生产性资产由私人所有，而把国有企业的总量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山东社会科学院鲁仁研究员承担的2000年立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治性制约因素及梳理对策”表明，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外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20％，美国不到5％，法国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为18％。复旦大学华民教授说，1995年世界银行有一份全球性的调查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效益低下，因为它不是盈利的工具，而是政府安定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工具。这是由它产权的公共性所决定的。既然国有企业不是盈利的工具，所以它的数量就不能多，否则一个国家就将没有能力来负担国有企业的资金消耗。
为什么从中国到外国，生产性资金由政府经营运作，效益都比较差呢？对此，从外国到中国的大量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分析，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张维迎是十分突出的一位。张维迎的一些其他观点我觉得有严重问题，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可就这方面的探索和分析而言，张维迎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1986年就发表了论文，论述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五个不可能——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他认为，只要不改革企业国家所有制本身，就不可能解决上述困扰国企的问题。我是在前年读他的书的，我被他的见解折服，十分赞同他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
3、国有企业必须改制
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益持续低靡的情况，1997年开始，政府开始逐渐放开中小型国企的所有制转换，而调动国家资源帮助国有大型企业。这也是现在政府采取的政策：保住大型企业的国有性质，保住它们的经营效益；至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则可以探索以适当的形式进行所有制转换。这种改革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张维迎下面的话是对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
现在国家重点力保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是盈利的；可是对于它们，学者中还是有人持批评态度。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在9月30日《赢周刊》上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可是两者并无可比性，因为国企拥有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而民企都没有。而只要有了行业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可以多收费。奇怪的是，即使这样，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其业绩也只比民企高出一丁点，而没有高出许多。盛大林在9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说：
“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从总体上说很不理想。但就局部而言，中央所属的近删家国有大企业的效益却普遍较好。中央大企业上缴的利税也占了数以万计国有企业利税总额的绝大部分。然而，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中央企业中，电信行业又是鹤立鸡群，几家企业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不能不让人吃惊。电信业为何能获得如此超额的利润？显然是因为垄断。虽然电信分家后形成了几家企业，但由于这几家企业都是一个老板即政府，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有限。事实上，电信服务价格至今仍由政府定价，而没有市场价格。如果电信业是微利甚至赔本经营，消费者当然没有理由要求进一步降低资费。但现实情况是，电信行业暴利滚滚，凭什么维持如此高的服务价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然要考虑，可是‘保值增值’就必然等于‘暴利’吗？
其实，作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是不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政府之所以垄断一些行业，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它事关国计民生或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既然‘国计民生’是垄断的主要理由，那么其经营的依据也应该是‘国计民生’吧！然而，电信、石油等行业的暴利不仅损害了国民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尽管这些行业为国家上缴了大量利税，但这只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这样的暴利是‘与民争利’的结果，是以损害宏观经济为代价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效益是普遍较低的，即使那些国有大型企业有一定的利润率，很多也是靠行政性垄断及其他行政支援而来，而且有着其他的社会副作用。当然，由于大型国企事关国计民生或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显然不能进行所有制转换；按周其仁的观点，对于它们应该做的是引进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我认为他说的很对。可是如果引进市场竞争以后，中国电信或者中国石化出现亏损怎么办？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说；就目前看，起码广大中小国企应该进行所有制转换；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其步伐因时因地各有先后快慢不同，但方向应该明确和坚定。
正是在这方面，朗咸平的观点很多人不同意。朗咸平说，国企的效率本来就比私企好，所以国企根本没必要改革；他明确地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我觉得他的这种观点十分不符合事实。如果因为朗咸平的观点，造成国企改制的停滞，我认为这是此次大讨论所可能产生的最大副作用。
4、国企改制的社会性质分析
让我们回到开初时谈的那1000万资产的假设。从广大国民的角度看，假如由政府对这1000万资产进行决策管理，结果只产出了1010万、甚至只产出了 900万（亏损），那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第二种选择是，把这1000万卖给某个企业家，让他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然后产出 1200万，然后收他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国家财政得到100万，这种做法就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法。这很可能会导致贫富悬殊，会导致巨额财富归到企业家手中。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人写过大量著作，论证这种资本主义做法的天然正当性。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家们凭借自己拥有的资产拿走巨额财富是天理应当的，我对此深表怀疑、无法接受；我在刚刚写完的一个关于政治哲学韵研究系列中谈了我的分析，有兴趣者可以在网上看到。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选择，能让广大国民充分得到实惠呢？那就是既积极进行国有资产的所有制转换工作，同时又加强实施累进税制。我国股息红利类个税最高税率为20％。外国的情况大致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分为五档，最低是 15％，最高是33％，澳大利亚最高一档是47％，德国48．5％，韩国和日本50％，荷兰53％。我认为，在进行了充分的国有资产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