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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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打开了通往上古文明的一条通道。
过去，无论是汉唐大儒，还是有清经学大师，治《书》皆注重语言文字的功夫，方法论上各有开新，但皆不涉文化学方法。如清代扬州学派的王氏父子，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解释学方法体系，“因声比类”、“因声索形”、“因声求义”，侧重的是语音学方法；近人周秉钧则注重训诂学方法，“覆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作者秉承业师遗风，在运用训诂学方法的基础上，着力打通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桥梁，将视野拓展至文化学方法，开拓出一条文化研究的门径，探讨《尚书》与上古文明的关系以及《尚书》在上古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新笺》一书便是试图以文化学方法对《尚书》作新的解读的重要尝试。如在“虞夏书与上古文明”中，作者指出，《尧典》的文化意义在于以总分式的结构集中反映了尧舜的政绩和功德，因而，《尧典》一篇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刑法史和文学艺术创作史都有重要价值；《皋陶谟》则反映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禹贡》一篇奠定了中国大一统观念。这样，华夏文明史中上古一段文明的来源都能从《尚书》中找到依据，《尚书》的文化研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作者早年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尚书学家周秉钧先生，并在秉老门下修业多年，秉老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他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比如，清代早期的尚书学研究最大成就在于《尚书》辨伪方面，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彻底否定掉了。但《新笺》的作者绝不迷信前人，他多次肯定《孔传》的训诂学价值，并指出：“清代《尚书》辨伪就像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既破除了一种僵化的思想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催发和启动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学术界对《孔传》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或彻底否定《孔传》，大张挞伐；或完全肯定《孔传》，不容置否……完全肯定《孔传》是错误的，但彻底否定也是错误的。彻底否定《孔传》是破除一种僵化思想后又一思想的僵化。《孔传》伪在作者，但作为魏晋《尚书》的训诂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传》行世以后，《孔传》以前的诸家说多数相继失传。《尚书正义》（即《孔疏》）又以《孔传》为研究基础，《孔疏》是唐代《尚书》训诂的代表性著作。否定《孔传》，汴宋以前就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尚书》训诂材料了。”（钱宗武，《（尚书补疏）疏证》，载《清代扬州学术研究》第546页，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
这样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在《新笺》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详尽的书证、精细的语料数据，一字一词的细心梳爬，充分体现了作者这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态度，同时也让后学者体味到《尚书》研究原来也有趣味在焉，一下子拉近了原本对《尚书》敬而远之的读者与古人的距离。
四、语言笺注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新笺》体例于“绪论”之外，按历史分期分述“虞夏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商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周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笺注将“诘屈聱牙”的《尚书》文本通过语言分析变得人人可读，在此基础上，将《尚书》各篇文本与上古文明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实现了语言笺注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
二
《新笺》一书开启了《尚书》研究的新门径，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举其要者，一是引起人们对《尚书》的文化学意义的新的思考；一是对先秦专书研究的新思路。
比如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他为何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推崇西周文明，自有其道理。然而，从现有史料来看，西周数百年文明除了文武周公、成康之治外，其余皆乏善可陈。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这样一个时代为何值得孔子津津乐道？西周文明究竟哪些方面让孔子钦服？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可信服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上古文明研究的一个缺失。
《新笺》并没有直接解释上述疑问，但却对我们思考上述问题予以直接启示。
孔子从周当是不争事实，他学修文武之道，赞扬“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所以《中庸》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自己终生也都以继承文武周公之志、担当周公之道为己任，“吾道一以贯之”。然而，孔子从周之原因由于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很少有人深究其原因。
事实上，“诘屈聱牙”的《尚书》文本中保存着最多的文献便是有关西周文明特别是周公时期的文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尚书》作深层的文化阐释，这些宝贵的文献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尚书·周书》里面涉及周公的篇章有《大诰》《康诰》《酒诰》僻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等10篇，占整个《周书》19篇的一半多。这些篇章是周公的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形成了周公系统的政治主张。孔子之推崇周公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有关答案。
《新笺》通过对《尚书》的文化解读，对于我们思考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之源有着重要的启发。如书中指出：“一些思想家如周公、召公等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中，探讨着如何治国的问题，天才地提出了影响我国数千年的两个根本大法——德治与法治。周公在《周书·康诰》中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敬明乃罚’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德治是主要的；明德是慎罚的前提，法只是德治的辅助，只有德治，才能长治久安，‘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一思想不但为先秦儒家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法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周公之所以成为孔子推崇仿效的圣人，一方面出于孔子所生活的鲁国正是周公的封地，亲族认同感、崇拜感是先秦时期人们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心理。一方面是由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礼崩乐坏”，“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正是通过整理《尚书》发现了改革社会现实的良师周公。二人在精神世界中能够迅速实现对接。王健指出：“仅从《论语》这部最早、比较可靠的孔子言论著作中，我们发现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基本上是以《尚书》人物为依据的，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使我们更加确信《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王健，《（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道统关系新探》，南京：《学海》，2003第4期）《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是《论语》直接引用《尚书》的话，后被纳入伪《古文尚书·君陈》之中。君陈是周公之子。又《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论述夏商周三代，以西周为尊，《尚书》亦以西周为主。
《新笺》还进一步正本溯源，指出：“无论是《虞夏书》还是《商书》，都只是把天与德或民与德联系起来，到《周书》里才把天与民真正联系起来，把天与民放在同等的位置。”“这样德治思想建立在天民合一的牢固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也就是周代以后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左传中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荀子、屈原的‘重民’思想等等，几乎汇成了一股德治的洪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而《周书》中就有周公八诰，集中了反映了周公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云的“吾从周”的“周”更有可能是指周公。孔子所赞颂的人物一个是尧，而赞颂最多的就是周公了，这应该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称为“巧合”的问题，因为孔子整理过《尚书》是基本上公认的事实。
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中的“为政以德”、“节用爱人”，“先德后刑”都是与周公一脉相承的。除此以外，孔子的“齐之以礼”思想更直接来源于周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为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文化传统。《周书》中《顾命》一篇详细记载了周初礼制，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篇原始文献。
由上可知，儒家文化的核心（一说是仁，一说是礼）与其说是孔子的创见，不如说是周公的肇端，孔子独乐得儒家始祖之名。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排印本，1985年版）他基本上肯定了儒家的道统是从周公始，经孔子到他自己。但是为何以后的儒家在道统上却把周公的地位忽略了呢？这不能不让人们反思经学历史。读《新笺》一书，使人感觉到，类似的思考还不止这一宗。再比如既然《尚书》被学界公认为中国上古的一部“信史”，为何截自尧始？尧以前的史实如黄帝阙失？笔者以为，《尚书》与上古文明的文化学研究的意义正在这里。
《新笺》还开启了先秦专书研究的一些新思路。先秦专书研究过去往往重在史料的价值发掘、语法的研究，对文化与语言学方面的意义缺少系统的研究。作者则以开拓者的眼光专力于此。他除了发现了《尚书》中大量的文化母题值得深入思考之外，更发现了《尚书》的语言学意义。正如朗斯伯利所言：“单纯从语法的观点来看问题，语言的历史几乎就是堕落的历史。”（Otto Jesperson，Mankind， Nation and Individual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P．139，Oslo，1925）作者深谙语言尤其是上古语言的潜在丰富表现力远不止语言本身，在文明初期，语言就是文化，就是文明。上古语言与文明的关系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新笺》一书着力于从语言与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尚书》，把《尚书》置于整个华夏文明的长河来考察，虽然从形式上采用的是古人注经的方式，但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新笺》一方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重要的是，《新笺》使《尚书》的语言学研究重新回到了上古口头传统，而不是书面传统。一反过去就文本来笺注文本的模式，把文本放回到当时的口头传统中重新解读。纠正了《尚书》在书面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错误，使读者领悟到，原本很不顺口的《尚书》读起来原来也是富于节律的。这节律便是口头传统的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笺》就开启了《尚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新境界。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先秦专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钱宗武、杜纯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19．00元）
追思德里达
■ 陆 扬
10月8日深夜，当代法国，或者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肯定是知名度最高的哲学家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去世。消息传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目光犀利，寡言少语，谈起哲学便滔滔不绝的解构主义之父，在七十四岁的好年纪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国内较早系统介绍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学者，作为在巴黎拜访过他的客人和在上海接待过他的主人，我所感受的痛惜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当代法国的思想界，德里达或许算不上泰斗。泰斗是今年已九十六高龄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2000年我去法兰西学院拜访他，老人笑着说，他的结构主义在年轻一代的思想家看来，早就过时啦。“年轻一代的思想家”首当其冲是当年向他发难的德里达，可是列维—斯特劳斯说这话的时候，德里达都已经年届七十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为倡导破除迷信，反权威和反传统，很长时间被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他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到最终都没有很好地接纳他。1982年德里达告别巴黎高师这个哲学家的摇篮，转而供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已名动天下，引得满世界都在言必称解构的德里达，居然还不是正教授。巴黎高师的解释是那时候哲学系没有新增教授名额，可是德里达走了没有多久，名额就下来了。那是纯属巧合吗？或许吧。
但是无疑是以反传统起步的解构主义，今天本身已经成为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核心说到底是批判、扬弃而不是人云亦云，而这正是启蒙运动的传统。德里达去世后，希拉克总统致辞说，因为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这并非言过其实。2000年在巴黎，我和复旦大学的莫伟民一同去听德里达在大学城海涅厅所做的一次讲演，厅里几乎水泄不通，三分之一以上是外国人面孔。我们去得早些，看到主人站在讲演厅外的草地上，迎来了自己开着一辆白色雪铁龙两厢轿车过来的德里达。走上前去，发现德里达那辆太为普通的坐骑，右前端居然还给稍稍撞瘪了一块。联想到国内轿车们的豪华气派，当时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再前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拜访德里达，正值他在办公室里给传媒录完一档节目之后，他送给我围绕1994年他在美国维拉诺瓦大学讲演编出的一部文集《核桃壳里论解构》（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说起他对中国文化景慕有年，虽然他不懂中文。对于当年港台学者热衷把解构主义同中国老庄思想比较，德里达表示他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中国大陆，那还真是很神秘啊。
神秘很快就破解了。为加深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2001年法国政府出资，促成了德里达期盼已久的中国大陆行。到上海时，法国驻上海总领馆为表郑重，特意设了一次午宴为德里达接风。上海的客人里有复旦大学的朱立元和吴中杰，我和时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的陈超南，还有久为法国人心仪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态度是人所周知的。他把柏拉图一路而下的西方思想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它的另一个别称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当陈超南问起他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时，德里达说，他对中国文化一直非常关心，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是他兴趣最大的是汉字的文化，因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那样对声音亦步亦趋，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样来看哲学的话，德里达说，他觉得哲学是源出希腊的东西，它是西方的传统。哲学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植根发芽，开花结果，探究起来一定是别开洞天的。然而，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呢？他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
此言一出，不说满座哗然，大家终究还是愣了一愣。有人谈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叫做哲学的东西，可是对于超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