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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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一出，不说满座哗然，大家终究还是愣了一愣。有人谈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叫做哲学的东西，可是对于超越的追求，相较西方并不逊色。王元化解释说，如果说哲学的特性是以逻辑和体系为本，那么在两汉之前，中国文化或许谈不上哲学。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比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得名于该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头两个字。但是汉代以后佛教传人，到魏晋印度佛教的因明学已为士大夫们相当熟悉，后来的著述中，逻辑和体系都已不在话下。这其实是委婉回答了德里达的疑问。
　　德里达看见众人误解了他的意思，赶紧声明说，他讲中国没有哲学，绝不是说中国和西方的思想谁高谁下的意思。他是觉得西方哲学的根子在于本体论的传统，要穷究逻各斯，这完全是希腊的土产。真的，即使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叫做哲学，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伟大的传统不会因为名称的不同而有丝毫贬值。再者，今天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军事的文化，都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而已经交织渗透了西方的文化，正像今天西方的文化里边，也交织渗透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一样需要西方的解构，一如西方之需要中国。
　　“解构”一词每每被人视为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代名词，这其实是德里达经常苦恼的事情。他发表声明澄清，亦是不计其数。就德里达紧接着在上海社科院给“解构”一语所作的说明来看，无疑是相当正面的。德里达解释说，“解构”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贬义词，解构就是把现成的、既定的结构解开，就是质疑、分析和批判，所以它和历史上的批判传统一脉相承。德里达举譬“解构”早有先驱，如果说其中的海德格尔还不在话下，那么当德里达把黑格尔的“扬弃”和马丁·路德质疑中世纪神学一并列入这个名单，那么无论如何就使人对“解构”刮目相待了。
　　德里达曾经把真理、理性、逻各斯、本原等等通通发落到神话一类，强调纯而又纯的真理从来就不存在，真理自身总是先已包含了谬误，而正是谬误决定了真理是其为真理。巴黎当年拉动后结构主义的三驾马车拉康、福柯、德里达中，德里达曾经讽刺拉康是“真理供应商”，指责福柯批评理性却对古典希腊的理性情有独钟。但是我们看晚年的德里达，解构的术语和理路依旧，旨趣已是大有不同。他会说希腊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唯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封闭在自己的系统里，变成了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所以解构哲学就是反对学院派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作风，回归具有开放精神的希腊传统。他后期著作中一再把公正或者说正义高高标举出来，反复强调公正不是法律甚至不是人权，法律需要修正因为它并不完美，而公正不需要修正，因为它是绝对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是世人翘首以盼的救世主。他进而把解构喻为公正，声称一切都可以解构，唯独解构自身不能解构，因为它就是公正自身。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很纳闷当年摧枯拉朽，解构传统不遗余力的德里达，是不是到后来自己陷入了他曾经不齿的乌托邦里面？这或许也是在国内一些学人看来，德里达在变得“保守”起来的缘由。
　　但是“保守”毋宁说是体现了哲学家日益意识到的社会道义和责任。仅就德里达近年的著作目录来看，如《电视透视》（1996）、《信仰与认知》（1996）、《论款待》（1997）、《赐予死亡》（1999）、《盲人的记忆》（1999）、《论触觉》（2000）和《无条件的大学》（2001）等等，他的解构工程很显然早已不是天马行空，玄之又玄，如以前左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一头钻进文字游戏而忽视世界的不公。所以无怪乎我们会看到在《往返莫斯科》和《马克思的幽灵》这两本最明显见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中，德里达会明确宣布，解构主义是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挟带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究其原因，德里达则毫不犹疑地断言，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这里德里达看中的无疑是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假如我们认可德里达本人的阐释：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就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假如我们认可希拉克总统的评价，德里达为世界贡献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解构主义的继承人？这未必是夸张。


周作人与梅娘
■　　陈　言
　　在周作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北平沦陷后恬颜事敌，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往南京。周作人作为思想者、学者、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学问渊博，著作勤奋，鲜有其匹。但沦陷时期的言行，无情地把他归入汉奸之列。
　　梅娘1938年赴日本学习，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7月，曾短期回国住在北平，1942年定居北平，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鱼》《蟹》等，作品关注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鞭挞假丑恶的时候，依然憧憬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其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像是在讲述民间传说。“梅娘作品中绵延不绝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正是积重难返和多灾多难的现代北地都市文明的产物。”（参见程光炜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梅娘的写作在当时赢得了大量读者，她本人也因此跻身新进作家行列。抗战胜利后，梅娘离开北平，到东北小住，其后曾多次往返于台北和上海，　1949年8月定居北京。梅娘经历坎坷，遭遇不幸，沉寂多年，新时期被当作出土文物重新发现。
　　同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和梅娘没有任何接触。可在抗战胜利后，整肃汉奸运动使两个人颇具戏剧性地发生了一次联系。
　　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名叫杨嵩岩的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用快航挂号邮去《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以此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一般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
　　《青姑娘的梦》系梅娘所作，是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1944年2月出版。周作人是为该套丛书作序的人。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坛，周作人是名人，求其作序者很多，碍于情面，他常常勉强应付。但为该套童话丛书作序，并不全是应酬，他与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绍兴教育会月刊》1914年第9号），这个主张到“五四”时期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了周作人儿童观的超前性以及在中国被认可的历史必然性。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周作人以早期形成的儿童本位观为源头，在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中加以体验升华，有意识地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价值和理论体系（参见孙建江的《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在他的影响下，童话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周作人身处政治旋涡的中心，鲜有论述儿童文学的文字，这篇序文若说是他怀旧情绪的流露，也未可知。其怀旧情绪的另一明证是，早在1922年底，周作人就在《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中指出，罗马字拼音是汉字改革的“理想的办法”，并认为改革应从“减省笔画”做起。这也是为“后来的孩子们”着想。1944年为该套童话写就的序文仍指出汉字不便孩子阅读的弱点，不过认为这一童话写作中“最易遇到的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只须写着是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对儿童文学及其写作方法的关注，显示出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观的延续性。
　　童话《青姑娘的梦》讲述的是青姑娘所做的一个玫瑰色的梦，以及她的悲惨生活和梦醒后愿望实现的喜悦。青姑娘善良、勤快，从小寄养在伯父家。伯父死后，青姑娘受到伯母的虐待，虽说内心很伤感，在伯母生病后，仍悉心照料她及其家人。一天，在等待为伯母治病的医生时，她实在太困，靠在门槛上睡着了。睡梦中，她熟悉的童话故事里的何仙姑飘然而至，领着她去见嫦娥等许多仙女，在一起唱歌跳舞，玩得非常开心。就在这时，听说伯母病了，她赶紧往家里跑。在仙女的帮助下，她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家中。青姑娘梦醒之后，伯母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伯母终于为青姑娘的细心体贴所感动，同意她去上学。作品与“晚娘型”传说相近，但无论是在情节还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作家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有着丰富的意蕴。且文字干净利落，清新隽永，给人抒情诗般的艺术感受，与周作人在其早年著作《童话略论》中提出的童话应“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的四个标准颇为吻合。所以，尽管周作人并不认识梅娘，甚至不知道《青姑娘的梦》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他的童话写作旨趣正好与梅娘相投，使得序文与正文在无意间达成了默契。《青姑娘的梦｝没有任何奴化教育的言论，也不存在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倾向，把为它写序当作周作人文化汉奸的证据纯属诬妄。1946年11月13日，在审判周作人时，周作人的义务辩护人律师王龙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辩护词如下：
　　
　　童话丛书之序言绝无汉奸论调，《青姑娘的梦》一书不过为续出丛书之一序言，并非为本书而作，自无责任而言。即就本书而论，亦不过为童话文学，既无政治作用，目为罪证似属诬妄。“王龙为周作人补充辩护书》，载南京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　1430页）
　　
　　这段公案在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决，无论对周作人还是梅娘来说，都是恰当的，但在特定的境遇中，人的行为会变得荒谬。比如周作人。当一个人把污水泼向他的时候，他又把这盆污水泼向另外一个人。
　　就在王龙就此事为周作人辩护的前四天，即1946年11月9日，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的庭审中，周作人辩解道：“假如事先我知道是他写的，我绝不作序，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反对我的思想。”（《杨嵩岩为提供周作人施行奴化教育证据致首都高等法院函》，载《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第1424页）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青姑娘的梦》的作者梅娘。梅娘，长春人，文学才华早露，中学时代的习作就结为《小姐集》出版。活跃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除了创作出版有上述的小说外，还译介为数不少的日本文学作品。总体上说，该时期梅娘的著、译活动与她的经历旨趣相契合，游离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审视日本占领时期梅娘的言行，与周作人没有任何瓜葛，自然谈不上与日本人勾结，反对周氏思想。就地位、资历而言，两个人相差悬殊。北京沦陷时期，周作人已进耳顺之年，且“贵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梅娘才刚二十出头，是北京《妇女杂志》的编辑；周作人自信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空虚和人们的愚昧狂妄，以思想富有的精神贵族自居，俯视和悲悯着芸芸众生，梅娘是实业家的千金小姐，无须为生计奔波，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文学之梦，对于老作家周作人，她心怀仰视。年龄、地位上的差距所造成的他们在北京文坛生态格局中的位置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方面讲，同样找不到梅娘勾结日本人反对周作人的理由。在接受审判时，周作人居然说这样一位文学后辈勾结日本人——言外之意当然也就是投敌汉奸，与她划清界限，真是利令智昏了。
　　站在被告席上，在陡然间被问及《青姑娘的梦》时，周作人完全忘记他写序时的文学行为，也毫不顾及其言辞将会产生的影响，只是考虑到《青姑娘的梦》有可能成为加重自己“汉奸”罪的一个证据，一心想绕过于己不利的正题，不停地旁敲侧击，采取迂回战术，借与被丑化的梅娘划清界限，来虚构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攻伐之间，作为一代新文学大师的中庸适度、深情致远的风范丧失殆尽。同时代人温源宁曾这样评价周作人：“他难得介入各种是非纠纷，但是，一旦介入，就该挡在他道路上的那个人倒霉了！”（温源宁：《不够知己》，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75页）当然，接受审判与介入是非纠纷是两码事，但是，谁让梅娘在这个时候挡在他面前了呢？说来算是梅娘倒霉。或许是周作人意识到，抗战胜利后，梅娘同样会为社会边缘化，说不定还会被定为“汉奸”，向这样一个实力单薄的对手泼点污水，对手应无还手之力吧？
　　周作人，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了恩怨是非：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卷入这样那样的纠葛：与陈独秀分手，与鲁迅断情，与陈源（西滢）绝交，与胡适从断交、复交到互为参商，与沈启无反目，与日本文人片冈铁兵撕破脸皮，与傅斯年的恩怨，以及沦为汉奸，他总是处于旋涡的中心，似乎很难实现他寒斋苦茶的夙愿。周作人号称“不辩解”，然而他还是一个又一个论辩，不仅对于挡在他道路上的人一一回应，而且言辞辛辣、反击决绝。一向以平和冲淡自居的苦雨斋主变得如此狭隘不容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周作人《　　如果说，他与陈独秀、鲁迅、陈源等人的论战还属于正面交锋，体现了他“嗜极辛辣”的个性的话，那么，他对梅娘的诬妄之词实在有点偷偷摸摸，不光明磊落。如果不是半个多世纪后（1992年、2004年），南京档案馆先后推出两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外人恐怕很难了解这段历史真相。《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的出版，引起许多关心沦陷区历史、文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梅娘好友的注意，他们纷纷询问《青姑娘的梦》与周作人的关联，以及周氏指控梅娘“勾结日本人”的原委。据说，梅娘在在沉寂五十年后“复出”，得知自己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曾激动得仰面向天，喃喃自语。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辛酸、苦难的文学创作能够得到回报，总是值得欣慰的。而她对生命有着无尽的哀凉感，不愿忆及沦陷时期的往事。不堪回首须回首，她不明白，像周作人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何以把污水泼向她这样一个当年仅不足24岁的青年。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复杂的存在，其人性在深刻的清醒和糊涂混沌之间，在激越与刻薄之间，在沉着与躁动之间，往往是游移的。读周作人，可以看到现代人最为深重的生存困境，也可以看到人性中无法规避的复杂悖论。


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
■　　孙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