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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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
■ 孙玉蓉
在《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我读到了黄波先生的文章《唱样板戏的俞平伯》。文章为拙著《俞平伯年谱》补述了漏写的一笔，“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当年在‘五七干校’唱样板戏的一幕”，而且认为“漏写的这一笔实在重要”。
黄波先生补正的依据，是看到了俞先生当年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士杰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即发表在2000年1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一文。该文还发表在2000年6月30日北京昆曲研习社《社讯》第13期，题目为《一位非常可爱而又可敬的老人——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文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俞平伯在河南干校的往事。作者写道：“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这段记述果然“富有戏剧性”。我们知道，俞平伯先生是1969年11月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的，1971年1月，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与吕叔湘、翁独健、孙楷第等11位著名学者、老知识分子受到了特殊照顾，从河南息县提前回到了北京。“于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已是1971年4月的事了。那时俞先生已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他们组织的学习组里参加学习了，明港军营已经不可能留下俞先生的身影了，刘士杰先生又怎么可能在明港军营中看到俞先生坐在人群里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呢！很显然，这是作者在印象的基础上，加入了合理想象，只是忽略了主人公不可能在场的这个前提，所以“印象”失真了。俞平伯先生当年“唱样板戏的一幕”或许会有，但是，决不可能发生在明港军营中。那么，这一幕究竟发生在何处？时过境迁，现在已不能确说。既然是不能确说的事情，当然不能写入《俞平伯年谱》中。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我们治学的原则。
在此，我还想顺便说一说刘士杰先生在《俞平伯先生印象记》中，出现的另一处误记。文章说：“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小将们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这段话告诉我们：俞先生是在红卫兵破四旧、为街道胡同改了革命性的名称后，“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一开始，俞平伯就被打人了牛鬼蛇神的行列，每天接受改造，随时接受批判、批斗、游街，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更何况红卫兵破四旧时，俞平伯自己也在经历着被抄家的劫难，并被迫由居住了数十年的四合院搬出，住进了跨院的两间小屋子里。此时此刻，他哪里有心情、有时间、有条件去“针锋相对”地写“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呢！
据我所知，俞平伯先生确曾写过一篇考证北京胡同的读书札记，而不是一本书，题目为《“铁狮子胡同”与“田家铁狮”》，发表在1962年6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谈了相传北京安定门内张自忠路的“铁狮子胡同”是因明代田弘遇故宅的“铁狮”而得名。俞平伯从谈迁的《北游录》一书中得知，田氏故宅原在北京西城，与“铁狮子胡同”不相关。况且，在田氏故宅之前，即明代中世，北京已有了“铁狮子胡同”之名，可见此名的由来与“田家铁狮”毫无关系，只是后人传讹，才误合为一。在俞先生的这篇读书札记发表四年之后，红卫兵才破四旧，为街道胡同改名，可知俞平伯无论如何“不识时势”，也不可能与当时的红卫兵“针锋相对”地干。由此可见，“印象”被错位剪辑的事情是很难避免的。即使是我们自己亲历的往事，忆述出来也常会出现失误，更何况一般的同事、朋友呢！
读书可以使我们增长知识，可以帮我们排疑解惑，也可以教我们如何处事做人。然而，读书也有给我们增添疑惑的时候，比如阅读人物传记等回忆性的作品，就常常因为追忆史实失当，让人感到真假难辨，莫衷一是。上述所举记忆失误的事例，就说明了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没有原始客观的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仅靠记忆去回想数十年前的事情，不出现失误倒是不可思议的。张中行先生在与读者谈他写的回忆录《流年碎影》时，说：“书写完后，我的女儿说有一处把她上中学写成了上小学，说明我也有记错的地方。后一部分可能好一些，因为有日记。”（见1997年8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鉴于此，我们不想去苛责作者，只想通过自己广泛的阅读，使自己所关心的史实能够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比较和参照，从中考查出是非、真伪、虚实，分析出作品是否实事求是，是否真实可信。这样读书，对我们来说，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爱情在远方
■ 刘 宏
《恋风恋歌》故事梗概：
朋友在济州岛上获得了爱情，在汉城工作的朴太希受其影响，来到美丽的济州岛旅行。因为帮助捉小偷，他认识了岛上的导游高英淑。这就是他的爱情，但是他们都必须经历选择，澄清偏见和误会。高英淑的家人和朋友反对朴太希，因为“大陆的男人都靠不住”；而且朴太希也面对职业培训机会、照顾父亲等种种问题。高英淑去汉城找朴太希没有如愿，不过朴太希回来找她了，在一棵承载着爱情想象的树下，等候她。
爱情的可能性
当高英淑来到大陆，站在机场看见那幅巨大的广告的时候，她就在不经意之间站到了朴太希的视角上，从济州岛之外眺望她的岛屿。那个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岛屿，被拍摄成为一组微微露出海面的山峰，具有钻石般的形态和光芒，在蓝色的画面上，被命名为一个象征爱情和梦想的岛屿。高英淑正要回到岛上去，这也是之前朴太希开始旅行的路线。
其实不能期待一次旅行将真能像广告所暗示的那样，使人获得爱情和幸福，对于旅行来说，这个期待过于沉重。而且现代旅行因为交通工具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例行的、可被预期和计划的活动，不再具有允诺超出日常想象的梦幻的能力。朴太希似乎是期望着，他有理由期望，因为他的朋友去济州岛旅行的时候找到了爱情和幸福。近距离发生的事情总是很有示范效应，将要诱使人们模仿：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反正成本有限，且在承受范围以内。
爱情究竟还可以提供什么可能？无论如何，至少高英淑和她的女友还期待着爱情，在她们看来，爱情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一种转换的可能，意味着对新的生活空间的开启，应该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生目标。除了和快乐或者忧伤相联系，在她们看来，爱情并不是具体的事件，除非落实到了某一个人，那些此刻全在模糊猜测和盼望中的情绪才会变成问题一个一个地呈现出来。
朴太希也在寻找，至少他抱着寻找的希望；在他一时不能解决的生活矛盾中，爱情至少是一种向往中的安慰，甚至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即使是爱上济州岛上的女孩子高英淑，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关于济州岛的去留，我们也可以发现，最后爱情在这个故事里自动生长成为一个有力的理由，占据了原本对其他问题的思考空间，从而颠覆了其他问题存在的意义；这个横空出世的藉口，为朴太希的逃避，为他拒绝来自传统和现代两个方向的，社会对其个人的要求和期待，提供了乌托邦性质的坚强支持。
现在爱情仍然一如既往地承载人们的向往和希望，就此而言，其含义似乎仍然维持原状，只是在现代价值的评判下，边界已经被对效率的计算侵蚀得日渐模糊。朴太希在旅行中偶然地遇到高英淑，两个人相互好奇，互生好感，彼此开始眷恋，经历一些犹豫和迟疑，最终好像可以在一起——故事仍然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爱情故事，只是即使朴太希最后出现在树下，挽救了高英淑眼看就要熄灭的希望，但这结尾仍是不肯定的；正如在现代之后一切事件的结局都获得了不只是唯一的出口的时候，即使是最传统的、导向“长相厮守”这一种，也变得动摇和不确定，似乎正表征着为这一最名正言顺的结局提供合法性的传统社会生活也正在风雨飘摇之中，连带着其他观念的变迁动荡。
变迁的自我实现途径
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变化所引发的矛盾正在朴太希和他父亲之间发生。他们都必须要适应这一关系的变化，需要调整甚至重新安置各自的期许，这一要求因为一个机会的来临以及必须据此作出的选择变得迫切。
朴太希的确需要旅行，去一个不同的地方，离开他一直居住的汉城，即使是短期的。他需要想清楚他如何对未来进行选择，是抓住难得的进修机会，还是遵从孝道，留在原地照料卧病在床的父亲。选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而只有一些重大的、或者不能兼顾的选择才特别为人所注意。当职业的进阶已经成为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的支持和特征的时候，将要做的这个选择就成为重要的选择。
朴太希最开始的矛盾只在工作和父亲之间，他的父亲突然卧病在床，需要细心照料，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断了他所有的计划。朴太希是典型的汉城写字楼人群当中的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一个，而那个进修机会，意味着未来的快速升职。拒绝这样的机会太难，但朴太希还是选择了照顾他的父亲。其实，他对父亲的照顾是可以让专业护理机构来承担的。他这样做，更多是出于亲情的考虑以及长期以来在情感方面对于父亲的纵容。
就是这样，这位父亲还不断地宣示自己的权威，指责在为他洗澡等等琐事上，朴太希不如他母亲做得细致。权威的发挥必须要有服从者的配合，倘若朴太希能像他以前的女友那样，当父亲生病的时候，断然拒绝面对困难，立刻就列出种种理由离开，他也可以逃避责任，何况社会分工的发展提供着支持。但朴太希被父亲那种通过对儿子的控制而继续行使的权威所阻止；同时被阻止的还有他的机会。如果要在汉城这样的商业中心立足，进修机会能够令朴太希在资历身份当中贴附或者说增加某种“价值”，同时通过某一个特殊层次的格式化来换取向上升级的动力，这是完全符合效率原则，因而一直被人们所追求的。朴太希已经听到他的同事的忠告：和他资历相当的人参加进修项目之后很快就获得提升机会。作为失去过机会的人，朋友以感性和理性的理由提醒朴太希把握机会。
这个世界正在要求一切人都进行改变，而且其潜在的节奏要求所有的人都放弃自己原本的行为方式来配合。朴太希的父亲也必须如此。如果说因他生病需要的照料而导致儿子的女友离去，还可以被理解为迫不得已；可是他希望儿子的照顾这样一种“东方”的愿望，此刻已不再是具有足够合法性的要求。尤其当这个愿望和无孔不人的效率原则相互抵触的时候，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妨碍了儿子的发展。在现代意识已经横扫传统观念，是职业成功而不是“孝道”以及其他传统性格特征在支持个人人格“完善”的时候，父亲就不能够再将传统的观念贯彻到底。他自觉的要求专业看护替代朴太希，也许是出于亲情，也许是出于对现状的评判和认识，这一主动选择，间接地肯定了现代的状况。
既然父亲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朴太希是否更应该一心一意紧跟现代节奏，能走多快就走多快，以在这个体系当中获得一个尽可能显要的位置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呢？， 朴太希却有所犹疑。他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组织的成员，不然他不会获得进修机会；但是他并没有被商业专制彻底格式化，否则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犹豫，也就不会事必躬亲地照料父亲。他将孝行视为理所当然才会引发自己选择的矛盾，一味进行严格计算反而是容易得出清楚结论的。朴太希不肯将这些麻烦进行通约。他对高英淑说起过他离去的女友，他依然不能够理解为何当麻烦出现的时候，一个“不合”的借口就足以消解所有立刻就要以婚礼来加以确认的情感。他不知道，在效率为先的逻辑之下这当然是合理的，而且是为这个逻辑所鼓励的。他不理解，幸而也并不试图去理解。
朴太希肯如此耐心地对待他的父亲也透露了他观念的传统。那些照料耗费时间和精力，还压缩他的机会空间，因为父亲不能动弹在某种意义上具体化了土地对他的羁系。在不同的地点之间来来往往，或者进一步而言，所谓跨国流动，正是从事商业工作的人们的生活常态。商业逻辑所造就的人群本质上已经少有民族和传统的特征，他们在生产和销售的循环中自得其乐，讲着势力范围越来越庞大的英语，生存在现代的交通工具和旅行设施之上，速度和效率成为衡量一切的指标，要求对生活的其他要素进行通约和决断。朴太希不大跟得上这个节奏，他要走开去想一想，显然由于他对于商业平台上这些一目了然的事件就是不能当机立断。
朴太希处理他的矛盾的方式其实很普通，他安排了一次短期旅行，希望在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程序的时间当中思考这个问题，获得比较清楚的答案。所以他的出游不同于其他人。一个人，走来走去，然后他那若有所思的样子引起了导游高英淑的注意。
即使是和高英淑相比，朴太希也显得保有更多的传统观念。在济州岛机场，小偷偷了旅行团里一个老太太的钱包，他们合力追击拿回钱包。小偷溜走了，高英淑看出来是朴太希放走的，朴太希没有否认，他说那小偷“好小，年纪不过十六七”；高英淑不大同意他的逻辑，她认为小偷会破坏游客对济州岛的印象。朴太希关心的重点在于作为个人的小偷，年纪很小，应该给他留下机会，高英淑关心的却是和游客有关系的济州岛形象。两个人对于人和商业形象的不同关注有着很大的分野，这似乎构筑了一种势能，在他们各自的身上都有成分不一的传统和现代要素，都有矛盾中的混合意识。
其实，后来那次他们在机场几乎都要遇见了又相互错失才真正隐喻了他们的命运：同一时刻他们都到达了同一个机场，还曾经注视着同一个与他们都没有关系的事件，在看热闹的过程中他们想念的一定是对方，而且他们这一次同时进行的却互不知道的旅行也是源于同一个理由，那也是要去寻找对方。但是他们终究是要错失的，高英淑那一枚神奇的硬币也没有帮上忙，因为他们的方向完全相反。隐含在现代生活和传统方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