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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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要错失的，高英淑那一枚神奇的硬币也没有帮上忙，因为他们的方向完全相反。隐含在现代生活和传统方式之间的矛盾是令他们离散的力量。
岛屿也是如此，尽管其中的人们始终停留在原地，将这个美丽的岛屿视为永远不肯离开的可靠家园，然而济州岛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已经经过商业广告的程序，被赋予了梦想和爱情的色彩，在人来人往的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占据了醒目的位置，召唤人们前往。商业包装之下的岛屿设施是现代的，那些效率可观的大巴、机场以及一切为旅游这一细分市场产品的生产销售循环进行支持的系统，包括在其中从业的高英淑，已经将岛屿组合进韩国大陆的经济版图，成为其中的部分；原来的天然区隔：环绕岛屿的水面，在航空技术面前化为可被轻易消解的距离。“很近”，在安慰自己的时候高英淑就曾经这样想过。只是，对于想念来说并不遥远的距离，在实际生活中将是难以跨越的。
女性：错觉与错误
在那个美丽的岛上的生活犹如一个单纯的梦想，高英淑和她的女友就是这样过着日子。等她们到了时间，想要并且也觉得应该恋爱了，女友们甚至还有书本作为指南。书本上不但对“一见钟情”等等关键词作出了定义，还列出了许多可供模仿的技巧，比如带着一枚硬币，将它抛落在心仪的人面前，如果他捡起来，故事就会发生。梦想爱情的女孩子也不是没有禁区，根据长久以来流传在岛上的说法，陆地的男人是没有根的，不会停留下来，不会和她们长久相守。所以，她们在祈祷爱情的时候所真正应该祈祷的，还应该有不要遇见陆地来的男人这一点。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陆地和岛屿分别意味着动荡和稳固的时候，海中的那个岛屿反而成为稳定的象征了呢，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岛上的人们何以将“漂移不定’’这样的印象加之于大陆男人，构成大陆男人形象的一部分呢？在无边无际的大海的之上，大陆是一种稳定边际，而渺小的岛屿承担着动荡感。除非海洋不止于作为一种背景，还是深人生活底层的本质，那么，在漫无边际的漂泊中，岛屿才有可能意味着停息和稳定。似乎长久以来就是如此，岛上的女人爱上大陆来的男人，而那些男人在暂时的停留之后往往会离开，使她们的梦想最后终于破灭。
成长、工作和生活在岛上的女孩子高英淑所处的地理区位，是在商业逻辑的外围，而在心理准备上，她却已经提前跨入其中了。也许这是现实的一面，每个人都要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高英淑的态度还是积极的那种。她似乎很少离开济州岛，在给朴太希看自己收藏的旅行社的游客的照片相片时，她说，“他们会记得我，这样我在他们的记忆里，就好像我自己也有自己的记忆了”。工作正在构成现代生活最重大的部分，并且还在侵占越来越大的地方。高英淑有点小小的不满足，不过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给她什么她就会乐意拥有什么，现在她遇到朴太希。他们有好感，同游一天后相互动心。她对汉城的生活充满好奇，所以问朴太希在汉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朴太希对她说也不过是周末有些同事一起去娱乐，在酒吧里喝酒。后来高英淑去找他的时候就沿着他说过的地点一一寻去。她看见汉城这个现代的都市，一群化妆成圣诞老人的人向她走过来——这里的节日也全球化了。找不到朴太希，高英淑不知所措，没有了在汉城的目标，于是她回去了。
高英淑的闷闷不乐和若有所失为她周围的人所察觉，大家都告诉她大陆的男人最终都会离开，他们并不是好的选择。而且她得知了自己父亲的事情，她一直以为父亲是在修筑岛上道路的时候意外去世，现在，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也是离开的男人当中的一个。
母亲是有个性而且有梦想的女人，开一家小药店，酷爱写作，“有时候写得开心的时候，店门也不开，谁去打搅了她，她会不高兴”，自足而且自得其乐。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构造一个没有阴影的关于高英淑父亲的形象。只是她没有想到，高英淑又要重复她的命运。
即使经过种种错失、种种巧合所构成的相互错过，故事结局又因为他们不肯舍弃而重新现出希望。这个结局以朴太希的主动选择的形式表现出来，隐藏着其中以高英淑为代表的期待，女性的期待才是故事里未经彰显的深层动力。当最后，影片已经要令观众相信朴太希就像那些传说中最终离开了岛屿的男人们一样，选择了进修机会要去日本，而高英淑必须要在淡淡的忧伤当中，从她的错失里慢慢复原的时候，突然高英淑发现，在那棵他们曾经约定在此相见而朴太希因为父亲病情变化而失约的树下，立着她想念的男孩。这个场景是一个具体化的济州岛的梦想，因为汉城并不提供特定的背景，意味着他们终将在一起的相遇必须要在岛上发生。
不过对他们的未来怀着乐观的想法依旧是危险的。朴太希既然可能到来当然可能离去，实现梦想与维护梦想相比，所需要的力量微不足道。那个美丽的岛屿，真的可能是他的梦想，并足够为岛上的高英淑的幸福作出担保，提供朴太希满足的基础吗？朴太希的父亲自动放下对于亲情的依赖，努力调整自己心态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显然不只是出于要解决地理上的矛盾，高英淑并不可能因为爱朴太希而去承担他的家庭责任，这和他从前女友的选择并五分别。也许是职业生涯中日益缩小的男女差异使得付出和牺牲不能够再成为现代社会中对于女性的要求，希望她们善解人意已经难得。
倘若哪一天，朴太希突然发现小岛的空间有限，生活单调，提供的上升空间有限——显然，被旅行概念规划得极其现代的岛屿终究是依附于大陆游客的，这里没有写字楼里商业组织所能够提供的想象上升空间，尽管这空间千篇一律，却由于逻辑的简单和易于复制被推广到越来越宽阔的地区。朴太希从汉城逃离的希望有多大？他放弃顺利的商业生涯追寻简单生活的意愿有多强烈？足以使他在未来生活中抵挡来自大陆的诱惑吗？在追寻爱情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想到可能因为男人重复离去的行为而暗淡的未来。
幸而高英淑已经习惯于主动地靠近现代潮流，她对现代的靠近和朴太希的背离在他们的爱情表象之下相互接近，构成或许可以被信赖的基础。也许还能够信任的是济州岛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岛屿的梦想接受一个主流商业逻辑中的逃逸者，但愿他抵达的是他所能够坚守的生活，即使他所通过的途径是因为听从了广告和传言，以为那些美丽的画面和广告词在一种行之有效的商业逻辑的驱使之下合力允诺的不止是想象，还有真实。
公有制与英国工党的沉浮
■ 任东来
自1997年上台以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上异常活跃，倡导建立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配合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不惜以恶化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关系为代价，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虽然英美特殊关系一向都能够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但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却并不总是亲密无间。显然，良好的国家关系为良好的私人关系提供了舞台，但并不能保证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领导人涵养、旨趣和风格的不同都会影响这类关系的建立；同样，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为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提供机会，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国家间关系涉及到的国家利益远远超出了领导人的个人好恶。
由此看来，良好的国家关系与良好的领导人私人关系同时并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仅以美英关系——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中最稳定的一组双边关系——为例，似乎只有1940年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还有就是现在的“两布”：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是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前两对铁关系相对容易理解，罗斯福和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在战时留下的几千封通讯，累计时间达数月之多的十几次会晤，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个传闻：罗斯福闯到丘吉尔的客房，见到刚刚沐浴完毕的丘吉尔，颇为尴尬，赤条条的丘吉尔却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目前，大英帝国的首相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里根和撒切尔是一对极端保守主义的难兄难弟。在经历1960～1970年代各自国家自由主义泛滥成灾之后，在欧洲大陆依然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这两位铁腕人物居然对自己潜在的一部分选民，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会和由工会组织的罢工大开杀戒，毫不妥协；对战后一直沿袭下来的、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大动干戈，毫不留情。共同的保守主义理想和政策让两人惺惺相惜，甚至传出里根对撒切尔眉来眼去的谣言。
因此，唯一不好理解的是“两布”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何以也能够建立起铁哥们儿的关系？一位是以新保守主义著称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另一位是以倡导“第三条道路”名世的英国工党首相。特别是，布什前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与布莱尔密切的关系，更给布什投下了阴影。因此，布什刚上台时，人们都怀疑克林顿和布莱尔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否会在布什与布莱尔之间继续下去？布莱尔是 1997年上台的，他和克林顿有着太多太多的共同点：平民出身，家庭变故，天资聪明，很早懂事，个人奋斗，牛津教育，律师背景，年轻从政，少年得志，均有“政治神童”之称。就连克林顿在白宫与莱伦斯基小姐的偷情，和布莱尔在首相府生子添丁，都被媒体看作是精力旺盛、青春依旧的共同表现。要不是克林顿碍于美国宪法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而在壮年时黯然下台，他和布莱尔的关系说不定又会成为美英关系的一段佳话。
克林顿和布莱尔的那些共同点，布什全没有，而且，尽是不同点。但出乎所有人预料，布什这个以西部牛仔自谓的名门之后居然与布莱尔这个平民之子的牛津绅士，建立了极为默契的关系，比起克林顿与布莱尔的关系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奥秘就在于，虽然“两布”经历和旨趣相差甚远，但是，领导风格和政治哲学却非常接近。“两布”在“反恐”和“倒萨”两场战争中，都表现出一旦下定决心、就锲而不舍、我行我素的领导风格和能力。但是，说他们两位有共同的政治哲学，肯定是会引起非议的。一个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一个是英国工党的自由派，而且，一般来说，英国工党属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要比美国的民主党还“左倾”，在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如果放在欧洲的语境中，简直就是保守派，而被认为是保守派的美国共和党，则与欧洲臭名昭著的极右派差不了多少。
但是，时代在变，各党派的政治立场也在变，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待欧美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在批评布什极端保守的立场时，我们忘记了布什实际上给自己的保守主义加了一个限制词“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便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冷酷无情的保守主义拉开距离；在我们突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时，我们更多地把他它看作是对传统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对撒切尔主义的反拨，而忽视了在本质上，它是偏离工党的传统，向“右”，即保守主义大幅度摆动。正是在这里，布莱尔的右摆和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找到了共同点。而正是这一共同点，为他们两位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认识的一些失误，既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同样也是我们对英美政党、特别是对英国政党在二战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关。前几年有关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不少，但大都是就事论事，没能从二战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工党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行追根溯源，因此，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只限于政策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工党变革的制度层面和其领导人洗心革面的思想层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博士的专著《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对我们了解“第三条道路”的由来，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到，就一个政党来说，不论是在野还是在朝，与时俱进是其保持政治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中国学者来说，要梳理清楚一个外国政党的纲领政策的发展演变，体验其中的世事沧桑，绝非易事。但是，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让我们对一个政党的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政党的纲领与其政策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有着特殊的敏锐和感悟。正是依靠这一能力，刘成博士对战后英国工党的研究，摆脱了以往只注意研究政策和人物的做法，而是深入到工党性质和目标这一更为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英国工党党章中的第四条款——公有制条款。这可不是一般的条款，而是涉及到工党目标的核心条款。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的工党党章中，该条款明确了工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1929年工党年会，又增加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即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第11～12页）。工党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党，或者用国内的表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表达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有制条款。
紧紧围绕公有制条款这一核心问题，刘成博士从工党内部的复杂关系、工党上台后的政策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这两条线索展开，以战后英国的社会阶级变化、经济结构变化、工会的演变、人民价值观念的变化为背景，对二战后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工党国有化改造和福利制度的建立等有关实施公有制思想的实践，以及工党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的困惑及变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叙述、剖析和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政党成长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困惑、迷茫、革新和再成功的复杂图景。由此可见，公有制条款在工党的研究中，的确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对很多的工党领导人和团体及个人党员来说，公有制条款是工党的命根子，是党在政治舞台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是其争取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的黏合剂，因此也是其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成败皆萧何，公有制条款使工党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公有制是其中最主要的利益）放在其政治活动的首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只能通过议会选举才能实现其阶级理想的非革命性政党，它只有争取到工人阶级以外的选民支持，才可能上台执政。这样，是争取选举的胜利还是坚持党的纲领，就成为工党竞选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虽然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利用战时的特殊时机，首次上台执政，开始实现自己的公有制（国有化）理想，建立了福利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