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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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利用战时的特殊时机，首次上台执政，开始实现自己的公有制（国有化）理想，建立了福利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它很快就发现，它的理想很难彻底实现。与通过革命上台后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必须尊重法律和产权，必须采取赎买政策，而它手中的资源根本不足以完成这样的赎买，更糟糕的是，已经国有化的企业立即暴露出效率低下、官僚治厂的毛病，几乎个个亏损，家家要补贴，结果，工人的收人也就停滞不前，一些工人竟然未经工会同意，开始以大规模的罢工来反对自己的政府。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反而成为工党的软肋。 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人便称：只要迫使工党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同我们竞选”，保守党肯定可以赢得大选（第50页）。这对1945年以社会主义为号召而上台的工党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在1951年议会选举（大选）中，工党败北。其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认为公有制和国有化政策是工党失败的原因，遂有修改第4条款之议。但这一声音太离经叛道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公有制条款是团结全党的基本纽带，没有了它，工党也就不成其为工党。虽然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工党两度上台执政，分别尝试用“科学革命”和“扩大公有制战略”来挽救英国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和一蹶不振的国内经济，从而加强工党与保守党竞争中的地位，但是，由于二战后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作为工党社会基础的工会及其所代表的产业工人日渐衰落，工党没有能够获得持久的成功。1983年的大选成为工党的滑铁卢，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而它的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的大选宣言，被讥讽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第186页）。这次大选的结果，无疑是英国民众对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过去四年全方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肯定。
此后，在1987年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中，坚持公有制理想的工党再次败北。工党的精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开始认识到在保守党多年全盘私有化的基础上，在普通民众普遍尝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后，要想以公有制和国有化来吸引选民，赢得大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了，工党必须洗心革面，否则，永无翻身的机会。新的形势需要新的领导人，由于工党领袖史密斯的突然去世，布莱尔提前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当时他年仅41岁。
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没有历史的包袱，同时也目睹了工党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痛的失败。他下决心放弃公有制条款，并亲自起草了新的第4条。在保留工党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突出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重要性的同时，新条款肯定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4条在1995年工党大会上以65％的选票被接受，布莱尔的“新工党”终于得到全党大多数的认可。对此，作者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它是战后英国社会诸方面变化的结果，也是在英国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工党长期探索并付出惨重代价得出的结论。对公有制条款的修改，并不是废除公有制、全面实行私有制，但它表明工党已不再以实现公有制作为工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第229页）
党章的改变，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是以此为指导，工党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重新上台，这时离它上次执政整整间隔了 18年！现在，布莱尔有机会实现其“新英国”的理想。在1998年9月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布莱尔指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翼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第234页）。2001年的英国大选，无疑是对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全民公决，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正确。
刘成博士以“理想与现实”为题，来讲述工党凤凰涅槃的故事，实在是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因为，当今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当它的政治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距时，或者说，存在巨大矛盾时，究竟是牺牲理想来迎合现实，还是下决心改革、改造、甚至是革命这个社会现实来实现理想？究竟是理想重于现实，还是现实重于理想？抑或在这中间，还存在某种“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面对个人、甚至政党都难以控制其变化方向、节奏和目的的复杂的人类社会，不断地调整、修改、甚至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理想？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作者没有能够在理论的高度对此加以总结概括。不过，这一要求已经超出了这本著作的目的，更不是作者所能直接回答的，甚至不是学者们能够回答的，它的答案只能是来自无数个像布莱尔这样勇于革新的政治家的伟大政治实践。只有生活和实践，而不是书本才能回答这个可能会永远困扰人们的社会难题：理想与现实该如何协调与平衡？
（《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刘成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14．00元）
骸骨的迷恋
■ 段 炼
时近中元，屋后街前，镇日烧袱燃烛，爆竹声声。穿行在香烟缭绕之中，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和盂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盂兰盆会的气息，倏然扑面。在这中国式的万圣节里，翻读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的《瓮葬》，令人陡生旷世同怀之感。我倾心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有年，但布朗的这本小册子却始终缘悭一面。如今，缪哲君巧手迻译，一读之下，自然惊喜交集。
其实，对于谈论丧葬文化的浩瀚文献而言，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只能算是一个小注脚，但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注脚。1658年，一批古人葬瓮从英国诺福克郡破土而出，嗜古成癖的托马斯·布朗闻讯立刻前往考察，他断定，它们是古罗马人的骨瓮。这些闪着幽光的远古什物，也勾起了布朗的无限遐想。事后，他借题发挥，来回穿梭于种种神话传说和文学典故之间，居然写下了这部好奇心盛而又文情并茂、典雅赡丽的怪书。
按照约翰逊在《布朗传》中的说法：“在这部书里，他以超常的博学，论述了古代民族的丧葬礼俗，铺叙了他们处理死人的不同方法，并对诺福克灰瓮里的物品，细加考探。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能见其博闻强记的，当无过于此书。”《瓮葬》不过一部遣兴之作，而布朗却上下钩沉，一时间碎金灿然，盈书满纸，借用蒲松龄的自况，称得上是“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而美国作家爱默生，则从书里嗅到“每个词语，都散发出坟墓的气息”。看来，托马斯·布朗这种行文基调，仿佛此时窗外祭祀亡灵的烛光烟火一般，难免让人恍兮惚兮。
《瓮葬》开篇，托马斯·布朗在写给他的对考古有同好的朋友葛罗斯的献函中，开宗明义地说：“当丧火的柴堆熄灭，最后的道别已过，人们向人土的亲友永诀，却未料到后来会有好事者就这些骨灰发表议论，骸骨能留存多久，他们并无过去的经验，故想不到后人的这一番评论。”由葬火想到送葬亲朋，又从送葬亲朋想到锉骨扬灰，这自然是布朗玄想的诡谲。这种生前身后事的种种偶然性，在布朗眼里，只能用命运的无常来解释。因此，他想到了当世之人：“可谁又知道自已尸骨的命运，或者说，自己要被埋葬几次？谁又能料见自己的骨灰是否会星散四离？……”
也真是命运弄人，1840年，布朗的尸体也因偶然施工被人掘出，考古学家菲奇（Robert Fitch）还对他的头骨作了考察。布朗的出生与辞世恰在同一天，这些偶合，正是布朗本人最感兴趣的。对死以及死后的“存在”，西方人在基督教的长期影响下，都被看成是和生一样现实的问题。不过，即使是布朗这样峨冠博带的温和派，在逸兴遄飞之时，也忍不住卖弄一下英国式的幽默与狡狯：“基督教徒常常为了入殓的死人如何摆放而大伤脑筋，聚讼不休，而烧成骨灰放进瓮中，就可以免了这些口舌之辩。”
其实，《瓮葬｝的陈义，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人总有一死，人间的得失不必计较，生死、荣辱，一切皆属偶然，即《圣经，传道书》中所说“一切都是虚空”而上帝永恒之意。这自然是《瓮葬》思想的出口，但最能益人神智的，倒是布朗引领读者穿行的那些知识与典故的迷宫。似乎是尼采说过，谁陷入了迷宫，谁就永远不会去寻求真理，只会专心去寻找阿德里阿涅（和她的线团）——而阅读《瓮葬》，我却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线团（似是而非的）指引，变得以迷宫本身的魅惑为乐了。
《瓮葬》前部主要写古代和各国有关丧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以及由此引起的议论与考证。有的民族以为火葬有净化作用，印度婆罗门教以自焚为最尊贵的死，而古代迦勒底人则认为火葬玷污神明。布朗也根据穆修斯的航海记，谈到中国人不取火葬和瓮葬，而“使用树木和大量烧祭品，他们在墓旁植一株松柏，在上面烧掉大量的纸画——奴仆、车马，并以这些画中的扈从为满足；而在化外之民看来，它们与实物是浑然不分的”。
布朗注意到：“对于死人之物，古人是过于纵诞了；有人用人骨取乐，耍把戏的人，则耍弄死人的骷髅。”这里用典，出自罗马诗人派特罗尼乌斯的讽刺诗第 34首。其实，由骷髅想到生死，是中外文人走不出的“鬼打墙”——拜伦的诗里，就有以骷髅作酒杯的句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五幕一景中，王子看到两颗骷髅，不免感叹这是一生辛苦的结局。中文典籍里，骷髅也常被提及。“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檄以马捶。”子列子适卫，从者也见到了“百岁髑髅”。曹植《髑髅说》中，也有“顾见髑髅，块然独居”的句子。至于以骷髅作杯事，我国古亦有之。《汉书·张骞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战国策》：“赵襄子最怨知伯，以其头为饮器。”庾子山《哀江南赋》所谓“燃腹为灯，饮头为器”，亦正指此。不过，这些饮器目的是为泄愤，与拜伦的骷髅杯的意义自不相若。读《瓮葬》而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慨，故略缀数语，或可补苴罅漏。
由此可见，在布朗的书里，每一则神话和典故，都仿佛一面魔镜，足以照耀出内心的某些层面，以及我们从昏昧走向成熟的每一个脚印。可以说，对于骸骨的迷恋，让布朗在《瓮葬》中化混沌为秩序，并且以文化与追忆的吉光片羽和幽默感，照亮了灵魂的暗夜。所以，查尔斯·兰姆评价：“当我看到这些晦暗但却华丽的文字时……我似乎是在俯瞰一座深渊，在深渊的底部埋藏着无数珠宝；也可以说它是由一座怀疑与苦想构成的宏伟迷宫，我愿意唤醒作者的魂灵，引导我穿过它。”
科学史家怀特海认为，在布朗生活的十七世纪，现代哲学呈现出三个极端，一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另外两个极端，则是物质或精神的一元论。但这种玩弄抽象概念，并不能克服十七世纪科学思想方法中“具体性误置”所引起的混乱。而读过布朗《医生的宗教》、《流行的假知识》、《流俗的谬误》以至《瓮葬》后，也可以觉察到，他偏爱用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詹纳斯来作比喻。其实，布朗本人正是一个詹纳斯式的人物：他一张脸朝着过去，有中世纪的古怪、狂信与迷信，另一张脸对着将来，有着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情理态度与科学精神。而在神秘主义思潮的支配下，两者往往盘郁错杂——比如布朗习惯以科学的态度，通过分析巫术或以信仰的规矩，来解释科学。这也印证了他的夫子自道：“世界上有两本书，从这两本书里我获得神学，一本是上帝写的，另一本是上帝的仆人——大自然。”
所以，布朗远离尘嚣，寝馈经史，以古代与异域的僻典自娱，并沉湎于自然的怪异现象之中，就像千百年来埋在瓮中的骸骨：“这些死人的骸骨，早巳超过了玛士撒拉的年寿，埋在地下一米深的地方，和一堵薄墙之下，上面坚固而华贵的大厦早已倾颓，它仍完好，地面上三次征服军的战鼓和脚步掠过，它仍静静地安息，若能保证自己的遗骨能如此长久，哪一位君主不会高兴地说：当我只剩下残骨时，我愿这样静静地安息。”
在书里，布朗说道：“人们失去理性，是以宗教为甚的，在这里，石头与利箭往往会造成殉道者；既然一个人的宗教，在他人看来是狂悖之举，那么讲述古人的葬仪及其根由，是需要读者不以苛刻为心的。”这是《瓮葬》中，令我钦服的十七世纪西方学人宽容的和解精神——关于怎样和谐地安顿宗教与科学、理智与情感，避免偏执与苛刻。
在华丽而散漫的巴洛克式文风的抚慰下，布朗捧着残瓮，点起鬼火，将一颗疲惫不堪的灵魂还给了我们。“既唏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鲁迅在《坟》的跋语中曾征引过的陆士衡《吊曹孟德文》中的这几句，也是我所偏爱的。此时油然忆起，与布朗的《瓮葬》似乎是两镜对照，映出无限深度。掩卷之余，我不禁怀疑，经过几百年智识与技术的洗礼后，我们也许丧失了心灵与记忆的富饶丰盛，换来的是一片干干冷冷的理性荒原。
（《瓮葬》，＇英＇马斯·布朗著，缪哲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版，17．00元）
保护水，保护我们的权利！
■ 田 松
在炎热的夏季，走在街头，可以随便买一瓶矿泉水，按照包装上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相信，这瓶水来自某一处山泉，或者某地多少米深的地下。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平常得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然而，按照《蓝金》作者的思想，这件事至少意味着：1、水成为商品；2、某一处天然水体大量地离开了它在自然中的位置；3、这将损害水源处的人的权利；4、这将破坏水源处的生态；5、这将导致全球水质的进一步恶化……
《蓝金——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每一个环境主义者都应该读，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应该读，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读。
一切与现实相关的理论必然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判断之上。《蓝金》的作者们也对地球水资源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判断，这个判断与我们惯常的想象截然相反。长期以来，水循环的概念深入人心，大部分人都相信，地球上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就学过大自然中水的循环。海洋中的水分子蒸发，升腾为云，被各种季风带到全球，以雨和雪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成为雪山、冰川、河流、湖泊，最终流人大海。在我们以往的观念里，这种循环永不停息，不会因为人类的活动有所改变。虽然人们知道，能够为人所用的只是淡水，而淡水只占全球水量的2．6％，并且不能完全为人所用；虽然人们也知道，地球上的淡水已经遭到了人类严重的污染。但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科学和技术之上，相信污水治理、海水淡化等技术将会解决人的困境，并将满足人的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