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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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个国家有影响，也会影响整个地球，可我们总是幼稚地认为江河是人类手中一个可供任意摆布的东西。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说：“近代以来，人们不再相信自然本身是有生命的，而把大自然看成一个能源库和垃圾场，结果，自然加速了自己枯萎的历程。令古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江河俱废，如今也已成了现实。大面积断流，全方位污染，将最终打碎人类生存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许多有识之士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善待江河，但江河的命运似乎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中国古人对江河心存敬畏，在他们看来，江河有一种宗教式的神圣与神秘感。他们认为江河里有水神，《庄子·秋水》里就说河伯是黄河的水神，名字叫冯夷。古人还经常虔诚的祭祀水神，祈求平安和风调雨顺。有了这种敬畏感，人们就不会对江河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现代人摒弃了对江河的敬畏感，将自己凌驾自然之上，竟发出“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言。从无神论的角度看，玉皇、龙王是不存在的，但从自然的生命来讲，玉皇和龙王又是无处不在的，它就是人类不能视而不见的自然规律。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应当更富于理性，摆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失去理智的人们更加无节制、贪婪甚至是灭绝性地向大自然索取，向江河开战。黄河三门峡的反思还没有结束，又听到计划在怒江上修建13座大坝的消息，最近又从报端看到要在“三江并流”地区的虎跳峡修建电站的“宏伟蓝图”。修建者总以发展经济为理由，在江河的躯体上东截西堵，但对江河生态破坏的后果又有谁计算过呢？小鱼胜大坝的故事在有些人看来过于浪漫，那么就以生动鲜活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例。修坝就涉及到移民，移民从此地搬到彼地，修路建房，暂可安居。可是，那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并不会简单地随移民搬迁而在另一处生存发展，很可能要变的支离破碎或者消亡。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也有一个生存生态问题。近年来，江河的生态问题引起各方面人士的关注，便说明江河问题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澜沧江怒江传》的作者黄光成本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但他近年来却关注江河问题。他多次走进澜沧江怒江流域，不仅走进两江的自然山川，也走进两江的社会历史文化。他对两江情有独钟，对少数民族文化如醉如痴。他呼吁要保护江河，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火热的心肠令人非常感动。过去强调经济发展，我们很少考虑江河为此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一些破坏是根本不能用成本来计算的，因为这种破坏是不可恢复性破坏。据有关资料统计，淮河水资源利用率为60％，辽河为65％，黄河为62％，海河则高达9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30％～40％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又有什么用？近年来，淮河的重大污染事故每每见诸报端，有的河段水质为劣五类，不仅鱼虾全无，而且蚊蝇绝迹，地下水污染，饮水危机凸现，恶性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十年治污，数百亿投入，仍然难让这条母亲河摆脱困境和惨状。在海河流域，“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河流的生态功能丧失殆尽。白洋淀要靠年年买水才能维持生态。在澜沧江领域的西双版纳地区，榨糖厂排出的污水使一条河流变得像酱油一样，散发的臭味老远就能闻到。如此发展经济的怪圈，到何时才能结束？
大自然以它特有的方式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人类应该用一颗虔诚的心灵去谛听大自然的声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真正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主宰。理性审视令我们感到自豪的历史文明，其中有些东西在今天看来却令人汗颜。我们常说江河是人类的母亲，森林是江河的母亲，可历史上的情况又如何呢？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例，西周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为53％，但从那时起，一方面社会文明在前进发展，一方面人类又对森林采取了极不文明的行为。《诗经》中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黄河岸边的森林在大面积消失。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砍光当地森林，又从长江流域的蜀地和荆地调运木材。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北方的主要战场，修筑长城，设置城堡，兴建宫殿，战车擂木，刀枪箭戟，哪一样不取自森林，哪一项不危害江河。到晚唐时期，黄河流域的森林面积已经大大减少。晚唐诗人韦庄在《绥州作》一诗中说：“雕阴无树水难流，雉堞连云古帝州。”说明黄河支流无定河两岸的森林已经砍伐殆尽。年年砍伐，代代破坏，到解放前夕，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已降为3％，不足0．3亿亩。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对黄河的危害是致命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正在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在狭小的空间里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变的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生疏了。但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应该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当我们一朝猛醒，渴望回到自然怀抱，梦寻田园诗情时，却发现和我们朝夕相处、有恩于人类的江河大地早已改变了模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不是文人想象的诗情画意，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河生态的真实写照。据说，这条大河就是淮河。今天，我们走在淮河两岸，歌曲中描绘的美景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现实状况带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伤感和深深的忧虑。过去我们面对自然时，总是抱着“人定胜天”信念来显示人类的力量，但是，切不可忘记，和这句话相对的还有一句话，《史记》里说：“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此话的原意并非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用来说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却非常恰当。这又一次让我们想起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令人可怕的是，我们现在仍然陶醉于这种暂时的胜利，而没有通过自然界的报复反思我们自身。暂时的胜利不断累加，而报复也变得频繁和加剧。人类绝对不是大自然的对手，在人类与自然较量的舞台上，最终的失败者只能是人类。
（《澜沧江怒江传》，系“大江大河传记”丛书第二辑之一部，黄光成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20．00元）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
■ 刘扬体
这真是一本奇书：
追溯历史的沙尘暴，用的不是常见史料，而是魅影般跟随著者长达二十四年又奇迹般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杜高档案》（这档案曾被人宣称早已“付之一炬”），1998年却奇迹般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上，幸被青年学者李辉及时购得，并撰文刊布于世；
它不像是史书：只解剖腥风血雨中被践踏被凌辱的作者自己，只忍痛裸露与之命运相关而同样被戕害乃至被冤殁的灵魂；
但它又确确凿凿是史书，而且是极其难得的信史：本书既以档案为经，又以释文为纬，滴血的笔只扼要勾画档案所载苦难的轮廓，所以行文极其简省；作者面对的是不堪回首的炼狱般的非人生活，而其叙述的口吻却是那样平静，甚至近乎冷峻，所以毫无夸大之词；尤其难得的是，“全书所有附录档案及相关引文，为保持原貌，均不做文字加工”（见该书第14页尾注。以下引文凡未加注者均引自原书），——没有任何掩饰。
毫无疑问，这是经过历史检验——以尘封的档案和作者被毁损了的青春岁月为证，充满历史可信性和文献价值的真实感，足可发人深省的好书。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光是杜高个人劫后余生的历史，而是整整一代人都曾耳闻目睹过，亲历身受过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椎心的剧痛。
这样的书，让人读时欲哭无泪，心灵战栗，读后回肠九转，百感交集。它的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与杜高先生结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此书前，书中许多不忍卒读的内容，很少从他口中听到。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非羞于提及，而是在“四人帮”已被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之后，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掉过头来从另一角度标榜自己。杜高兄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虽历经残酷折磨，仍然保持着襟怀的坦诚，和严于律己的正直品德。——当然，历史也塑造人，历史教会人们不可太天真太轻信太软弱，没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几乎就无从认识变化多端的社会，无从确定变化了的人的处境和位置，自然也就不会有《又见昨天》这本书。历史意识深刻是本书特点之一，作为有良知有人格信念的知识者，杜高兄并未因昨日环境的狰狞、人性的异化和命运的残酷，而失去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所以他能以俯瞰的态度审视历史发生过的巨大疯狂，将沉痛的笔墨完全融人大悲大恸之后的剀切陈述之中，以严格自审的眼光痛切揭露自身的精神伤痂，捧出血染的心香来遥祭那许多惨遭不幸的英灵。有比较才有鉴别。当前许多史书可信度极差，除有意隐瞒歪曲者外，出于种种原因而为“尊者贤者”讳，而误植、粉饰、掩盖史实的比比皆是，历史意识不正确——认为历史可以任意包装、可以建立在连篇累牍的谎言之上的更不乏其人。本书先有原始档案，后有作者“现身说法”：“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性……”。书中所述一切，不仅可信可稽，更有劫后作者自身的人格信念为后盾。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信念，才使得此书风格之质朴与历史所要求的真实达到了高度统一。
本书在简括特定时代特征，即人怎样不成其为人的意义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代表性。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杜高先生蘸血述作的本意，显然不是为着张扬自己，更不是为了教训别人。“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作者在坦露灵魂之痛时热诚希望后人能从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这是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老实说，初读此书时，我叹息，愤激，发竖眉立，从中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勇气和心胸的宽阔；再读此书时，我的内心不只欲哭无泪而是顿生畏惧，我从中看到的似乎不仅是作者充满期待的眼光，还有昨天所透露的历史辩证法的信息。我畏惧的是，当书中所述及的那些名闻遐迩的民族英才被剥夺了自由；当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曾水帆们，这些名不见经传但却堪称民族脊梁的正直生命负屈含冤殒于非命；当徐光霄、陈克寒、刘芝明等一大批曾身居高位奉行过极左路线、却又未能躲过路线斗争的反噬，相继惨死于“文革”时，我应否想一想那时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我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粒沙一滴水，我可以因此而原谅摇旗呐喊过、彷徨悲伤过、愤懑困惑过、怒发冲冠过的自己，但历史，我们民族精神理性的历史，能轻易原谅我们对自己的原谅吗？坦率讲，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淡忘过去，有人回避遮饰昨天，有人掩耳盗铃总想埋葬人们对昨天的记忆，更可畏惧的是，我们对下一代并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胡风、冯雪峰是谁？谁是路翎、吴祖光？”“为什么拿了两个没人吃的窝头，就要没完没了的挨斗？”不用过多少年，《又见昨天》就会成为一些年轻人无法读懂的书。是的，不知者不应被责怪，但若让这类无知成了见惯不惊的风气，我们这一代人难道没有责任？如今盛行的崇皇热与奢糜风，其实正是一面可资对照的多棱镜，在这面镜子里，我们除了照见历史的遗绪和时尚的浮华外，是否也照见了某种精神的萎缩和骨气的贬值呢？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读《又见昨天》，我感受到了作者内敛的热忱，掩卷之余，我又深为我们常常将不该忘却的事随意遗忘而倍感忧虑。我不担心这本书没有读者，但却担心读者的隔膜，尤其担心人们对昨天的健忘，纸醉金迷，乐不思昔。
（《又见昨天》，杜高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15．00元）
地平线上的沉思者
■ 王振峰
“文革”结束以后，1979到1989这思想解放的十年飞快地过去，这场“狂飚突进”式的运动给中国社会恢复和创造了许多活力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物质享受极度饥渴的中国百姓一半是被放纵，一半是被驱使，进入到一个据说是大家都可以赚钱的社会。这个至今还在狂放奔涌却仍然去向未明的潮流，令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都猝不及防但又不容置疑。市场规律似乎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规律，仔细看看，它其实只是我们给社会贴上去的口号，经济数据也一样，只是表面上成为社会运作的轴心。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图表成功地掩盖了政治宣讲。在这种复杂的文化境遇中，从八十年代延续而来的大众文化在1992年以后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也异军突起，形成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分野。一些学者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对现实的不同认定和解释，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话语转向。
郝建先生的《硬作狂欢》一书以影视文化研究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幅“读图时代”的文化地形图。其中既有对历史延续下来的文化遗迹的警惕和反省，也有对当下文化的焦虑和剖析；既有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有自觉的文化反抗态度。全书零而不乱，在漫不经心中表露出一种激愤和悲悯。作者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和激扬文字的高调，多的是娓娓道来的从容和一种袖手清谈的散淡，敏锐的张望和凝神的谛听，深刻的思索和严格的自省，在看似信马由缰的笔锋回转中层露。作者的笔调颇幽默，但不知为什么，更多的时候我读出的是无法言说的痛楚和深沉的悲凉。作者到底是个愤怒的青年还是思考的中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
大众文化研究就是在这种九十年代复杂文化氛围中新兴的批评领域。《硬作狂欢》并非对大众文化现状给予单向度的界定和描述，而是在三种文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以及精英文化此消彼长、复杂交织的格局中揭示出历史的断裂和延续。作者在文化延伸、抵触的描述中，跳出了他视野中的文化困境。
眼下，许多学者将商业话语和全球化资本运作的规范作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郝建似乎并不同意这一认定，他不认为大众文化是目前中国的最强势话语。在作者眼里，大众文化的选择权还远远没有交还到大众手上。《硬作狂欢》的作者并没有被大众文化炫目的繁华所迷惑，而是坚持认为：“主导文化”才是“目前中国最有力、在文化和行政领域资源最丰富而且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作者很奇怪地认为它处于一种“错位的强势”当中：它的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