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ā飞嫌幸黄锰福饽渴恰爸芷淙剩何椅裁匆赜氏唐健保噶斯赜谡馊夜镜目捶ā９赜谡馊揖咛宓恼媸登榭龅降兹绾危也⒉磺宄晕也荒芏哉馊夜镜男形鞒銎缆邸５颐强梢跃椭芷淙实幕敖幸恍┨致邸Ｔ谖颐侨可鲜龇治鲋校傅氖钦庋钠笠担浩笠凳怯晒业淖式鹜度虢⒌模热�1000万，后来总是效益很差乃至亏损，于是现在要竞价出售。我们把这种情况统一给一个概念“国企改制”。可是，有一些情况是不属于这个概念之内的。
第一种，如果一个企业在20年前建立，100个人每个人投入1万元，有一个极有能力的企业家和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团队，这在法律上被称作集体企业；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20年后的今天企业资产600亿。现在该企业在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理顺工作。这和本文主旨没什么关系，它根本就不是国企，而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所以在该企业里也没有什么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问题。按周其仁的介绍，海尔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如果一个企业10年前完全由地方政府投资1000万建立，也有一个极有能力的企业家和一个强有力的技术管理团队，先规定好：如果企业盈利，该企业家及技术管理团队的人能拿多少报酬；还规定，从这些报酬中必须拿出特定比例购买本企业股权，以在这些高管和该企业间建立起牢固的长远利益纽带。10后的今天，企业资产30亿，为15亿股，该企业家持有其中1．5亿股。该企业现在仍然效益很好，仍在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同样和本文主旨无关。按周其仁的介绍，TCL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格林柯尔转制情况，周介绍说：“科龙公司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最关键的一句话含义不明，我们只好不予置评。好在这和本文主题也无多少关系。
有一点需要明确，像TCL这种效益非常好的国企，在整个国企中占多大比例？如果占到很大比例，那么本文的观点就全部站不住脚。当然我看到的所有事实材料都告诉我：像TCL这样既没有得到行政垄断的支持、效益又这么好的国企，在全部国企中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我才会写这篇文章。反过来说，朗咸平是在整体上论述国企改革的，他就必须在统计学意义上描述所有国企（比如说 100万家）的整体风貌，他找的例子也应该是体现这一统计学意义的典型样本。打个比方，他要给我们描述今天台湾青年的总体恋爱状况，为此找了三对恋人做例子，结果他找了一对香港人、一对台湾同性恋者、还有一对不知所云。为什么要找这三对完全不能代表台湾青年总体恋爱状况的恋人做例子？就因为这三对恋人都是明星？能吸引眼球？所以说朗咸平经常自相矛盾、思维混乱。他还自称财务方面是“亚洲第一”，有这种思维混乱的“亚洲第一”吗？如果谈动机的话，朗咸平对公平的大声疾呼，更多地是出于哗众取宠、博取眼球；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十分可爱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出名后的喜悦之情：“我现在真是在内地大大地出名了。”他之所以会提出一些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些观点能够耸人听闻；至于这些观点对不对、有多少理据、相互间是否连贯一致，那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一鸣惊人，让自己的大名在短时间内家喻户晓。当然，历史的奇妙就在于，对历史进步立下功劳的行为，经常是动机谈不上高尚的。
三、结语
今天我们进行的国有资产改革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效率和公正。为了效率，我们要把中小型国企出售给私人，然后把出售所得放进国库作全民的福利基金，这实际上是从一种形式的“公有”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效率更高的“公有”；虽然进行转制，但宗旨没变：为了更好地满足全体中国百姓的利益。为了公正，我们在出售时必须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竞投的方式。
我们不能因为要效率，所以就通过什么方式出售都可以；张维迎就是这样劝大家：关键是要创造财富，至于如何转制、如何分配，那是次要的，不必太在意；我们不能听他的劝。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公正，就采取“分掉”的方式，更不能借口说“公正”的方式现在因为种种限制实行不了，所以干脆不进行转制了。现在我们完全能够进行拍卖竞价，完全能够按照“三公原则”出售中小型国企。朗咸平就是这样劝大家：关键是要公正，如果转制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就应停止转制。我们不能听他的劝。
因此，对于中小型国企转制方面的每一个举措，我们都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去判断它是否正确。其一，它有没有积极推行转制。如果它保守、拖延，即使不像有的学者说的会使国有资产烂掉，也很可能会使国有资产在损耗、在减值；那就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今年转制，能收回1000万；明年转制如果只能收回900万，那不是流失了100万吗？其二，它有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转制，有没有采用拍卖竞投的方式？（当然不排除有其他的符合“三公原则”的公正的转制方法）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也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假如通过拍卖竞投能收回1000万，结果用MBO只收回900万，那不是流失了100万吗？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使用，只要有一个标准没达到，这一举措就是不正确的。
当朗咸平和张维迎进行争论时，虽然交锋激烈，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效率和公正只能要一个。朗咸平说因为国企改制中存在种种不公正，所以干脆国企改制叫停；然后他闭上眼睛进一步说：国企效率比民企好。张维迎说只有改制才有效率，“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不仅是他俩，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效率公正不可同时兼得的观点；就像一位男子同时遇上西施和貂蝉，因为婚姻法一夫一妻的规定只能痛苦地娶走其中一位。在对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上，决没有这种限制，只要大家都有足够的社会理性，我们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正。
张维迎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这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我很同意他这句话，我想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善待每一个人。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做出了一些和贪官串通、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行为，这是必须予以谴责和惩处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忘了他们对社会作出经济贡献的一面，在我看来，企业家是目前中国最需要又最紧缺的人才。同样道理，那些贪官也必须而且理当受到谴责惩处，可是他们也为社会在公共管理上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一些学者在探讨企业家和官员的“原罪”问题，我更愿意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每个人都是有“善根”的，可是没有社会性监督制约，每个人都会办坏事、说坏话；而有了社会性监督制约，每个人都会办好事、说好话。一些人之所以办了一些坏事、说了一些坏话，只是因为以前没有遇到社会性监督制约，没有在办坏事说坏话的萌芽状态就受到抑止。因此，这次朗咸平引发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对企业家、官员、学者进行社会性监督制约，用广泛的人民意志督促、鼓励每一个企业家、官员、学者办好事、说好话，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为百姓作贡献；只要这样，老百姓决不会亏待他们。说到底，我们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每个人都能按公理说话办事，大家团结合作、互助友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不是最好？
博览群书的政治家——胡耀邦
■ 李 普
《博览群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编辑部向我约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为这家杂志题写刊名的耀邦。
耀邦是我十分敬重的人，虽然我同他毫无个人接触。到过他家里一次，那时他住在富强胡同。我是同新华社几个人一起去的，想必是为了谈工作。何以谈工作而跑到他家里去，大概那是1978年他出任中宣部长以前，他还不直接领导新华社；而我们知道他很高明，为人又随和，想去听听他的高见吧。这件事不是我联系的，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刚坐下，他的秘书来说华主席请他去一趟，我们只好告辞。后来他当了中宣部长，我去中宣部开过几次会，也从来没有单独交谈过。
但是我仰慕他的大名却已经很久很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常来向我组稿，常常说起他们的耀邦怎样勤奋，怎样喜欢读书，读了多少多少书，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及其以后至今的十五年，我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阅历和领悟也渐渐加深了，对他就越来越敬仰。
耀邦的一生多姿多彩，这个大伟人和有关他的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不记得我国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说过这样一句话：治理天下还得靠读书人。毛泽东似乎是认可了这一点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过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十分鄙视和丑化知识和知识分子。建国以后，以“大老粗”为荣的风气却在很大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时尚，后来更发展到“读书越多越反动”。凡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都必到农村须向农民学习。学者王学泰在他论《水浒》与江湖的书中评说了这种风气，他说：“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权威、反传统和崇尚勇武、奋斗的价值观，实际上其本质是蔑视规范，提倡粗鄙的游民文化”。我认为这话十分精彩。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游民文化越发神气起来。
胡耀邦是老红军中的红小鬼，走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立即进入了青年团的领导层，成了大干部。老红军大多数是中青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四十二岁、周恩来三十七岁，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将军仅仅比耀邦大七岁，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也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可是这班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勤奋读书的，耀邦是唯一的一个。
在那个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时代，《列宁全集》出版了。耀邦对来访的朋友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读到列宁全集第几卷了。”有人回忆说，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间，在一次会上要求那些高级干部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还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问题。耀邦自己果然读了，而且用得上。1984年李锐在中组部，讨论到广西“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耀邦主张宽一点好，他说：“柳宗元《驳复仇议》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报杀父之仇，出了乱子谁来解决呢。李锐觉得这两句话不大适合广西的情况。不过我想，他把这个镜头记了下来，大概也是认为传闻不假，耀邦确实是读了书的，而且博闻强记。
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戴煌写了这件事。耀邦鼓励大家要像苏东坡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后来又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确实博览群书，用得上。
最叫我佩服的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动全局的战略性建议。我写过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说：在天下纷纷扰扰之际，一个人以在野之身，却能高瞻远瞩，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东汉末年向三顾茅庐求贤问计的刘备提出史称“隆中对”的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王之前向朱元璋献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当代的胡耀邦。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刚刚揪出来之后，叶剑英元帅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那时耀邦被“四人帮”打倒以后闲居在家。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知情人说，当时口头说的大意如此，后来形成文字，更明畅了。试问：如果没有这三条，我们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吗？
所谓“批邓”，是指当时的主政者还在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旨意，继续在全国开展对邓小平的大批判。要“停止批邓”，就不能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可是，这时的主政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思想僵化了，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不久，胡耀邦复出，可以做事了。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他策划和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是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戏称为“新时代隆中对”的三条建议密切相关。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这是从根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改革开放本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它，我们这个党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将来，都决定于我们是否坚持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这是一般科学的原理而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更加坚持这个原理。实实在在按它思考和做事。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在他的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和经常思考全局。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学出身、懂英文的无锡人、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耀邦是大知识分子，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也光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我曾经对采访者这样谈胡耀邦，我说，胡耀邦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他主要的特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问题是他把别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样，也同样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难的。
孟老夫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话很对。党内存在不同思想和政见是事实，是正常现象。需要党内有不断改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照办。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彼此都在光大化日之下争取党内多数人赞同，任何人都不能个人说了算，生前和死后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人人必须光明正大，并且只能光明正大。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 散 木
一
看了编辑先生发过来的“命题作文”题目：“重新认识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具有重大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