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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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大力宣传建设“学习型城市”以及“终身学习”的理念，而且有关的奖项名目繁多；一方面读书类的栏目在紧缩、削减，好书难识，佳评难觅。两厢对照，其中的反差与不和谐是明显的。
信息时代的“终身学习”的理念被化约为考级、赚文凭以及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习型城市”则有被改塑成城市招牌的意思。在一些城市的领导者看来，“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是一种宣传和一个策略，有无实际的内容并不重要。于是，外在形式成了衡量的惟一标准，市民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具有实用价值（如升学、考级、考证等）的书籍上也是必然。这是一个文凭泛滥的时代，文凭已经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可或缺的标识。一个城市的政绩和文化水平，至少从报纸的宣传看，是体现在高学历和高文凭的比例之上的。大专以上学历者占的比例，本科以上者占的比例，还有就是硕士、博士的拥有量，这样一大堆数字，列在表格中，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记得有一家地方媒体在列举了该市某区的高学历人员的数字后，便得出了学历与工作效率成正比的“颠扑不破”的结论。但我们想问的是，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在一个区级或股级单位的一般事务性岗位上做原来只需高中文凭者做的事，是重视人才还是人才浪费？文凭的批量生产，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人教育更是基层化了，以前文凭是一纸难求，现在只要你想要就可以得到。“镇长博士化”成了社会的笑柄，那么，知识界的笑柄是什么？一个准处级（即所谓戴帽处）岗位的招聘可以吸引几个甚至十几个寒窗苦读了十数年的博士前去竞争，并且以此为荣，到处宣传；“博导”位置坐实了，却还要削尖脑袋弄个一官半职，现代版的各种“学而优则仕”的演出，应该是知识人授人以笑柄之处吧。这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另一面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老问题一起凸显出来。拿城市文明来说，给人的感觉倒有点不如前几年。公用电话亭屡遭破坏，交通违章、行人乱穿马路的事故频发，盲道形同虚设……这是又一种派生出来的反差与不和谐。
当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城市之间在比什么？人与人之间比的是房子、车子、孩子，城市之间比的则是数目字。形式主义以及只讲“效用”的学习方式，不可能提高公民的文化与文明素质，而且也有违人文学科的基本规律。读书是无法用“效用”来衡量的，甚至也不是以考试来衡量的，像人文学科这样贴近人生，需要践行的学问更是如此。人文学科讲的是积累，积累就需要传统、谱系，没有几代人的铺垫，人文学科也只能在游移中失去自我。当初五四新文化派曾有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用胡适的话说，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们也许太天真了，那时的中国环境是无法让他们存有哪怕是“二十年”的耐心的。促使他们变化的是“政治逼迫感”，于是，他们“不能不谈政治”。 （以上参见胡适：《我的歧路》，载《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今日的中国人遇上的是经济的这个“无形的手”，是“效率第一”，是“时间：金钱”。于是，潜意识里的急功近利便重新萌芽，且爆发出来。
但于文明发展、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这类事情上，讲“实用”，讲急功近利是相当危险的。图书出版就是一个例子。大量图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这是可以肯定的成绩，中国出版界也正在向“出版大国”的目标迈进。但“出版大国”除了数量，还有个质量问题。更何况书籍这一特殊文化产品本身的价值，是反映在质而不是在量上的。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不反对“量中求质”的出版策略。但在市场上大量的书籍中间，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图书，却成了横在读者面前的新难题。
记得十年前，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曾有“文化人”一说。在他看来，学者中间可以分成“学院派”与“文化人”，而“文化人”是可以通过撰写有独立思想而为大众接受的文化评论，来传播文化的。（参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收入其《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很显然，陈先生关于“文化人”的说法，是着重于传播功能的。事实上，书评人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文化人”，他们理应在学者与大众之间充当桥梁。
理论上说，书评乃是读书界的风向标，能人书评人法眼的书，应是职业读者，也是业余读者的首选。在此，之所以用“理论上”来加以限定，是因为在当下中国，合格的专业书评几乎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一般的书评也没有受到从学界、出版界到广大读者的足够的重视。学术书评，在大学里很难与论文比肩，因此很自然地被排除在“学院派”的目光之外。而出版界对待书评，也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约一些名家谈书时，也往往是本着“一次性”原则，一本书的广告作完了，也就了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认识到营造一个健全的、公信度高的书评氛围，将有助于图书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图书事业的真正繁荣。至于读者，如果书评不能经常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的冷漠态度也是必然的。
当下中国的书评，就形式上看，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模式化。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上的书评都有这个嫌疑。这类书评的形式相当僵硬古板，全部以“三段式’’结构，即先提论著作者，接着是内容介绍，最后是拔高式的吹捧。第二类是内容评述式。这类书评较之上一类不同的地方是有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如果点到了穴位，必是佳作无疑。它们是纯粹的书评。第三类是引申式的。也就是所谓“以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把这一类书评形式叫做“伪书评”。“伪书评”的特点是眼界开阔，所依赖的是自己的学术背景，文章撒得开，深化了问题，也收得住，不至于离题万里。由于形式上无所拘泥，它最有可能成为兼顾思想、学术和文采的美文。
模式化的书评，大多是受人之托而为之的。这是当下中国书评的一个解不开的结。这类书评只能让严肃的书评永远成为学术的佐料。它对书评成长的伤害是最大的。不痛不痒的评述对书评同样是一种伤害。因为读书人是不需要书评人累累赘赘地复述情节或内容的。
理想的书评，必然来源于具有独立思考的书评人。而他的评论必然是理性而一针见血的。但理想的书评和独立书评人的成长需要良好宽松的空间和园地，没有这样的空间和园地，他们的才华也就无法展示，水平也无从提升，书评——或者干脆说读书或学习——的氛围，也难以真正形成，书评这个读书界风向标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图书出版大国”的目标则可能永远是一个饭后甜蜜的梦。当下中国的专业书评杂志，硕果仅存的只有《读书》《博览群书》《书屋》和《中国图书评论》等“四大名旦”。偌大的中国大陆，仅有四家专业读书类的杂志，真可谓是“熊猫稀有”。稀有动物需要保护，稀有的读书类刊物，不仅需要保护，而且需要扩张和发展。从长远看，这恐怕才是文化建设、文明进步和道德水平提高的正途。
时间是一个不确定的曲线
■ 乔新生
如何往墙上钉木板
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宏观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拓宽有关经济政策的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方面研究奠定的基础。两位获奖者解释了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做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
这种绕口令似的颁奖辞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让普通老百姓了解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取得的成果。其实，从1999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成就就已经不那么为公众所知悉了。作为一门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充斥着数学模型，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很难从复杂的公式中看到获奖作品内部的逻辑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诺贝尔获奖者打算远离尘世，建立一种自恰的数学游戏。事实正好相反，诺贝尔获奖者研究的课题大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研究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如何解决时间变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问题。传统的经济学习惯于利用供给和需求模型来解释资源配置的变化，并进而指导政府的宏观政策。这就好像往墙上钉木板，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确定一头，那么，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判断另一头是否平衡。但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出台以后，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经济预期，如果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进行投资或者消费以后，必然会影响到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这种互动的关系恰恰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所不愿意考虑的。和前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样，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把时间看作是重要的变量，或者说，他们把时间作为重要的坐标体系，并以此进行政策效果分析。值得肯定的是，在推出经济增长模型的同时，他们对商业变化周期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在商业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虽然关注同样的社会现象，但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这种利用时间大做文章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至少比静态的经济学研究要科学的多。过去经济学家作为假定的因素，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里却成为了研究的突破口。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值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真借鉴。
其实，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总是从最细微之处人手，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近现代的经济学家过于关注宏大叙事，对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量用简单的假定方法加以剔除，结果导致许多研究似是而非。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任何经济现象无非都可以概括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所以，只要抓住资源稀缺这个牛鼻子，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开展研究，就一定能够解释经济现象。事实上，供给与需求只是结果，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导致这些结果出现的深层次原因。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时间分析家，而 2阗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授予了两位心理预期大师。可以说，围绕着时间的主轴，经济学家越来越发现，过去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因素已经成为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变量。只有把握这些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建立模型对今后经济现象作出预测，经济学研究才有意义。如果把连续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经济学越来越摆脱江湖郎中式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成为变量越来越复杂、模型越来越先进的真正的科学。
经济现象是社会诸多现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喜怒哀乐都会影响到经济变化，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关系中从来都不存在“理性人假定”，只有把人的因素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围绕着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展开自己的思路，经济学才能够抓住经济现象的要害部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习惯于在貌似客观冷静地分析下面，把每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人都看作是冷血动物，认为只要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就会作出理性的举动。而这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告诉我们，当一项政策出台的时候，恰恰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经济预期变化，会大大影响到政策的可行性。这一点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表现最为明显。
经济学家或许无法解决这种经济互动所产生的根本问题，但经济学家能够指出这一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恰恰和算命先生告诉我们的一样。当某个算命先生煞有介事地预测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可能在心理上乃至行动上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结果。当我们因为算命先生预期的结果没有出现而准备追究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可能会哈哈大笑，搬出经济学家的理论，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正是由于预测的出现，才会导致预测的结果发生变化。当然，政府的宏观政策不是算命先生的预测，政府的宏观调控旨在干涉经济的走向，从这一点来看，当政府的宏观调控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不是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问题，而是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告诉政府部门，当决定出台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
在我国过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政策走偏的现象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对政策可行性研究不够，也是导致许多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本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的成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加入中国的经济因素，指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时间是一条直线，但是在各种要素的冲撞下，时间就会变成一条不断打折的曲线。这种在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经济现象，是导致当今许多国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本届经济学奖获得者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商业周期分析上，对一个具体国家的整体走向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不是本届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局限，而是中国经济学家开展研究的起点。
在互动的状态下发现经济周期规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这首《断章》可以形象地说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取得的成果。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把别人作为观察客体的时候，别人也在把我们作为观察的对象。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现象，恰恰是许多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比如说，当家庭成员预测到未来的资本税收将会增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减少存款，以降低家庭核算的成本。这种几乎本能的理财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同样道理，当企业预测到国家的货币政策将会放宽，通货膨胀将会出现的时候，企业会自然而然的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转嫁风险，而这样做必然会对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沿用过去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自上而下的管理决策模式必然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宏观调控者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决策对象可能作出的反应，必须对自己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后果作出更为周详的安排。
现代宏观管理是一种建立在信息充分而且信息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人性化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管理对象的反应，必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要素作为制定政策的必要条件。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恰恰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有成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