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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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虽然经济学流派纷呈，但从总体来说，西方传统的经济学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不少学者在进行经济现象分析的时候，仍然抱着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把经济作用的对象看作是毫无生命力的工具。他们认为，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可以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主体进行必要的区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的激励机制，并且通过物质奖励的办法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由于缺乏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因此，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出现了严重的外部副作用，在有些地区，个别人的发家致富导致整个地区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期望通过改变金融政策、价格管制、财税手段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资源占有基础的不同，在经济调控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而是一味地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来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事实证明，这样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必须有利于改善国民的福利，而国民福利的改善固然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别，但如果忽视了眼前的利益，那么，长远的宏观政策目标也未必能够实现。这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是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而从静态的经济现象出发，展开思路，但是，当研究深入到实证分析层面时，我们必须建立动态的分析模型，必须将分析对象的各种反应纳入到我们的变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会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这种考虑到接收者主观感受的经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譬如，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报价都可能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正是在这种互动的状态下面，彼此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国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不知道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沉浸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中，没有看到现实社会中多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将各种社会现象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判断，而这样做恰恰会误导决策者，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自从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关注社会变革中人的因素，尤其是这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但是，这种关注各种社会变量对经济总体走势所产生影响的分析方法，何尝不是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呢。所以，我们应当消除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的鸿沟，学会从细微处人手，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现象作出分析。其实，亚当·斯密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仅是“看不见的手”，他比任何经济学家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操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髓。这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只不过使用现代数学语言印证了亚当·斯密的科学论断罢了。从这点来看，我国的经济学家还应该更加全面地了解古典经济学的精神。
在经济学领域，数学模型不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每一个技术分析结果的背后都隐含着经济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经济学家其实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内在美，并且希望通过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家是天真的，也是快乐的。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世和出世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用超然的态度建立科学的推测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所关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人的价值给予充分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结果才会有实际意义。坦率地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还停留在“泰罗制”时代，他们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没有对需要倍加关注的“社会人”给予必要的同情和爱护，因此，他们提出的许多经济决策建议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事实一再证明，当一项经济决策不能被公众所接受的时候，公众要么群起而攻之，要么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导致经济决策扭曲变形，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百年前一个王国的覆亡
■ 陈福康
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台湾岛的东北方）、日本九州岛西南方的大海中，为一群岛。同古代日本一样，关于其国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求传》。据1650年成书的该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一部国史《中山世鉴》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久筑之。”“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延，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这就是说，中国隋朝时（581～617），该国始被称为琉虬。查中国典籍，虬是龙的一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曰：“有角曰龙，无角曰虬。”而唐·李善《文选注》引《说文》则曰：“虯，龙无角者。”以琉球群岛散布在大洋中的状态而言，谓之琉虬，实在非常形象。然而可能因为古代中国都将龙作为华夏帝王的象征，史官写史多有忌讳，所以《隋书》就将它改为同音的“琉求”了吧。此后，《元史》又写作“瑠求”，有的书中又称“留仇”，总之都是谐音。
到明代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乃成为正式名称。可见，连琉球国的国名也是中国取的。据《殊域周咨录》载，该诏书说：“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这份诏书除了以华夏自居中央，使用了中国历代皇帝习用的“蛮夷”之类词以外，毫无威胁恐吓的意思，是一种和平外交。因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先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与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 （见1725年琉球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二部正史《中山世谱》）继中山王后，琉球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翌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当时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明太祖知悉后，又去诏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堪悯怜。”因此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足见此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高度政治权威，当时的琉球实是中国的属国。
据琉球国史及各种史料记载，自洪武十六年（1383）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即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发生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琉球，琉球国在受到萨摩制约的情况下，也始终未变。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人琉。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琉球王国也曾主动请求赐人，如1606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与此同时，琉球王还经常选派子弟到中国留学。
从明洪武五年（1372）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 （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强行“废琉置县”为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它的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琉球人也与日本人做生意，但每逢中国册封使到琉，必禁用假名、和歌、宽永通宝（日币），改穿唐服。琉球还配合中国抗倭，《明史》就有记载，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
1609年，萨摩“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明史》）。当时琉球王侍从写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萨军将琉球王尚宁等百余人俘至鹿儿岛，达三年五个月，逼迫尚宁王屈辱地承认向其“进贡”。同时还强行割占琉球北部五岛。但即便如此，也尚未改变中琉关系。如据《明史》记载，万历十四年（1616），“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依然不忘“遣使以闻”，通报中国防备日本侵略。清朝入主中原后，中琉册封关系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更为扩大了。
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原来萨摩对琉球的侵略掠夺，还只是日本西南某个岛藩的强盗行为；现在，日本则要进行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了。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中，就提到了要侵占琉球。明治五年（1872），日本借琉球使者到访日本之际，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华族”。这是维新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的第一步。而这些行径，当时都是暗中进行，对中国隐瞒的。从此，琉球便成为了所谓“日清两属”。而后，日本政府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进一步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但每次均遭拒绝。如1875年8月5日琉球王尚泰答复日方的信中，便说不能“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还提到所谓“两属”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并表示“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但日本还是不肯罢休。
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琉球国在不断向日本“请愿”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的同时，还向西方各国公使发出外交求援信。日本恼羞成怒， 1879年1月10日日本《朝野新闻》竟称“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于是，日本决定不顾国际公法，不顾琉球国臣民的意愿，加快吞并琉球。1879年3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命令交出政权。4月4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的政府档案，企图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并强迫尚泰王等前去日本。
这时，琉球王国仍拼死反抗，发出血泪抗议，并曾秘密派官员赴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求中国“尽逐日兵出境”。清政府也据理与日本力争过，但终究未能派兵援助琉球。这当然也是与清朝政府腐败、实力衰落有关的。当时，流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还在北京壮烈自杀，以死抗议日本侵略，以死请求中国出兵。然而“自为一国”的琉球还是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但反抗运动继续进行，大概到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渐息。这里，我们就引一封在琉球被亡整整六年后琉球国臣写给李鸿章的字字血泪的请愿书：
具禀，琉球国陈情陪臣国戚紫巾官向德宏等，为下情迫切，泣恳恩准据情奏请皇猷，迅赐兴师问罪，还复君国，以修贡典事。
窃宏奉主命，来津求援，瞬将十年（按，指1876年12月，向德法·幸地朝常曾奉琉球国王常泰之命，秘密来华，陈奏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之事）。国主久羁敌国，臣民火热水深。宏不忠不诚，以致未能仰副主命。乃近住日本之华裔，带来敝国密函，内云“日人又胁迫敝国主再幽日京。且紫巾官金培义等，于客岁九月间由闽回国，才到国后，日人拘禁狱中，至今不放”等情，前来。闻信之下，肝胆崩裂！嗟乎，人谁无君？又谁无家？乃俾敝国惨无天日！惟所以暂延残喘者，仰仗天皇（按，指中国皇帝）之援拯耳！兹幸法事大定（按，指中法战争结束），天朝无事之日，即敝国复苏之时也。若复任日本横行，彼将谓天朝置敝国于度外。数百年国脉，从是而斩，其祸尚忍言哉！伏惟傅相老中堂，入赞机宜，出总军务，天朝柱石，久巳上俞下颂，中外仰如神明，必救敝国于水火，登之于衽席。为此沥情再甲相府，呼号泣血，恳求老中堂恩怜惨情，迅赐奏明皇上，严申天讨，将留球日人尽逐出境，庶乎日人狡逞之心从是而戢，敝国主得归宗社，亡而复存。非特敝国君民永戴圣朝无疆之德，且与国共安于光天化日之下，是有国之年仰沐皇上恩施，实出傅相老中堂之赐也。敝国上自国主，下至人民，生生世世，感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矣！临禀苦哭，不胜栗悚待命之至！须至禀者。
直到1919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组织人辑集清诗总集《晚晴移诗汇》（1929年编成）时，仍然将琉球诗人的诗作为“属国”的作品收在最后一卷中。1925年，著名诗人闻一多发表《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了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在“台湾”一节里他也写到了琉球：“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流球灭国一百二十年后，日本政府别出心裁地把2000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放在冲绳召开。日本还特意新印了面值2000日元的纸币，上面的图影是当年琉球王国的遗迹。真不知那些世界首富国家的首脑，坐在当年琉球国的土地上，会不会回想起历史并不十分久远的那一幕灭人社稷的暴行？会有什么感想？
又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一段历史，在现在中国和日本的课堂上，都是不讲的。
重读红色经典
《白毛女》是新中国第一部革命历史影片。它之所以被列入“革命历史”之中，是因为它讲述的是受压迫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故事，“翻身”与“解放”是革命的关键词，是革命历史与一般历史题材之间的分水岭。
《白毛女》的故事最早来自于晋察冀边区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后来被革命文艺工作者改编成小说、报告文学和歌剧，1950年由歌剧改编成电影。这部影片在国内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951年在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特别荣誉奖后，在全国25个城市120家影院同时公映，首轮观众即达六百余万。仅上海首轮观众人数即达八十余万，超过任何一部中外影片的最高观众纪录。五十年代，它曾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映出。（《当代中国电影》，陈荒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91页），它的票房和影响高踞新中国迄今生产的各种影片之上。“文革”期间，在江青的主持下，原电影的故事情节经过多次修改之后，以“革命芭蕾舞剧”的形式面世，1970年由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市电影摄制组拍成了电视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