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韩非思想平议-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残碓谒堑乃悸分校熬鞣复砦蟆敝皇且桓黾倜猓比灰簿驼也怀鲋圃季鞯姆桨福换嵊芯鞣阜ㄊ欠裼氤济裢锏奶致邸Ｋ裕獭⒑姆ㄓ胂执庖宓姆ū厝淮笠炱淝鳌６云渲腥舾晒鄣愫途咛宀僮鞣椒ň】山杓谧芴迳媳暇褂胛颐墙裉煲⒌姆ㄖ朴凶疟局实那穑琳咔胁豢杀黄渲械拿适跤锼蟮迹浮安恢唷钡拇砦蟆�
《五蠹》篇中，韩非反复申述他的变法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这种变通的思想一直为人们所激赏，相对于那些守株待兔式的迂腐和无奈，人们的激赏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回到这些主张的出发点，我们不难发现，他之倡变并非求通，而是为了求稳，为了使专制君王牢牢地把持权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围绕这个目的，他之谈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反传统、搞权术、饰非拒谏寻找托词。更为重要的是，从商鞅到韩非，谈变总是与君王的统治术（阴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商鞅说：“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商君书·去强篇》）韩非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人主喜怒无常，变化莫测，不见端倪，才有神圣感：“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系辞传下》）、“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神圣化才可畏，可畏才有威，“威者，畏也。”先秦的这些思想资源到了韩非手上都用来为恐怖政治服务，重刑的目的不也是让人害怕吗？害怕，或曰恐怖、畏惧正是专制统治的心理基础。同时，多变、善变也是“法”的需要，从商鞅到韩非都反复强调法的轻重出于君之好恶，如果法律条文外在于专制者而独立，臣民们不是可以依法而不依君了吗？无疑这是与君王独断的势──这是韩非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先秦时期从事形名学探索并卓然成家的有尹文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子等，但与政治哲学相结合，使书斋式的学理探讨经受住了残酷政治斗争考验的似乎只有韩非子一家，这正是韩非产生理论自豪感的地方，儒、道、墨、名、农、阴阳等各家尽管大家辈出，其中也有不少想“货与帝王家”，但是，全民动员的农战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益，信赏必罚、连坐、告奸所产生的舆论控制力量岂是前述各家敢望其项背的？加上统治者的急于功利，这种一抓就灵、立竿见影的学说就顺利成章地成了秦始皇治国政策的首选。《史记》韩非本传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其学说之切近于时势，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正是《五蠹》篇所说的：“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裋褐不完者不待文绣。”韩非的农战方针和严刑峻法政策显然只能是一种战时体制，是只能适合于急世的权宜之计。韩非死后十几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其所推行的治国之策依然是战争年代的老一套，告奸、连坐、轻罪重刑这个时候反不如先前那样见效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上书第七十四章）韩非这个专制集权的设计师轻慢了他学术源头一个智者的忠告。如此说来，秦之勃兴，商、韩与有力焉；秦之暴亡，也不能全怪秦始皇不知变通。也正是由于韩非太执着于眼前的政治功利，急于“货与帝王家”，无视有一个超越于政治斗争的世界的存在，并断然排斥一切对于这个超越世界的追求，使得韩非本人只能是一个政治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有着更高远的人文关怀的思想家。
四
回到韩非学说的逻辑起点──人性恶，这是韩非对于他周围世界长期深入观察的结论。问题是包括韩非的导师荀子在内，都被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人性的负面表现遮住了视线，将人性的实然同时看成了人性的本然、应然甚至必然，韩非更是迷恋于形名参验，以为实然就是一切。但是这个理论的设计师和实践者都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自己和君王放进“人”的范畴之中去讨论，似乎可以先验地自外于这个范畴。谁曾见性恶论者的著作中有此一说：“我，一个本恶的谬种，要为一个本恶的君主效力”。（只有这样言说，才能证明他们是彻底的性恶论者，证明韩非是彻底的形名主义者，也才能显示出其理论勇气和学术真诚棗这是任何学说和学者不可突破的学术伦理的底线。）而且，如果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的设计师们也是人──他们当然是人，那么，从“他者”看来，对于法家定义中的“人”进行巧取豪夺似乎也看不出有任何不应该或不妥当的地方。也许这样言说有情绪化之嫌，然而从学理上讲，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无须证实或证伪就允许存在例外。那么我们还是把他们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呢？无论他们对自己的本性如何判断，都会产生可笑的悖论。当然，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逻辑错误，当君王被从人性的“人”中抽走，“人性”就被置换成了“民性”，“人性恶”其实就是“民性恶”，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对民众的态度问题，甚至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与儒家学说相对照，问题就会更加明朗：
（商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原儒那里，百姓似乎也不全是花朵，但其或善或恶，多出乎在上者的表率作用，说白了，民众罪错，责任在上！
再与老子学说对照，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难免愚民政策之讥，但那是有其食可甘、其服可美、其居可安、其俗可乐（《老子》第八十章）为前提的，而且，“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上书第七十五章），这就与上述儒家同一调门了。到商鞅、韩非笔下，那就不仅虚其心，而且也虚其腹了，前引反对足民而治、惠爱而治、反对发五苑之蔬草赈济灾民就是例证；而所谓富国，确切地说，不过是通过社会动员，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财富聚敛到少数权势人物手上（因为独裁者就是国家的代表，君主之私或者官员之私就是一国或者集体之公）。此时的权力也就显得异乎寻常的强大和可贵，无论是用于对外的战争或援助，还是用于对内的剥夺或封赏。冷静地看，只有当在下者的脑袋、口袋甚至腹腔都变得空空荡荡，他们才会为了生存而膜拜权势，因为此时此地，在上者的赏罚已然变得极其重要，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诱惑力会压倒任何个人尊严、家族伦理、社会公正，权势之为物于是显现出最神奇的魔力。也只有在此时此地，弄权者的权力欲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他们看来，前此的所有委屈、压抑、恐惧、怨恨都能在这种施虐的快意中一次性地得到补偿。这里，对商、韩等人由生存经验所赋予他们的敏锐的洞察力，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惊叹！同时，有此等高峰体验诱惑，也就不难理解后世大大小小的恋权癖们的作秀和作孽了。
因为有了人性中这阴暗的负面，法术家思想就从来不愁没有市场，而为了“免于恐怖的自由”，关注法术家的学说也就成为必要。
最后，谈谈韩非的结局。一群整日价生活在恐怖之中的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享受不到“免于恐怖的自由”，当恐怖成为生活中的必然内容时，某些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免于恐怖的自由”，当然也不会尊重他人对于常态生活的珍惜和追求，即使作为施舍也不会考虑到。因而总要在不断的运动──或曰斗争中保护自己，而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被人算计，有时候需要作出牺牲的就不仅仅是太子的师傅，自己的亲人和同窗有朝一日在需要作出奉献时也一样不能心慈手软，为什么不呢？他们本来就是“恶”的。可以设想，要不是李斯先下手毒死老同学韩非，等到在这条狭窄的进身之路上李斯挡住了韩非的道，韩非也肯定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清道，有他的理论作证。或者不是赵高借口腰斩了李斯，李斯也总有一天要除掉赵高。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在这条狭窄的邀功取宠的路上横行的只能是极少数，甚至是一个人。然而树敌太多，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所以这种人尽管在不断的斗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棗也许是宝贵棗的斗争经验，到头来总免不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还殃及亲人和许多无辜，悲乎！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对人和人类的本性有一份信赖，对人和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有一份关怀，对人类的未来有一份期待，一份向往。否则，必将害人害己！司马迁“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我读《韩子》，也悲悯于他不能免于恐怖的人生，同时又不由得想起了《红楼梦》中那个被贾雨村打发走的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