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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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上海人与北京人》说：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的步调，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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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析算是一个意见的集合，然后来说说上海的根：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为上海找到的一个源头是这样的：

　　“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接着，余秋雨说，这位对儒学侵淫很深的年轻人拜访了传教士利马窦，知道了“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然后还“痴痴迷迷”地与利马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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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启当然可以算是上海人的精神之祖，这可能也很巧合，因为他最初的学问是跟数学有关的，可以就近习得“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他又是最早跟外国人“混”的，所以，上海很容易就在这两方面跟全国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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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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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过松江华亭，这地方实则还有一个人，如果是他成为上海人的精神之父，情况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呢？也许与今日就大异其趣了，但可惜的是，他死时太小了，不足以当得父亲之任，而且死的时代又靠得太后了。此人就是抗清的小将夏完淳，被捕后毫无惧色，大骂汉奸不止，所留《南冠集》悲怆凄烈，绝不是今日上海的那些风花雪月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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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确实是有着很浓的洋风气的所在，外滩一带的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这也使得上海很有文化底蕴似的。洋人带给了上海人太多东西，因为这地方就是一个最早能大规模跟洋人接触的地方，很多种语言，很多种肤色杂汇于此，这跟一个从僻远边野进城的乡民炫耀的资本差不多，卫慧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都该去锻炼身体。我想，其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人跟在洋人屁股后边干了太久的事，受气也是提面子的事，毕竟，洋人是从更“文明”的国度来的，这个上海人还是有鉴别的，外国人走了，轮到上海人自己抖起威风来。因为早先什么都见识过了，一切都照着外国的规格来，面子能撑到多大就是多大，所以卫慧有她骄傲的道理。

　　也因为有着这个底子，时装风潮、游乐方式，或者吃穿用度吧，上海天然地就该引领全国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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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最好说清楚点，这个被称为“世界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临江大道，始建于１８４５年，当初主要是海关银行、洋行报馆、港口码头、饭店总会的集中地，今日的外滩还主要是以此为基础，并成了上海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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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前后两次到上海拍就的照片与画片上的老上海反复比较着，指认着它的神秘，亲近着它的独特———这是我热爱上海的主要方式。

　　有些地方现在已不能去，当年也去不了，但你总是想去，那是一种寻找与融入的冲动，比如那个由英、美租界结合而成的公共租界和独立的法租界，进入它就是进入旧上海的一百年时空。西风滋生，洋气蔓延，各种高视阔步的洋人，跑马飞车，各种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早期现代派、折中主义的“万国建筑”杂陈其间，洋橱窗洋文洋货，路牌、店招与广告，这一切都把五洋杂处的大上海交融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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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模仿老上海赚钱的电视或电影都学会了《夜上海》，这是那个年代的声息，是那个年代喉咙里的渴望，那个年代的心跳，舞榭歌台，红灯绿酒，声色流波，窄窄的嗓音，尖细的唱针，就为着在半明半暗的夜晚，给不尽的情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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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会了人们享乐，“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淳淳海派风，浓浓上海味。”这说的是号称“远东第一游乐场”的“大世界游乐中心”，它曾给几代中国人带来奇妙体验、童年幻想以及对城市的憧憬。戏剧、木偶、皮影、杂技、魔术、哈哈镜、小吃……你能想到的玩乐都能在此找到。想想，在中国，在近代，还有什么盛况堪与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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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杂志，老封套，《良友》，或是旧上海月份牌，或是香烟、肥皂与花露水的广告，图片上的女子大都一例的短袖，雪白的臂膀，明眸俊秀，体态娇媚，仿佛侧着身只为着要把你往她怀里引。她的袍角是生着风的，她的嘴角是微微笑着的，她的眼波，则定是斜斜地飞来，想把你勾着的。许多人就是从这些老广告女郎开始爱上上海的。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是，一到上海，我却只顾着寻找最现代的风情———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扑面而来的，容不得躲闪，也不需矜持，你的视线就在它的色彩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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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

　　旧上海多黑帮，多灯红酒绿，多男女浪漫，多欲望纠缠，合在一起，就是上海风情，《花样年华》、《情深深，雨濛濛》、《像雾像雨又像风》以及更早的《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日出》《海上花》啦，都是用来怀旧的，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意淫的。

　　于是，张曼玉、巩俐、梅艳芳、陈冲、叶玉卿、周迅、赵薇，一人一个上海，或露个虎牙，或扭个腰肢，或涂个红嘴，或抛个媚眼，或亮个乳沟，或脱个半身，或剪个开衩，都是欲望梦想中上海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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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衩的旗袍是上海的招牌。有人说它是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细瘦浑圆的衣型下最适合包裹一颗受着欲念和矜持双重煎熬的心”。不错，是这样的，胡蝶要把它改良成从旁边开衩，大概鲁迅是知道的，所以，要顺着开衩往大腿根部一点一点地递进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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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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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旧中国的花花大世界，公认的冒险家乐园，最常用的词汇———也是同时供批判和引人羡慕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尔虞我诈，很多人只要能把这些词中的一个跟自己挂起勾来，就不会抱恨终生了。

　　老上海，大上海，还因为它和世界特别是巴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作过认真统计：它们同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崇尚文化、艺术和思想自由；他们都拥有着众多的大学、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他们都拥有各种宗教的经典建筑；都擅长烹饪，崇尚优雅和时尚；都有标志性的塔；有著名的咖啡馆；都有蜿蜒几公里的著名大楼；都有一流的剧院，有堪称一国之最的商业大街，甚至大世界和迪斯尼都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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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臭虫符是上海的一个老行当，臭虫俗名臭虱，亦名虫壁虱，“香娘子”，上海人喜爱睡棕床，但无奈臭虫太多，常常把人咬得鼻青脸肿，而且被咬的还多半是穷苦力，于是，卖臭虫符的人应运而生。这些精明的小贩一再强调臭虫符必须回家后方可打开，否则不灵，于是有买者赶紧乘车回家，打开纸包来看，却见内里写着两个大字：勤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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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皮包也是老上海一门职业，其法是偷、骗、抢三者的结合，常常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轮船码头或火车站，突然过来一人，朝一位妇女怀中的小孩头上一巴掌，挑起事端，小孩的母亲当即不依，肇事者就一边赔罪，一边掏出五元钱说要给孩子买糖吃，并强行将钱塞在小孩手中，妇女随后低头一看，原来放小皮箱的地方却只放着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妇女又惊又怕地正要查看，于是又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说这箱子是他的，正在这时，又来一个穿铁路制服的青年对妇女说：“还在这吵哩，我明明看见有人把你的皮箱拎走了，还不快跟我去追？”妇女就跟假冒铁路人员去追，西装先生乘机拎起大皮箱———原来这只是个空套子，是为了把妇女的小皮箱套进来罩着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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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皮包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记不清是哪一年，总之是前几年，上海的某条街道上张布出这么一条横幅：如有人从后边拍你的肩头，千万别回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骑车人在等绿灯时，一人从后边拍，在你一回头的同时，前边车兜里的东西就被另一人顺手牵走了。这事普遍到要拉横幅，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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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把上海当作国际大都会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狄·密勒总结得很好：“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纸醉金迷的游乐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成卷发美人；单眼皮或扁鼻子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

　　这些说法在类似《子夜》的小说中有着充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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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曾是个花花世界，嗜嫖成风，贾客、名士、官员、包括革命者，没有不喜欢嫖的，公开的方式就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听书、吊膀子，其中有些“科目”也为工匠车夫之类的人而设，大家都有得玩，玩得火的，还要争风吃醋，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个花花妓女娶回家去，娶头牌戏子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戏子历来都是跟文化嫖客连在一起的，比如，什么开花榜啦，文化人的那个劲头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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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清代末年间有称为“书寓”的高级妓女，主要以弹唱陪客为主，卖唱或加上卖身，渐渐就有了些名妓，于是就生出些无聊文人，办报吹捧妓女，或公开选举妓女中的“四大金刚”、“花国大总统”、如１９１７年第一届的“花国总理”王莲英，出客赴宴，珠光宝气，还和当时一位震旦大学生阎瑞生如胶似漆，谁知没过多久，阎瑞生就把王莲英带至郊外，伙同早埋伏好的同伙将王莲英勒死实施抢劫，后真相暴露，阎瑞生及其同伙被捕，后被判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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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高级的或有个什么艺名的妓女，更多的妓女则是被称为“野鸡”的苦出身，她们或是韶华已过的青楼女子，或则太丑，被老鸨看管着，如果没本事和运气，一夜也拉不到一个客，就要被老鸨用竹板打、鞭子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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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门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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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１９３２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７０万两白银建成，号“东方第一乐府”，最大的舞池计５００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习舞，也可供人幽会。舞厅有过许多光辉的历史，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在此订婚；徐志摩与陆小曼是其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慕名到此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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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门舞厅还培养出了许多娱乐明星，如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就是著名的百乐门“一代歌后”与“大众情人”，她１１岁那年，就曾在３０００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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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一只破箱进上海，满船财宝返故乡。这绝不是几个上海流氓大亨的神话，其中也就包括好些外国人。

　　１８７４年，一个叫欧斯爱·哈同的英国籍犹太人从印度来到上海租界准备发财，他最初在一家洋行里看大门，业余做点烟土生意，几年之后他把积攒下来的钱款一次性投资购买了当时还十分荒凉的南京路西段地皮，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哈同的主要精力就只够用来数钱了，当初以每亩２０两银子买来的土地已涨了两万倍。于是，远东第一富翁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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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亨一词可能就于同期出现，其最初意思是专称为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的。但它的来历却很有趣，１９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名为“亨生”的马车，这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进入上海后，被称为“亨斯美马车”。第一个拥有这种马车的华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而且是花费了数十万银两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当时的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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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到了几个著名的大亨。

　　张啸林绰号“三色大享”，浙江慈溪人，１９１２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到上海，先做鸭子卖补药，一步步混成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开赌城、办妓院、玩女人。上海沦陷后成为汉奸，为日军购运军用物资。１９４０年８月被国民党特务除掉。电影也是这样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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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流氓大亨”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后被法租界录为巡捕。黄金荣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活络。因破得几起大案，而升任华探督察长，从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自称“天字辈”青帮老大，此后，他利用手里的权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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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１４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后进入黄金荣公馆，得其赏识，慢慢发迹。他善于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并一改传统流氓打扮，身着长衫，广结名流。他甚至还出钱购买了１６００套《鲁迅全集》。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罪行，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几千名工人惨遭杀害……杜月笙为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被封为少将参议；黄金荣看到了自己门下的老辣，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帮中第一人。后又创办中汇银行，涉足金融业。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物资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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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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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又是专门叫人怜惜的———因为几个著名的女性。

　　胡蝶，原名胡宝娟，广东鹤山人，１９０８年生。从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拍摄过《秋扇怨》、《珍珠塔》、《火烧红莲寺》、《自由之花》、《啼笑因缘》、《女权》、《胭脂泪》、《后门》等影片，１９３３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１９３４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连得两元，被人们称为“老牌影后”。１９６０年，《后门》一片获日本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１９６５年，胡蝶正式告别影坛，到台湾居住。后随儿子到加拿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