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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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片获日本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1965年,胡蝶正式告别影坛,到台湾居住。后随儿子到加拿大定居,1986年出版回忆录,同年获台湾金马奖,19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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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1910年生于上海,少女时代历经贫困与屈辱。自16岁伊始,共出演《挂名夫妻》、《自杀合同》、《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人生》等29部电影,塑造了从农村少女、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到交际花、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等角色———这些角色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些结局似乎也影响到了阮玲玉本人,她从一开始就婚姻不幸,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专利品,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黄色报刊的攻击,终于逼使善良而懦弱的阮玲玉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杀,年仅25岁。
阮玲玉曾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与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撕毁,加把锁,一直随身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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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悲剧主角是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录制了两百余首歌曲,从懂事起她就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以证实自己的出身,至1945年拍摄《凤凰于飞》,几乎是用影片的方式公开寻母,仍旧未果,世态炎凉,周璇整日以泪洗面,悲苦哀泣,终至绝望,于1957年9月22日发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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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说到张爱玲,原籍河北的她家世显赫,曾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父为清朝大员。张爱玲已被公认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一出生似乎就陷入了悲剧,童年时父母离婚,父亲一度扬言要杀死她,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又遇香港沦陷,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不幸……好在读者睁眼,自她被从宣传机器的重重重压下透出一点气来,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几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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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美女陆小曼,1903年9月出生于上海。通法文、英语。九岁由父母做主嫁给江苏无锡人王赓。陆小曼对他敬多爱少。徐志摩与王赓是好友,日久生情,徐志摩试图远赴欧洲逃避,但终因陆小曼病重又奔回北京。后两人终成眷属,却又让徐志摩的严父不待见,被禁锢在老家浙江海宁硖石,自负自尊的陆小曼随即染上肺病。后来,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陆小曼要求到上海生活,徐志摩只得花月租100多大洋租了一层楼,又雇了十四个佣人,养了车,陆小曼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票戏到半夜三更,还因体弱多病而染上毒瘾,挥霍无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赚钱,最终为贪便宜,搭了一架免费的邮物飞机而意外死去。
徐志摩一直想改造陆小曼,陆小曼一直躲避,徐志摩的死终于使她彻头彻尾的洗尽铅华———谢绝一切交游,素服终生地整理徐志摩的文集,以此来表达她迟来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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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情是被置于一种高精密的仪器中测量的,这种仪器叫度量衡,度是揣度,量是丈量,衡是找平。比如,别人请你吃了一顿饭,他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饭?此为揣度;他请你这顿饭花了多少钱?这是要留着丈量的;最后,我又在什么地方回请他?而回请就有回请的规矩了,首先是地方要略好,而且价要稍超,这就是钱钟书所谓请饭如播种,普撒一遍,挨着收获,而且收获越来越大。这显然都是经过民间反复计算和实践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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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提到过商务印书馆曾雇佣的一位叫黄警顽的专事应酬的人。“只要他见过一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十里洋场就这么锻炼人,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人能有这样的精明“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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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写到一个陈雨堂,长时间困顿,好几次想去跟一个熟识的伊紫借点钱,都没有成功,因为他是穷人,可后来,陈突然发迹要去山东做官了,伊就主动地把钱送上来了,因为,不久以后,这当初的穷朋友说不定就有用得着的地方,至少,也算攀了个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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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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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从来都是一个最近的入口。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据我看这说得有点过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在这之前,我学会了很多种方言,但上海话对我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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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证,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担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这点基于对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则,上海人又不是不说普通话,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说英语,甚至日语,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着用语言同别的地方拉开距离与层次,而只是客观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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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除了说人是外地人,不像个上海人(这里是把上海人当品牌的),还会骂人是穷鬼,这有可能是你真穷,可能是你抠门。所以,他们骂乞丐理直气壮,乞丐均愧色而退。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乞丐的分别是很小的,所以,他们要看不起你时,你的地位一下就没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请他一顿天价的晚餐,他立刻就对你恭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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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排外”还有一大罪证是把外地人统统称作“阿乡”。这种心理与上海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建国后的经济领先地位,以及开放的对外交流,追崇欧美时尚领风气之先等等,形成的优越感有关。自然就觉得比外地人多了见识,最方便地把这种反差表述出来,“阿乡”的称呼自然成为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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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等级意识则远非往日,主要是由金钱造就的,所以,在上海发了财的外地人非但不会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穷土著看作阿乡了。这时,还在统一着口径说上海人把外地人称为阿乡,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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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般地称“阿姨”是特指的保姆。这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不一样。在北方,人们注重亲情,所以,保姆跟当地的人结婚,或是在一个教授家一边做保姆一边就考上了大学,这样的新闻不是一起两起,而安徽保姆还几乎成了一个品牌。但只有上海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保姆,就只是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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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姆只是一种极为低级的职业。上海一个现今相当有名的女作家,第一次见面就给我抽大麻,我只想跟她聊聊她第一次到上海做保姆的事情,结果她大为生气,大麻也不给我吸,还拂袖而去。我十分奇怪,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呢?常人感觉丢人,你一个作家怎么也这德性?而且我问这话也有我的道理,毕竟我可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这些我都还从没叫过一声苦,有啥?交流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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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可以不怎么穿,但一定要得体,有棱有角,要看得见牌子,头要修剪,衬衣要烫,扣子要得法,皮鞋更不得马虎,总之,衣冠禽兽、人模狗样都不是骂人,这是为别人着想,当然,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名人,你就可以穿得很随意了,这又成了别人为你着想。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利益交换的、比照着的、互动着的,这也是一种规则,一种公认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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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重利益,重到要把利益看得甚于一切。和上海人谈生意,见面不用客套直接进入主题。我以为这里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切交给市场来办,利益会阻止人们做坏人,利益会自动调节社会的需求与冷热,利益可以使合作更单纯,等等。说白了就是上海人市场经济的观念比其他地方人吃得透,不相信人,不相信德,只相信制度与规矩,从这一点来说,深圳离上海确有很大的距离,它的观念就没有这样彻底,所以,深圳有时会爆出一些让人齿冷的低级新闻,或是出现一些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
至于上海人骂人“小瘪三”,加上前边的“阿乡”,都直指贫穷为不齿,其实全国人民心同此理,不过是一两个称呼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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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市侩气当然也有我很不喜欢的,第一,他们还礼太快了。别人上门送情,必出门就还礼,没有合适的礼品也要临时去买,大致价格相当而略贵些。我曾接到一个上海姑娘托我转给另一个要结婚的四川姑娘的礼物,上面还连着一个标价牌,我一把就扯了。后来想起来确实不该把这个小牌子给扯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在天津一章中我还会说,急于还礼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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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见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盯着对方的衣服看,把这当作阅读一个人秘密的所有材料,我是后来才注意到上海姑娘原来真是为了穿着而不惜倾家荡产的,所以,不是有人说嘛?上海女人所有行头都在身上,家里着火也不用着急!不过烧之前她们肯定会给财产保个高额点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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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爱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这句话用在上海女人身上再合适不过。她们总有办法用仅有的金钱达到最佳的着装效果。当年流行全国的假领子、假袖子就是上海人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年代里的伟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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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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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孩的圆滑、成熟和老于世故是早于其他地方的女孩的。她们对男人永远是带着驾驭者的神气交往。上海的小男人应该感谢上海女人的一手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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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上商店可不仅仅是去购物,它本身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去看看最新款式,去吸收点新潮元素,如此等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法国老牌时装杂志的《EILE》大陆版在1988年就在上海创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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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一直跟着美国人看《欲望城市》,城市,国际大都会,就该从欲望上去想办法,让每个人都充满欲望,当然,这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被拔高了的意义,它的教育意义更多的是在更细小的地方。比如,它教会了更多的普通上海人到大宾馆去吃早点,他们只要踏进这个地方,本能地东张西望了,他们于是就已被训练得差不多快优雅了,因为他们又比别的地方人更多地掌握了“你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方法,不用再说吃啦穿的形而下之物,欲望首先是为望眼而生的,其中心词只有两个:看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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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大都市特色也包括一般不往家里带客人,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的房子都太小,不好意思把客人带回来。我不这样看,皮蓬跟乔丹打了近十年球,去过乔丹的家吗?科比跟奥尼尔做队友也不短,只去过一次,还惹了事。家是什么啊?贫穷时代互相取暖的一个容器,而且比心理容器更管用,这说明心灵的层次很浅,所以,才把将别人带回来视为一种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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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是超越了这个的,是比这要求更多的。他们去一趟北京、香港,回来会炫耀吗?不会,能记起的反而是香港人如何对上海的钟情,至于北京或是其他外地,要对上海集体贬损,他们才不会在意。想想,你要说某人的城市不好,会有多少地方的人会跳起来!可上海不会,你尽管骂,说不定再过几年,他们还会为你骂它而给你设个什么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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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侃上海人的一些小市民习气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乐趣,什么上海会议代表抢会议餐;即使是个会议照,上海人也想法往中间靠;还有,上海人请客,如果不是生意上的,有可能会把你叫去一家没什么人的餐厅,点几个菜,看着你慢慢地吃,然后一边说,我吃过了。实际上,他带你到这家餐厅也是早就侦察好的,他甚至还有第二备案,就是那里比这更便宜,只不过,算算车费又确定了这里。
想想,这又怎样呢?上海人不酗酒,会享受,不与同学一起消费,即使消费也要看好是不是平摊。这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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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上海人重实用还不准确,因为他们还要讲求浪漫,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总是像安排在一方邮票上似的。比如,本是用来吃饭的餐厅,他们硬要从中去生出求婚的功能,而且是哪个年龄该上哪家餐厅,都分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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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很多地方都很对我的胃口,比如,他们比较服大哥,不论你通过什么方式证明了你是大哥,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给你当众挤牙膏,端洗脚水,旁若无人,好像是你帮他看清了他的本事,比如只适合做买办什么的。当然,他是有野心的,他只是暂时服你,为的是从你这里学两手,日后他一定会想法去生个自己的圈子,也当一回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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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规矩,必须要照办的,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就说明它是禁得起考验或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上海有好几年都没有像北京似的到处翻挖开修了,一次性搞好,一次性形成规矩,这才是最省力的,我哪怕只为这个也极喜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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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上海人还因为他们常常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或是你想做而不敢、不方便做的事。两人闹翻了,从前的交往便都要用来当众清算,什么哪天哪天你帮我买回来一兜子馒头,而我另一次是给你买回的花卷,你虽然只抽了我两支烟,但比你给我的三支烟还多出几分钱,算这种帐时上海人都很认真,利益基础没有了,友谊、感情全都四散凋零。正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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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很多生活习惯与性格还与他们的居住有关,最典型的是石库门建筑,没有专门的用餐地方,没有厕所,也没杂物间,几口人把房子用木版隔一下,做什么都不敢用劲出声,公用的龙头处、倒尿间总是挤挤密密,眉毛不对眼睛,瞅着瞅着就不顺了,或吵或闹,总之别扭几下,心里的窝囊翻个个儿,人就要舒服一些,这也就是上海人谈事情前的计较,主要是为着后边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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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壳里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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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还特别善于螺蛳壳里做文章,虽然房子窄小,却一样能装修的别有洞天,我曾去过一个上海朋友的家,在拐过几个弄堂快要晕头转向之时终于被朋友领到门前,说是门,但窄的只能一个人通过。10平米不到的小房子被分为1室1厅,厅里音响柜电视沙发书桌一应俱全,而卧室则被非常巧妙的半吊到了空中,朋友戏称为袖珍跃层,当然,一个活动竹梯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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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守时,懂得节约时间,这有殖民时代的生活节奏影响,也跟后来上海的钟表业发达有关———别小看了这一条,我从前跟父亲抱怨说我时间不够,父亲常常都是这样回答我:时间不够用,再去买只表。这表就主要指的是上海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