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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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
钟表是很准确的东西，当然也古板，他们没什么表情，木讷而工于心计，按部就班地做着一切，所以幸好他们懂算计，算计着一切，也就不怕没什么根，有这么市民化的生活，一切就已足够了。当然，钟表还带来“显摆”，有点品味的一两样旧式家具，几个老祖传下的座钟或老式唱机，一遍一遍地擦得锃亮，供在最显眼的位置，把个上百年不到的年轻古董硬生生地显摆成金不换。这就叫懂生活。
３０７
关于时钟，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上海航运业的一个工人，司职舵手，由于担心迟到，所以，一口气买了５个闹钟，置放在卧室里，这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还一口气坚持了３５年，我觉着这事真的只有上海人能做出来。
至于５口闹钟，现在都已被收入上海博物馆了，而在这３５年当中，这些闹钟坏过没有，它的主人没有说。
３０８
在上海挤车，还不如说在大城市挤车的经历都差不多，有什么办法呢？不挤上不去，常常都是这样的，车还未到站，人群就贴着车身一分一寸地跟着，把着，脑袋使劲往门上靠，这是最里边的一层，或说是被推来搡去的人群眼中的就快得到实惠的一群，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一群中的一个，都想搭上这一辆，都奋力向利益中心挤过去，于是，紧张、愤怒、责骂、木讷、懊恼，比较起来，当然宁要实惠，也不要这一堆情绪上身。
３０９
上海人老说“不得了啦”，其实屁事没有，也许是张三走路溅了几脚泥，也许是有人赶了一头骡子从巷道进来了，总之，都“不得了”，这其实是洋人时代的一个活的语言化石，只有犯了跟洋人有关的事，那才真不得了，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有点吓傻了，这样，又过了几十年，才又恢复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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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个知名的交响乐团，比起北京的同类乐团来，上海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供它生长得很好，最近的新闻是把个音乐厅整体平移了一下，想想别处直播定向爆破，而它直播的却是连地气也一并搬移，这就足以给人一个信心，即使海平面再上升，把上海淹了，也还可以整体平移出一些东西，当然这也提醒上海，金茂之类的大楼也许就不要再修了。
３１１
上海到底有多大吸引力？最近的一个出租司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独特而珍贵的参考样本：仅仅是因为听客人抱怨了几句在上海如厕难，这位司机就茶饭不思地只想着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他花了两年时间绘出了几十公斤的上海厕所分布图，拿到测绘局一问，不标准，于是，他又推倒重来，并邀约上了别的出租司机，又耗时费神若干，终于完成。
这份上海厕所地图后来就刊印成了书，并在短短的几天中，就销售了数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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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还有一点是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当然，他自己可能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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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不及说更多的东西，但有一样必须要说，那就是上海的房地产，很热的产业，可是在它的广告上，经常能看到“配套一般”、“生活环境有待改善”等字样，我以为到处看谎话看多了，看上海人这种实话反而有些不习惯了，我想，这可能跟上海居住着一个提倡说真话的老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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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最后还应该提一笔上海的小吃，上海的小吃之精妙决不逊色于其他城市，而且当年只有在上海你才能花半两粮票尝半块月饼，这可是全国都绝无仅有的，比起北京的大葱都要成大捆的卖不知要先进多少！
上海的小吃里我比较钟情小笼包，热腾腾端上来晶莹剔透小巧可爱的让你不忍下箸。当然灌汤包也不错，只是吃的时候要小心，我就曾被烫红了嘴唇。其他的还有滋米团、鲜肉月饼、水晶饺、枕头粽子、莲子羹等等，都可以在上海的老城隍庙吃到。不过我一直无法消受上海人什么东西里都爱放点糖的传统，第一次喝加了糖的青菜鸡蛋汤差点没有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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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本帮菜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好像比较清淡，小盘子小碗的没有什么特别对胃口的，而且也并不便宜。总之，若论吃和穿，上海人似乎更愿意把钱花在后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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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抗洪前线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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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名九八抗洪前线的女人，当时，我正受一出版社之托去到前线，但我只是从电视里看到这位刚当上母亲的妇女，一位战士受伤（好像是烧伤），她当即解开上衣，掏出一对哺乳期的乳房，将浓浓的温热的乳汁挤在伤者的背上。
那是我迄今为止“公开”见过的最饱满的乳房。我常常想，假如是一个知识女性呢？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乳房掏出来吗？
斯旦培克《愤怒的葡萄》里也有一个女性，用她的奶水拯救了逃往西部的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评论就说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滋养了美国精神。现场看一看，我以为这位中国妇女也可以当得起类似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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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长沙时脚打蔫儿了。不能立即下地行走，只有睡在简陋的旅店里，畅想着长沙的一切。
杜甫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确，洞庭湖八百里水光连天，仿佛只为着生长长沙的悲壮与雄阔之气，这就是作为屈原和贾谊伤心故里的一般氛围。屈原作为“政治诗人”，幻想“与日月兮同光”，以香草美人为喻，成为千古诗史自杀第一人。他的问题太多，连着向天问了１７０多个，纠结着无数的伤心悲情。
屈原官场失意，贾谊怀才不遇，积压和内聚的热情便埋下了湖南人“逆境奋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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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的流浪生活养成了我性格的平和，也许仅仅是因为平和，所以，我很容易就在这片土地以及这些人的脸上发现了一种血性。
湖南古称潇湘、湖湘、三湘，因大部分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此地春秋属楚地，也许这就是披坚执锐、血性粗犷之气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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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南，必言及湖湘学派。这个自宋以来自成体系的学派，先是成于周敦颐的“无极”，讲的是天地万物自有其生成规律，但都处于一种无穷变化之中；其下是胡宏，“力行所知”、“理欲同体”，第一次谈到实践；再次是张拭，重“知行互发”，并注意到经济之学，创建城南书院，并随后主持岳麓书院，为湖南的系统培养人才开了个很好的头。这之后，王船山“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虚诞的严重弊端，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韩作荣语），王船山这儿就成了一个新的源头，可以说，胡林翼、曾国藩、谭嗣同以及近代的几个大的湖南人才群体都是从他的思想体系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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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稍好，我往岳麓书院进发。
岳麓书院坐落在长沙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为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冠。大门保持着旧日的“岳麓书院”（传为宋真宗手迹）四字门额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十分显眼。讲堂正厅的一边是朱熹的“忠孝廉节”手书石刻，两廊的正面是乾隆时御史欧阳正焕所书的“整齐严肃”４字，把这些题字连在一起，大致就是书院给我的总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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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始于东晋陶侃在这里建杉庵，唐代修道林精舍于此，裴休、杜甫、沈传师、刘长卿等都曾在此开舍结庐。１０１５年（祥符八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南宋遭毁，宋代修复，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时，“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元代时又被毁兵火，郡人学正刘必大重建。后竟度数经历兵灾，屡次修复，至康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予，又才接上了香火，但还是没坚持多少年，又凋落了，至今日才想起又重整当年雄风，可惜能上山的就只剩下魏明伦或是余秋雨之类的电视明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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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除了岳麓书院，还有爱晚亭、麓山寺、云麓宫、禹王庙，既来，还可有选择性地看看黄兴、蔡锷、陈天华、姚洪业等人的墓地———都是些很革命的好汉。可是，我的脚力还没有恢复，我只在麓山寺的“观音阁”驻足了半天，就看看欧阳询所书的“观音阁”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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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多次盛赞湖南人，抄一段如下：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菜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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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出产最好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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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湖南出产最好的军人，１８７５年，年过７０的左宗棠抬着自己的棺材，亲率三湘子弟挥师新疆，两年后收复。时隔７０余年，又轮到另一个湖南人王震率军攻下了新疆，并要求给左宗棠“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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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利希霍芬在他的关于中国１７省的考察中也写到过湖南人：“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尤其是很多的官员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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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巡抚陈宝箴上皇帝书则这样评价到这个地方：“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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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勇气是一种原始的本性，每临大事或直面新事物，也不需过分刺激，即可得着群情的激昂。有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贫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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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人当初都是以农家子弟致仕的为多。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均来自乡下，考察中国历史，也只有跟土地结合的东西，才可以获取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源源不断的营养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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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几乎都是移民，第一次是元末明初，主要是江西人移来，第二次是清初，再从邻省移入。既为外来户，必多隐忍与坚执，再加上当地的苗、侗与土家族等的强悍民风，一代一代地固结出新的湖湘文化内核。
３３０
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人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走，可他坚决不逃，坚称变法需流血，“请自嗣同开始”，在被砍头前，他还高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没见过外省有这等骨气的。
３３１
湖南人杨度《湖南歌》也许可为这种殉难作一注脚：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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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浮躁，除却功名利禄，因为深深的理学根源，在个别湖南人身上也出现了极强的自律性，这是一种剔决个性后的老狐狸智慧与用世哲学，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也就是他身退之时，不但自己退，还要极力说服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要趟官场的浑水，他给儿子的家书今日大行其道，撷其精华：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自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
３３３
这构成了湖南人精神的另一个向度，韩作荣说：“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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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指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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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名和尚，以诗见誉于世的八指头陀。八指头陀本姓黄，名读山，皈依佛门后，因燃二指以供佛，故自称八指头陀。童年家贫，尝为人牧牛，一日见白桃花开满树，顷刻为风雨所摧，顿悟人世无常，遂涕泣投法华寺出家。出家后偶至岳阳，适逢当地文士雅集岳阳楼，当座悟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举座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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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长沙市天心区的礼贤街，相传是为纪念陶侃的母亲湛氏礼贤下士而定名的。陶侃乃东晋名将，曾任八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陶侃年轻之时，某日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逵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她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来了酒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喂饱了范逵的马。范逵事后得知，万分慨叹地说：“非此母不生此子！”不久，陶侃做了渔梁吏，食用官府的腌鱼，并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非但不受，还十分气愤地退回，理论曰：“汝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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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近代也是名人辈出，计有黄兴、徐特立、任弼时、欧阳予倩、何叔衡、谢觉哉等。在长沙的周边，则有毛泽东、杨开慧、谭嗣同、胡耀邦，革命的名人资源不少。但糟糕的是，有些名人故居严重破损，残败不堪。
３３７
湖南人需要刺激，需要曲折，需要冲撞，他们不可能安于现状，不满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他们的心是向外的，向着更高更远，向着需要大展身手的地方。他们要出头，要介入，要实践，要一意孤行，怀着异常的焦躁不安，渴血般地关注与进入外边的世界。这是山地与水域的环境激发而出的湖南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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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或湖南出人才，想来仍符合“山水平衡”之法。既有山，聚仁者，有水，智者居，两相平衡，必有可期。
他们还被称为楚人，中国文化传统与古代土著血统的杂混，富于攻击性，辣椒正是其帮腔。他们也吃蛇，但不像广东人似的鼓捣成大宴，他们只是顺手吃，训练点胆气，他们的食谱中也还有些别的奇怪的像是从楚国传下来的食物，当然，他们也很懂得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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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把湘南的木材扎成木排，顺水飘过洞庭湖，下到各个沿水的城市去卖，风急浪高，孤苦无根，每日里的性命都在险处，这使他们的生命永远处于一种被激荡的兴奋之中，这种兴奋又转过来滋润了他们的苦斗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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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这个名字的由来多种。影响较大的是“星象说”：古人按星宿分野，与社宿“长沙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