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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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城市，因为这里有深圳速度，有那么多人造景观，但这也是个有些冷漠、令人害怕的城市，每年岁末，都有民工为了工钱不得不走上塔吊以身相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就有１４名花季少女为求职居然在同一家黑中介被骗走而遭洗劫碎尸郊外。
这是个让人越来越陌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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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发展太快，快到好像新时代的所有效率只在这一个地方突显，它接纳了太多的精英，包容了太多的新鲜的东西，思想意识，体制、机制等层面的，可是，它的消化能力有限，它的身子还委泥于更为强大的旧的惯性与势力之下，一切都为了钱，消除了一些歧见，但也增加了更多的堵塞与肠梗阻。于是，它开始保守，官员也要腐败、精英开始糜烂。它还在与内地任一城市同化，它的环境越来越不公平，它将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排斥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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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深圳的感觉总体还是很好的，觉着它与别的城市的最大区别还不是建筑之类的硬件，而是，在厕所的挡板上出现的同性恋服务广告———就是从那时起，我就说服了自己不要对同性恋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意见，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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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中国内地共有千万级的富翁约有２４．２万人，由此估算，深圳千万级的富翁约有２万人左右。深圳很多企业或事业单位员工平均年薪都过２０万。一个家庭年薪很可能是四五十万，如果再有个良好的投资每年赚１０％～３０％的话，十几年就千万了。这账倒是很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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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深圳的时候，一只东北虎与一只非洲狮在深圳市野生动物园里交配了，也许它们能顺利生下一个后代，这个后代的名字可能有两种：雄虎与雌狮的后代叫虎狮兽，雄狮与雌虎的后代称狮虎兽。但愿它能生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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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蛋糕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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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停车下来，看不清到底是三镇的哪一块地盘，总之广场上有两个巨大的叉叉，这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以至于我随手就把手中的蛋糕扔了———这东西是在火车上买的，由于火车很正常的晚点，蛋糕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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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件事也没干好，因为一个老太太过来捡起了蛋糕，在外衣上擦了擦又递还给了我，然后她就一直拿眼恨着我，我赶紧张口把那蛋糕吞了，蛋糕上沾的灰很平均地跟牙齿发生了些摩擦。事后我给这件事取了个名字，叫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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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大桥上经过时，车颠得厉害，随后我看清了桥面的坑坑洼洼，即使有警察持冲锋枪守卫，桥还是不经使，要补了。当然，现在桥是补了，只是不知还有没有守桥的人。我觉得这个规矩很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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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桥就看见电视转播塔上高高的剑牌烟广告，于是记起下车买本地烟，这是我的一大习惯，想从一个地方的烟中去抽取些什么丝丝缕缕的东西。本地烟牌子忘了，不好抽，使劲咂，才冒得出烟烟，这事一下让我想起了父亲讲过的汉阳造，打一枪，也要扳一下枪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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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从城市中穿过，江水分割着城市，水流到哪里，城市走向、建筑的门脸，或是别的什么方向就到哪里，总之，人的总体感觉都是跟着水的。没什么原则，也少道理可讲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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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喜欢吃啥烟，没搞清楚，饭店里有一道菜，叫血丸子，梆硬，老板说好吃得很，一定要我点上。
武汉车也挤，我两次都碰上刚挤上车的人就开始吵架，听不清说的什么话，硬，响，感觉也像咬不动的血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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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换到电车上，像广州一样，半路上车顶上的滑竿也脱了轨，师傅停车，操家伙上顶棚敲了好一阵，爬下来就叫大家走路。
终于就选择了最安全的步行，不知怎么就记起蒋介石，记起了亲爱的“娘希匹”，便想绕道去武汉大学看看蒋介石留在那儿的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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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字没看成，看到了刘海粟的字，在黄鹤楼大门上，歌颂改革开放的，也像广州的某家刘海粟题字的餐馆，应景都应不上。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怀疑刘海粟的大师地位的，觉悟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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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一阵，就看到岳飞与他的《满江红》，雕塑似想表现岳元帅能文能武，没办法，只好让他一手持诗卷，一手按宝剑。岳飞显然对这种粗糙的表现手法很有些生气，故意装出像二三十年代舞台剧上的夸张表情，木讷地反抗着。我突然就又记起了在重庆遍寻江姐雕塑的事，又想起先前给我捡蛋糕的同样生气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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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有着１７００多年的历史，是１９８５年新建的。
当然也有很多传说，我买过一本当地什么协会编写的黄鹤楼传说，一个故事都不想给大家转述，总之，这规律我也算摸到了，一个农民多的地方，没什么精彩的故事，大同小异地说说吃，发发财主的牢骚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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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忘说了，那就是到黄鹤楼必经过一段黑不溜秋的地下通道，我问了好几个人，才算找着了就穿过几十米远这么一段距离的地下，麻烦的是，地下通道入口要收费，两元，干什么呢？原来一个不知什么单位的展出就挂在通道里，我说我不看，收费的人说那可管不了那么多，反正要过路，谁知你看不看？我就交了两元，从不知算什么玩意儿的一溜书画中走过，边走边认真地看，并读出几个人的落款，象征性地骂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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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去看看文联一个朋友，不遇。突然记得《长江文艺》还有位熟人，找着了，给他找本地烟，他不抽，就顾自摸出自己的烟抽，我就觉得不能再久坐下去了，正好他也要下楼回家，于是又同路一阵，他隔着厚厚的手套和我道了别，回他的武昌去了，我一转身就去了汉阳，剩下一个汉口什么的，便决定再不去了。
是的，汉口，我念起这个词时，想的是“焊口”，也就是锅烂了，勺把子脱了，焊将从哪里开始焊起的那个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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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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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三兄弟，怎么样才能最终“焊”拢？不知道，只有互相盯着，你有我有全都有，但又没法绝对平均，只有协调，抹稀泥。
我一直想着这事儿，直到离开时，在一个偏僻小巷，我终于听到两个晒太阳的老太太在拉家常，其中一个掀开自己的上衣说：你瞧，我这两边的奶头，老大吃时就老咬左边这一个，老二又是那样，弄得来两边一直不对称了。另一个老太太马上十分同意地补充道：我也是，刚开始两个儿子一人吃一个，也是老三，死活只咬这一个，也弄得一大一小，怪难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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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关注武汉的市民性。
在这个据说是中国最具市民性的城市里，经常会发生些奇奇怪怪的事，有一次，汉口一家宾馆里两个客人把电话打进武汉市公安局１１０指挥中心，要求三陪小姐上门服务，接警电话十分繁忙，警官遂把电话挂了。谁知，两人又连续拔了４次，派出所终于来人将两人带走了，原来他们是用外线电话拔美容美发屋的内线电话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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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的好些事都“市民”得奇特。武汉市崇仁路的杨某的婚宴上，遇一带京腔的女子打听新房的地点，杨也未在意，可到晚上九时，杨某夫妇与准备“闹新房”的客人返回时，门上原本贴着的大红喜字，已被更换为一个大大的黑色“奠”字，地上还撒了些纸钱。显然，这不像是一起简单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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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一个拥有百万元家财的富婆，平日里有两大爱好：跳舞、打麻将。牌场上经常输上千块钱，在她看来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朋友上馆子吃饭，一般都由她买单。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谁会想到她竟偷盗成癖？有时是到邻居家偷，甚至陪朋友去看病，也不放过翻一遍医生的抽屉，哪怕只摸出几片创可贴也算是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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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虽然和湖南一北一南紧紧连着，但气候环境和民风却相去甚远。这里的气候不仅贼冷贼热，这里的天空也总是灰突突的，这里的公共设施是最乱的，人心也是最慌的，说话像打机关枪，还杂着老式的三八大盖。
总之，这个地方市民气息浓郁，但从来没多少浪漫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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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之汉———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事，这太久了，久得不真实，久得都成负担了，所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是铁定需要持守的，因此大家都可不伦不类，将就就行，比如，有一次，我明明点的是昌鱼，他却给我上来一份鲤鱼，没法争辩，因为他看着你的眼神太怪了，他就是那样一副眼神，等着你闹别扭，你一闹，他也就铆上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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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不停地有人怀念着要将此地作为首都，于是，有关这地方差点成了首都的传说不止两种，就是在今日，仍有人还在不断地做着这个梦，因此，有人又在上书国务院要求改首都什么的，总之，魂是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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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崛起，至东汉末年，武汉先后建起郤月城、鲁山城、石阳城等军事城堡，因此地坐控南北，兵家必争。三国时的赤壁大战，此地为古战场的一部分，后来孙权在武昌筑夏口城，并在汉阳筑铁门关。至唐朝，牛僧儒重建江夏城，设山南东道。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屯兵武昌，填词《满江红》。自元世祖将湖广行省的统治中心设于武昌后，历经元、明、清至今，武汉一直为区域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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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将汉口从汉阳分离，从此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功能。从商业和交通来说，汉口镇渐成“楚中第一繁盛处”，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为全国四大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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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的历史记忆大致包括如下几大部分：盘龙城文化、知音文化、东湖楚文化、辛亥首义文化、租界文化和昙华林历史文化。而常说的汉派文化则包括汉派文艺（汉剧、楚剧、杂剧等）、汉派商品、汉派餐饮，汉派作家群，以及在汉著名的学术流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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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华林是最值得去一趟的，位于武昌的花园山和螃蟹甲之间，是旧中国又一个集中了近代洋人和豪门各式建筑风格的街区，这里曾有热闹的教会学校、基督教崇真堂、英国伦敦会所创办的仁济医院，这里还曾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这里还能找到江夏民居纯朴的墙面和门楼，以及最具传统的堂屋，走一遍昙华林的街道，就是温习了一遍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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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就粗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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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佬的菜也跟他们的诨号很相配，那就是，粗就粗到家，精致起来，一道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比如吧，有一道“三丸子”，也即珍珠丸子、藕丸子、鱼丸子———刀功不说了，光是搅拌，就至少要耗去两个小时，把丸子搅得“醒”了又“睡”过去了，如此反复许久，仿佛就使丸子没了任何脾气，就像使肉末又重新生出了一种新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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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蒸菜也很有特点，只以豆酱和豆豉作主要调味，中心词有四：稀、滚、烂、淡。多汁，滚烫，入口即化。当然，到武汉不吃一回莲藕排骨是会留下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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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及其周边多水域，鱼产极多而质佳，得天而独厚———至少比四川的鱼要好，举若武昌鱼（又名狗瞌睡鱼，因主人吃鱼，几乎没什么可吐，狗失了信心，索性睡着了）、银鱼、杆鱼、鳊鱼、洄鱼、糟鱼，全都因其“特殊”而味道独特，鱼多，给人的感觉当然也很滑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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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菜多能单独成席，如，武昌鱼席、虾席、藕席、皮蛋席、野鸭席，这地方水产太多，蒸煨均擅，十分下饭。又分为荆南、襄阳、鄂州、汉沔几大流派。
但在现今的北京城，却并不分这么细，两湖混为一谈，还有自己的协会，我以为这是他们比四川重庆菜发展得更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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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的性格当中还有一项内容也比较重要，那就是老要担心洪水，不定哪天就来，而且几乎是一定要来，将来未来的中间的那种威胁，是要命的，长年耽于一种威胁的麻木也是可观的，你可以想象，那差不多能产生出什么样的怪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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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自强学堂”，这可是比“京师大学堂”还早５年的勉强算现代教育的肇始，随后，他又创办了几所中学和小学，至１９０６年，又开办了“两湖总师范学堂”，不仅办学堂，张之洞还倾心于洋务，以公费派学生出去，学成回来，保证在湖北服务６年以上就成，就是因为有这些垫底，武汉的文脉在近百年还算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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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办学校，兴洋务，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也即汉阳兵工厂，也即“汉阳造”出产的地方。一个有名的兵工厂，对当地的民性民情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但我只想等着别人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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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一天，阎王爷要严惩几个犯事的恶人，小鬼领命后就将几个人通通丢进了油锅，开始的几个一下油锅就死了，可是，最后一个怎么也炸不死，一连３天，那人还是谈笑风生，阎王爷十分不高兴，走下神坛，来问究竟，被炸的人就笑着告诉阎王爷，我乃武汉人，阎王爷你是不知道，我们武汉可比你这油锅温度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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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天太热，人人都在想法要把这热对付过去，全部地丢了也很可惜，因为马上就想到了冬天，所以，人心所向，就是谁他妈有办法能将夏天的热藏起来，等冬天再放出来，冬天也会做同类思考，这样，人就总是会耽于空想与回忆，要是再没有点火气，那惰性也许早就把这个城市吞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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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不怕而闷难忍，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识，武汉人闷，闷得太久了，又没有什么法子可以消遣，只好互相上火，充脾气，或是骂架。没有人有时间讲道理，有道理也要故意不讲道理，当然，表现最充分的是帮人打架，凡是被叫上了，碰上了，总也凑凑份子，或者是帮朋友，或者是帮同乡，好像好不容易才逮着一个机会，一定不能白丢了，他们打架多半就是发泄或是转移一种什么情绪，一种窝火，一种郁闷，所以，打起人来下手也是实打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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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爱骂人，这可是有了名的。“个婊子养的，吵吵半天，还不动手！”武汉人总是爱来真的，好象打一架总比不打一架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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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之热，要把人热死，冷起来又比北方的寒冷更难受。所以，很尴尬。这冷热的两头，就构成武汉人性格的两极，所谓落差很大，但落差归落差，因为大部分都在两极之间，所以，也就没什么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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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仗义的特性在武汉人身上也很突出，但要真正地“两肋插刀”，那就必是认定你这个人可交才行，这性格和鄙视乡下人一连起来，可以这样索解，一个农民的城市里，一定就有用农民的价值标准和心眼来算计利益的人，不像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