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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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土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白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饯，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官商合流却使官僚和商贾都增加了剥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农民。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愈来愈普遍，反之，庄田和商业一直呈现殷富气象，显然，官商的殷富是从农民的穷困中得来的。
第六节 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系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象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是有足够的抵抗力。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掠，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作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借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那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一 北方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场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场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进取关中，先向始毕称臣，借以防止刘武周引突厥兵袭击太原。六一九年，始毕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颉利立始毕子什钵苾（音剥必bōbì）为突利可汗，使统率东面诸属部。颉利勾结诸割据者，连年入寇，深入唐国境，攻破城邑，掳掠人口和财物，甚至长安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六二二年，颉利引骑兵数十万人分路入侵，一路到晋州（山两临汾县），一路破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唐全力抵御，又遣使者郑元（音孰shú）去求和。郑元对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夺得唐地，也不能永久占领。被掳掠的中国人，都归掳掠者私有（充当奴隶），你有什么好处。你不如收兵回去，唐每年送给大量财物，全入你的库藏，这才是你的好处。颉利为唐兵所阻，听了很满意，退归塞外。郑元这些话，说明唐朝有责任消灭这个侵略国，因为无论入侵或谋和，都是中国的大害。颌利讲和后，依然连年入侵。六二四年，有人建议说，突厥所以经常侵掠关中，目的在夺取长安积聚的财富，如果焚毁长安，突厥也就不来了。这是多么怯懦荒谬的见解，唐高祖居然听从这个建议，派人到樊（樊城，在湖北襄阳县北）邓（河南邓县）一带寻求可建都的地方。太子李建成等赞成迁都，唐太宗劝阻，说，给我几年的期限，一定捕获颉利，听朝廷发落。迁都算是停止了。当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国兵力深入到豳州（陕西邠县），唐太宗率兵抵御，双方兵力，多寡悬殊，唐将士惊惧，不敢接战。唐太宗亲率一百骑出阵，在阵上离间颉利、突利二人，使自相疑忌。颉利要战，突利不从。颉利使突利到唐营讲和，突利与唐太宗私结为兄弟，突厥开始趋于分裂。
六二四年，唐己消灭诸割据者（朔方郡割据者梁师都除外），中国得到统一，开始对突厥采取主动，准备进攻。六二五年，唐高祖告朝臣们说，突厥贪婪无厌，我要用武力征服它，今后不再用平等国礼，给突厥文书改用诏敕。突厥在边境上到处入侵，唐兵到处抵御，形势仍是对突厥有利。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唐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与突厥对抗的形势才有根本的改变。
唐太宗刚即位，颉利率大兵进到渭水便桥北，离长安只有四十里路程。唐太宗表示镇静态度，率兵到便桥南，隔渭水与突厥对阵。颉利望见唐军容齐整，知道有备，不敢轻率决战，要求讲和。唐太宗允许讲和，在便桥上与颌利会盟。颉利取得大批金帛，心满意得地引兵退去。唐太宗对朝臣说，我不打突厥，反送给金帛，为的让他们骄惰，以便一举消灭，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就是这个意思。突厥利在掳掠，专靠防守是不能阻止掳掠的，唐太宗决心灭突厥国，这确是唯一可行的自卫法。
唐太宗每天引十二卫小将和士兵数百人到显德殿前练习时术，告诉他们说，外国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人主安佚忘战，寇来束手无策。现在我不让你们掘池筑花园，专教你们学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教师，战时我做你们的将帅，这样，中国人也许可以得到平安。唐太宗亲自考试诸卫习射人的技艺，好技艺得优赏，诸卫的长官也得上等考（成绩）。在唐太宗和诸卫长官督促下，几年间诸卫府兵都成了精锐。唐太宗是善于将将和将兵的大军事家，他在内战中积累起极丰富的经验，一看敌阵，就知道敌阵强弱处所在。他常常用己方的弱兵当敌方的强兵，用己方的强兵当敌方的弱兵。己方弱兵受敌强兵压迫，后退不过数十百步，己方强兵已经突破敌弱兵阵地，进入阵后再反过来攻击敌兵的后背，敌兵前后被击，无不溃败。他的部将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胜名将，诸卫兵又都是精锐，灭突厥的力量是具备了。
突厥方面情形恰好相反。唐朝边境有备，突厥不能从掳掠中获利，国内的利害冲突因而强烈起来。颉利要增加自己的权力，信任汉人赵德言，采用一些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违反游牧族的惯例；又信任胡人，疏远宗族，颉利与部属不和了。突厥国内连年有灾，牲畜多死，民众饥寒，颉利过惯了奢侈生活，自然要加重对民众及附属诸部的剥削，颉利与突厥人及属部都不和了。六二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属部脱离突厥的统治，颉利使突利往击，反被诸部战败。颉利处罚突利，突利怨恨，六二八年，突利上表请求入朝，两可汗不和，突厥分裂的时机更迫近了。突厥北方诸部多弃突厥归附薛延陀，推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怕颉利，不敢接受称号。唐太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唐册封，遣使入贡，为唐属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都受薛延陀统治，在漠北建立与突厥为敌的大国。六二九年，颉利感到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和亲，愿意称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这种请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六路出击，兵力共十 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如何处置突厥人，一时成为严重的问题。
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处置突厥人的办法，最后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使降众居边境上，分突利原辖地为四个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颌利原辖地为六个州，置定襄（治宁朔，陕西榆林县南）、云中（治朔方境，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两个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统率部众。其余酋长五百余人都给将军、中郎将等名号，五品以上军官有百余人，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
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嚼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七四五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东突厥故地全为回纥所有。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二十万。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六四七年，在回纥等部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内附诸部有总称为铁勒的�
